四川江油的校园霸凌事件，虽然起初是一起个案，但其发酵和处理过程却像一面棱镜，折射出中共国社会在未成年人犯罪、基层治理以及社会公平等多个层面所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这起事件的每一次发展，都触及了公众敏感的神经，引发了广泛的共鸣与愤怒，最终演变成一场社会危机和政治事件。

一、未成年人犯罪：法律、教育与家庭的失衡

江油事件的核心矛盾之一，在于施暴者为未成年人，而现行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戒存在争议。这暴露了中共国在社会转型期，法律、教育和家庭在应对未成年人问题上的共同失灵。

1，法律的滞后性与“保护”的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在设立时，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伤害，同时也兼顾教育和矫治。然而，随着社会发展，未成年人霸凌和犯罪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发生了变化。江油事件中，施暴者嚣张地声称“又不是没进去过”、“没得20分钟就出来了”，这种藐视法律的言论，直接刺痛了公众。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对于一些屡教不改的未成年人，现行法律的“保护性”条款反而成了他们逃避惩罚的“护身符”。

这并非孤例。近年来，类似的恶性未成年人犯罪事件频发，每一次都引发了关于法律修改的讨论。例如，2019年辽宁大连发生的13岁男孩杀害10岁女童案，由于凶手未满14周岁，最终被免于刑事处罚，只送往收容教养，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争议。再如，2023年发生的福建南平初中生霸凌致死案，施暴者同样是未成年人，他们的行为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但最终的法律制裁却因年龄而受到了限制。

这些案件共同指向了同一个问题：现行法律的年龄分界线是否仍然适应当前的社会现实？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防止将未成年人过早推向刑事司法体系，留下难以抹去的污点。另一方面，当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已经达到甚至超过成年人的恶劣程度时，法律如果不能给出有力的回应，就会损害法律的威严和社会的公平正义感。

2，教育体系的缺失与道德的滑坡

江油事件中，施暴者长期霸凌，且多人围观拍摄视频，这反映出在学校教育中，道德和法治教育的缺失。学校往往更关注学生的成绩、政治姿态和虚无缥缈的“理想信念”，而忽视了对学生人格、道德和法治观念的培养。社会和学校还通过电影、电视、现代传媒和课堂，对心智不成熟的学生进行仇恨教育，这也滋长了一些学生心中的戾气。一些学校在处理校园霸凌问题时，也常常采取“内部处理”、“大事化小”的态度，以维护学校的声誉。这种做法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让施暴者更加有恃无恐。

贵州毕节留守儿童自杀案是另一个沉重的例子。2015年，四名留守儿童在服毒自杀前留下了“被欺负”的遗言。这起悲剧暴露出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背景下，留守儿童群体不仅面临着学业上的困境，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和安全压力。当学校教育未能及时发现和介入这些问题时，悲剧就难以避免。

在江油事件中，学校的沉默和不作为，无疑加剧了公众的愤怒。当校园不再是安全的港湾，而变成了霸凌的温床时，教育的根本目的就被扭曲了。

3，家庭教育的失败与社会环境的恶化

我通过朋友渠道了解到施暴者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并不是传言中官宦和有钱人家的孩子，其父母在孩子教育上的缺失显而易见。施暴者“进出派出所多次”的言论，暗示了家庭在管教上的无力，甚至纵容。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的失败，是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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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研究表明，在快速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传统家庭结构受到冲击，许多父母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子女的心理和行为。例如，在留守儿童问题突出的农村地区，父母常年外出务工，孩子由祖辈照顾，缺乏有效的管教和情感支持。而在城市中，一些富裕家庭的溺爱，也可能导致孩子缺乏同理心和社会责任感。

这种家庭教育的失败与社会环境的恶化互为因果。当社会缺乏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当功利主义盛行，当暴力文化通过网络等渠道渗透到未成年人生活时，他们的心理健康和行为就更容易出现偏差。

二、基层治理：公信力危机与警民关系的裂痕

江油事件的处理过程，特别是地方政府和警方的反应，是导致其从个案演变为社会危机的关键因素。这暴露了中共国基层治理中存在的公信力危机、信息不透明以及警民关系紧张等深层次问题。

1，公信力危机与“轻微伤”的争议

江油警方最初的通报，将受害者的伤情鉴定为“轻微伤”，并对施暴者进行了有限的处罚。这一结果与视频中呈现的恶劣霸凌情节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引发了公众的强烈质疑。民众普遍认为，如此长时间、多方式的暴力，不应仅仅是“轻微伤”，而且施暴者还抢劫受害人的手机、现金，涉嫌抢劫犯罪。民众怀疑官方是为了减轻施暴者的罪行而故意定性。这种轻描淡写的处理方式，使得警方和政府的公信力在一夜之间崩塌。

在缺乏透明度的社会环境中，民众习惯于用“阴谋论”来解释官方的每一个举动。当官方的解释无法令人信服时，人们自然会怀疑背后是否存在包庇“关系网”或“特权阶层”。这使得事件的焦点从“校园霸凌”转向了“司法不公”。

2，信息公开的透明度问题与舆论的失控

在事件发酵初期，地方政府未能及时、透明地公开事件的全部细节，使得不确定信息有了滋生和传播的空间。当“施暴者是官二代”等不确定信息在网络上迅速传播时，民众的愤怒情绪被进一步点燃。虽然警方后来反复“澄清”，民众根本不相信。

这反映了在突发事件应对中，地方政府在信息公开和舆论引导方面的能力不足。当民众的知情权得不到满足时，他们就会从非官方渠道寻找信息，这使得事件更容易被极端化和政治化。中共将其定性为“围攻政府”的群体性事件，正是这种信息不透明和公信力缺失的必然结果。

3，警民关系的紧张与冲突

在江油事件中，当民众聚集在市政府门前表达不满时，地方政府采取了强硬的“维稳”措施，出动特警进行清场。这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警民矛盾。警方本应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和民众安全的守护者，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却被民众视为“维稳”机器和政府的帮凶。

这并非孤例。2023年发生在河南周口的“村镇银行储户维权事件”，大量储户的存款无法取出，当他们聚集在银行门口维权时，当地政府和警方采取了强硬的措施，导致警民冲突。这些事件共同表明，在面对民众的合理诉求时，一些地方政府习惯于用强硬手段“维稳”，而非通过协商和沟通解决问题。这不仅仅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加深了警民之间的裂痕，也凸显了中共现政权的非法。

三、社会公平：民众的愤怒与历史的回响

江油事件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大规模的社会抗议，不仅仅是因为霸凌本身，更是因为这起事件触及了中共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社会公平问题。民众的愤怒，是多年来对司法不公、阶层固化和权力滥用等问题不满的总爆发。

1，对司法不公的深层焦虑

民众对江油事件中“轻微伤”的强烈反弹，根源在于对司法公正的深层焦虑。长期以来，民众普遍认为，在司法实践中，“有权者”和“有钱者”更容易逃脱法律的制裁，而“无权者”和“无钱者”则更容易受到严惩。

这种不信任感并非空穴来风。“我爸是李刚”事件、孙小果案等一系列案件，都深刻地揭示了特权阶层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干预司法，挑战法律的公平性。当民众看到受害人家庭背景普通，诉求得不到伸张时，他们会自然地将这种不公平归咎于整个司法体系，而非个别案件。

2，对阶层固化的不满

在快速的经济发展中，中共国社会形成了新的阶层结构。一些人通过努力和非法手段实现了阶层跃升，但更多的人则感到上升通道越来越窄，阶层固化越来越严重。江油事件中，施暴者的嚣张言论，被一些人解读为一种“特权感”，即使他们家庭背景一般，也可能因为“混社会”或“有关系”而获得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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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红色权贵阶级肆无忌惮地宣扬“打江山的坐江山”，以及目前中国政坛的现实，迅速地拉开了官员与红色权贵阶级的距离，拉开了普通民众与官员的距离，中国社会被严重撕裂，许多官员，特别是基层办事员认为，这个国家、这个政权是权贵们的，与他们无关，他们是在为红色权贵们打工，在行政时他们往往应付、推诿，敷衍塞责。老百姓特别是工人阶级则从共产党口头上宣传的“国家主人”沦落成了事实上的被统治者或奴隶，心中不免愤懑。

江油虽是一个小城，却是一个移民城市，城区超过一半市民的老家在上海、北京、鞍山、哈尔滨、黄石等地，在四、五十年前的大三线建设期间，他们的父母、爷爷、奶奶从这些地方来到了江油。江油位于宝成铁路枢纽线上，四川盆地与岷山交接处，曾经是大三线建设的保障基地，除了建设有与军工有关的特殊钢厂，还建设有大型发电厂、大型的水泥厂、大型矿机厂等。这里还有许多国家级的研究院所，曾是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时代的变迁把他们、他们的后代固化在了这个小城，沦落为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底层市民。

这种对阶层固化的不满，在历史中也曾多次出现。明末时期，土地兼并严重，官绅勾结，底层农民失去了土地，生活困苦。李自成等起义军的口号“均田免粮”，正是对这种不公平社会结构的反抗。

3，权力滥用的历史回响

在江油事件中，地方政府在处理民众抗议时的强硬手段，让许多人联想到了历史上“官逼民反”的悲剧。当民众的合理诉求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得到满足时，他们往往会选择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

明末“杨柳青事件”中，官府为了征收军粮，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榨，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清朝“盐贩起义”中，官府对盐商的盘剥，导致盐价飞涨，底层民众生活艰难，最终引发了起义。

四、出路何在

面对江油事件所暴露的深层次社会问题，中共国的出路在哪里？这是一个复杂而沉重的历史命题。无论是和平转型还是暴力革命，都存在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和平转型，意味着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通过渐进的改革来解决社会矛盾。这要求政府能够倾听民意，推动司法独立，保障公民权利，并逐步建立一个更加透明和负责任的治理体系。这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和决心。

暴力革命，则意味着推翻现有的统治。这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但其代价往往是巨大的，伴随着长期的社会动荡和流血冲突。明末的农民起义，最终虽然推翻了明朝，但也导致了清朝的入关，社会经历了长期的混乱。

中共国的出路，或许不在于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在于如何重建社会信任，弥合社会裂痕，特别是在社会治理方面，需要有现代化的社会治理机制，这需要：

1、推动法治建设，确保司法公正。

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保障每个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利，是重建社会公平的基石。建立宪法法院，确保政府在行政过程中不违宪。

2、深化教育改革，重塑道德。

改变以成绩为导向的教育模式，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法治、道德和心理健康教育，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同理心，禁止在未成年人中进行仇恨教育。

3、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废除一党专政，实行宪政民主。

4、实现基层自治，提升基层治理能力，重建公信力。

江油事件，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共国社会长期积压的矛盾。它提醒我们，如果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那么类似的事件，只会以更加激烈和频繁的方式，不断地冲击着整个中国社会。

二零二五年八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