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肯塔基州伯里亚市，伯里亚学院（Berea College）的学生们正在打包“伯里亚甜甜圈”（Berea Do-nut），赚取额外收入
12岁那年，我去了一家管风琴修理公司工作，我修理的不是科技含量很高的管风琴，而是那种老教堂里的管风琴。我当时拿的是现金工资。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
我会在阁楼里爬来爬去，脚下踩着嘎吱嘎吱的死鸽子骨头，找到需要修理的管道，通常需要清除灰尘和污垢。我会听着老板在下面的管风琴的手键上弹奏一个键，找到有问题的管道。找到后，我会把它拔出来，修好，再放回去。
我主要用钢管（实际上是长笛）来练习最高音。
我的老板警告我一整天都要保持喉咙的放松。这是因为我们会不自觉地模仿音调，随着时间的推移，喉咙会越来越痛。工作的第一天，我回家时喉咙真的痛了。第二天我听从了老板的建议，问题就消失了。
我之前没有这方面工作的经验，为什么会被老板选中呢？多年之后我才想明白。是因为我身材瘦小。我能用成年人做不到的方式穿过阁楼狭小的房间。没错，我的身材和年龄在当时是一个优势。
现在回想起来，尽管当时老板有使用“童工”的嫌疑，对于我来说，那时我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在教堂举行礼拜仪式的时候，我们只能停下手中的工作，一边休息观看礼拜。我人生中的第一场天主教弥撒就是在那时看到的，它让我感到神奇又神秘。如果不是做这份工作的话，我永远也不会看到。弥撒结束之后，我们又回去工作。就这样，我们在一个教堂看完礼拜之后，就换到另一个教堂。整个夏天我都在这样做。这些都是我童年时期最美好的回忆。
是的，我因为年轻和体型瘦小而被选中做这份工作，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孩子们被选为扫烟囱工的原因一样。那些戴着高顶礼帽、穿着燕尾服的孩子们的老照片是真的。他们喜欢打扮成贵族，爬进爬出烟囱，弄得脏兮兮的，还能因此得到报酬！
这样做有问题吗？曾经发生过悲剧吗？当然有，然而解决办法却非常严厉：强制孩子们不得工作以及实行全日制义务教育。
1936年，美国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1882—1945）签署了一项法案，禁止所谓的童工（child labor），但实际上法律上所定义的童工应该称之为青年工作（youth work）。在二战爆发后不久，年轻人被征召入伍，被派往异国他乡，而年轻的孩子们则尽其所能地为战争出力。在这种情况下，新法律的执行情况充其量也只是勉强可行。
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项新法律才真正开始对年轻人产生影响，然后我们看到了那一代人成长起来之后发所生的事情：源于“代沟”（generation gap）的社会失范（social anomie）开始出现。代沟当然会存在的：因为出现了第一代不知道工作为何物的年轻人。
即使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可以找到工作。然而在如今的这个年代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有家族生意，或者在农场干体力活，或者你是个童星。这些都是法律上的例外，至今仍然有效。
理论上，一个人14岁就可以开始工作，但是雇主受到严格限制和要求。学校和家长必须提供豁免。此外，他们的工作内容也受到一系列限制。由于是义务教育，孩子们本来就不能经常工作，所以很少有雇主会考虑他们的申请。实际上，孩子们要到16岁才能工作。然而即使到了16岁，也有一些限制。过了16岁，孩子们就用其它事情来填补空闲时间。这就是青少年工作数量持续下降的原因。
美国青少年劳动力参与比率走向示意图（1950—2025）。数据来源：联邦储备经济数据（FRED），美国劳工统计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图表制作：杰弗里‧塔克（Jeffrey A. Tucker）
如今，大多数孩子上大学甚至到毕业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任何工作经验。他们被扔进茫茫的职场海洋，手里拿着一张毫无用处的学位证书。他们对工作感到愤怒，对老板心怀怨恨，想方设法偷懒磨洋工。这是因为他们完全被大学这种福利制度所塑造，或者在课堂上被宠溺了18年，一无所获。他们根本没有做好工作所需的准备。
至于初中和高中的孩子，三分之一的人正在服用某种精神药物，让他们整天安静地坐在椅子上，长达12年。我们正面临一场精神疾病的流行病，这些疾病如今被冠以一个世纪前还不存在的新名称。
我把这一切都归咎于罗斯福总统当年签署的禁止童工法案。我们付出了巨大的文化代价。如今，我们却看到出生率出现暴跌，其中部分原因是孩子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却没有给家庭带来任何好处。没人喜欢孩子被“商品化”，但是你知道更糟糕的是什么吗？是一种经济安排，让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高达一百万美元。难怪出生率会出现暴跌。
这其实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原理。然而不知何故，每当我提起这个话题，人们就试图让我闭嘴。他们甚至对我竟然允许自己想到这个话题感到震惊。毕竟，废除“童工”是现代社会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他们一向就是这么说的。
坦白地讲，我从来不理解这样的想法，也不明白理性讨论这个问题会有什么禁忌。终于，最近有人提到了被认为是禁止童工的最佳、最具决定性的论据。这个论据出自德国政治理论家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的《资本论》（Capital）第一卷。我决定读一下一探究竟。马克思在书中赞扬了英国议会在1844年《工厂法》（the Factory Act）中禁止童工的规定，并向读者讲述了使用童工的恐怖。
我无法质疑这些案件所提到的事实。我确信这一切都相当残酷，对孩子们来说往往非常可怕。即便如此，有些人仍然试图赚钱，抓住机会。尤其是针对孤儿。这其中存在剥削吗？当然存在。政府监管机构介入是否合理？或许吧。
话虽如此，马克思关于这个话题的章节中包含了一段关于童工的哗众取宠的理论。我反复阅读了好几遍，以确保理解无误。他写道：
“由于把未成熟的人变成纯粹的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芜，这种精神状态与自然的无知截然不同，自然的无知使智力处于休耕状态，但又不破坏其发展能力和自然的生产力，这种荒芜最终甚至迫使英国议会规定，在工厂法管辖的所有工业部门，接受小学教育都是14岁以下儿童从事‘生产性’工作的强制性条件。”
大家注意到了吗？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关于童年的宏大理论。他说，青少年“自然的无知”使“心灵处于休耕状态，但又不至于破坏其发展能力和自然的生育能力”。“休耕”（fallow）这个词在这里很不寻常，但它指的是农田，指的是先前耕种过后闲置下来进行恢复，以便在未来变得更加肥沃的土地。因此，对马克思来说，儿童的心灵就像一块应该被允许休耕的农田。
那么我来问一下：你认为这是真的吗？年轻人没有任何任务、负担、期望、工作或任何认真的参与，这样真的才算过得最好吗？这不是在说一个十岁的孩子会在花丛中嬉闹，或者用棍子推铁环。毕竟，在马克思看来，即使是要求孩子做家务、打扫房间或安静地坐在教堂里，都会破坏他们“闲散”的心灵，使其摆脱“天生的无知”，释放出“天生的创造力”。
所以这不仅仅是找份工作的问题。马克思似乎在谴责人们对孩子有任何的期望，或交给他们任何的任务！这简直就是英国小说《蝇王》（Lord of the Flies，1954）里的情节，简直就是犯罪阶层的产物。
我要说的是：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对于年轻人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被迫无所事事，就像我们在疫情封锁期间看到的那样，孩子们没法上学，只能窝在卧室里刷社交媒体。这简直是通向灾难之路。这简直就是对自然精神生育能力的毁灭！这简直就是浪费人生的毒药。
我的主要观点是：马克思对有偿童工的批判远不止于此。它是一种关于童年本身的疯狂理论，类似于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和其它乌托邦主义的理论，认为社会本身本质上是腐败的。
想像一下，如果我们放宽这方面的法律，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孩子们可以在更小的年龄出去工作，有机会接触一个充满责任和期望的成人世界。他们可以体验到获得报酬的滋味。他们将学会与成年人交往。他们可以接触老板和顾客，在一个不仅仅是父母、老师和同龄人的世界里生活。他们可以洞察现实世界的运作方式。
我可以想像一系列的组合方案。孩子们可以早上上学，下午打工，晚上学习。也许他们可以上三天学，然后打三天工。也许学校可以季节性运作，淡季也可以打工，不必遵循严格的模式。为什么这一切都必须由联邦政府来硬性规定呢？
青少年们找工作不一定非要去盐矿、烟囱，甚至风琴阁楼。他们可以去快餐店、酒店餐厅、园艺场，或者在高尔夫球场当球童。随便做什么都行，任何需要有人做的事情都可以做。父母可以监督这个过程，找到最佳途径。
我没看到这么做会有什么大灾难。我所看到的灾难是孩子们被迫昏睡，变得懒惰。长久的经验教训证明，目前的做法根本行不通。
也许我这个提议打破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禁忌，但是我在12岁时就已经热爱我的工作。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很激动，因为我承担了真正的责任，而且至少有一位商人看到了我的价值。我很遗憾今天的孩子们无法体验到同样的感受。事实上，马克思对年轻人及其需求的看法完全是错误的。
作者简介：
杰弗里·塔克（Jeffrey A. Tucker）是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Aust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创始人兼总裁。他在学术界和大众媒体上发表了数千篇文章，并以五种语言出版了10本书，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锁》（Liberty or Lockdown,2020）。他也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文集》（The Best of Ludwig von Mises,2019）一书的编辑。他还定期为《大.纪.元;时报》撰写经济学专栏，就经济、技术、社会哲学和文化等主题广泛发声。联系方式：tucker@brownstone.org。
原文： Why Can’t Teens Get Jobs?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