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专家认为，三峡工程隐患冲击中共合法性。图为2020年7月19日，长江三峡大坝正在泄洪，造成下游洪灾加重，许多农田和房屋被淹

前言

邓小平晚年干了两件大错事，一是“六四”镇压，一是三峡工程上马，这两件错事又是不可分的。

邓小平重新出山之后对三峡工程做过多次指示，根据公开发表的资料，最早一次的是在1980年7月，最晚的一次是在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所谓的92南巡期间。指示的内容互相矛盾，一会儿说低坝方案好（低坝方案是指正常蓄水位海拔150米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一会儿又说中坝方案好（中坝方案是指正常蓄水位海拔180米方案），低坝方案不好，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一会儿说对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中共政府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是绝不会草率从事的；一会儿又说上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从邓小平的指示中可以看出，最初支持上三峡工程的理由是万吨轮船从上海直达重庆与每年1100亿千瓦时的发电量；之后又强调三峡工程可以防御长江的特大洪水；最后又回到三峡工程的发电效益上。

历史资料证明，至少到1989年4月3日那一天，中共还没有做出三峡工程上马的决定。为了保护共产党的政权和家族利益，用暴力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挑选江泽民做总书记和三峡工程上马是邓小平在同一时间做出的决定。邓小平需要李鹏在暴力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时的急先锋作用，但又让江泽民出任中共总书记，所以要用三峡工程的上马去安抚在暴力镇压中出力最多、而在权力分配中没有得到蛋糕的李鹏。中共在讣告中肯定了李鹏对“六四”镇压和三峡工程的贡献，而李鹏在《三峡日记》中又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对三峡工程的作用：“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对建设三峡工程做出了重大决策”。邓小平的决策时间是与决定用暴力镇压天安门民主的决定重合。

自从2003年三峡工程投入运行以来，三峡工程对中华民族的危害就渐渐显露出来，特别是在2008年、2009年两次冲击正常蓄水位失败之后，修改了在可行性论证时提出的“蓄清排浑”运行方式，彷佛又回到了毛泽东时代的“边设计边施工边修改”政策，不同的是现在采取了“边运行边修改再投资”的措施。在2009年三峡工程基本完工之后，中共政府开展了为三峡工程“擦屁股”的三峡后续工作计划，总投资1238亿元人民币，决定继续征收三峡建设基金十年，只是换了一件马甲，改称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基，按计划至2019年底结束。但是该基金直到2025年6月4日仍在收取，这是因为当年就知道三峡后续工作计划需要2000亿元以上的投资，但是这个数额超过三峡工程的全部投资，不好意思如实公布，只能在实施过程中拉长征收时间，以期获得更多的资金。如今在中共政府发表的“十四五规划”中有“疏解三峡枢纽瓶颈制约”这么一项工程，就是在三峡大坝上游再挖一条长江河段，建造第二座三峡船闸，解决现有三峡船闸堵塞碍航的问题。这项新的“擦屁股”工程，需要多少投资？没有公布。但是配合这项工程需要葛洲坝工程航道拓宽100米，需要300亿元人民币投资，是葛洲坝工程总投资的六倍多。简单推算，“疏解三峡枢纽瓶颈制约”起码需要200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投资。这个钱谁来出？看来还是要利用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让老百姓来出。为此，中国百姓应该多多“感谢”邓小平。

一、邓小平：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1980年7月重新掌握中共大权的邓小平在女儿邓榕等的陪同下回四川老家省亲后，11日在重庆登上“东方红32”轮船驶往武汉，陪同的有湖北省省委书记陈丕显、四川省省长鲁大成、长江流域办公室副总工程师魏廷琤等，途经三峡地区进行考察。邓小平一上船就问魏廷琤：“有人说三峡水库修建以后，通过水库下来的水变冷了，长江下游连水稻和棉花也不长了，鱼也没有了。究竟有没有这回事？”魏廷琤回答说：“长江通过水库下泄的水量年平均为4510亿立方米，而三峡水库的库容只有年过水量的8%，江水会不断进行交换，水温变化不大，不影响农业和渔业。”

图1：1980年7月邓小平在轮船上听取魏廷琤（右一）关于于三峡工程150米方案汇报后表态：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网络截图）

在江轮上邓小平听取了魏廷琤关于三峡工程150米方案（又称低坝方案，指水库正常蓄水位海拔150米方案）的汇报。魏廷琤原是林一山的秘书。1953年毛泽东听取林一山的关于建设三峡工程的设想后，决定要搞三峡工程。当时林一山提出的是235米方案，就是水库正好淹到重庆市中心解放碑基座。1958年周恩来提出三峡工程200米方案，是重庆市朝天门最高一级台阶的高度。之后林一山领导的长江流域办公室提出195米和190米的比选方案，结论是200米方案最佳，195米方案其次，190米方案最次。为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规定，三峡坝址至重庆的沿江地区，在海拔200米以下不准搞基本建设。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批准在长江干流上建设330工程（后改称葛洲坝大坝工程），这是毛泽东心中的三峡大坝。为此在海拔200米以下不准搞基本建设的限制取消，比如重庆市的建设下沿发展到海拔180米以上地区。如果在七十年代末还是按照200米方案建设三峡大坝工程，淹没损失很大，移民人数很多，所以四川省（当时重庆市还属于四川省）坚决反对（1975年10月至1980年初赵紫阳任四川省省委第一书记）。面对这个情况，水利部就提出了一个所谓的低坝方案（150米方案）上报中央，试探上层的态度。众所周知，水库大坝的发电能力是水位差的函数，水位越高，落差越大，发电能力也越大。就发电能力而言，235米方案大于200米方案，200米方案大于195米和190米方案，也大大超过150米方案。

邓小平是一个只靠听汇报做决策的人。魏廷琤在汇报150米方案时，移民人数是按150米方案计算的，造价是按150米方案计算的，而其它效益，如防洪效益、发电效益、航运效益则不是来自150米方案，而是来自正常蓄水位更高的方案，甚至是200米的方案。邓小平对魏廷琤报告的关于三峡工程的航运效益，万吨轮船可以从上海直达重庆，特别感兴趣，这和他16岁离家出走赴法国勤工俭学的经历有关。他对魏廷琤说：“1920年出川，去法国留学，船行到中途坏了，只好改变行程，起旱，走陆路出川，交通真是艰难啊！”可见万吨轮船可以从上海直达重庆对邓小平有多深的诱惑。

邓小平乘坐的轮船一到武汉，就立即召见胡耀邦、赵紫阳、宋平、姚依林等中央和国务院的负责人，谈了他视察三峡地区后的意见。邓小平说：“三峡搞起来以后，对防洪作用很大。”“发电2000多万千瓦，效益很大。1100亿度，合全国上半年的全年发电量”，“担心一个航运问题，现了解，运的东西不多，船闸有5000万吨通过能力，顾虑不大。”“另一个生态变化问题，听来问题也不大。”“整个工程投资95亿元，移民费40亿元。”邓小平建议国务院要考虑三峡工程，胡耀邦和赵紫阳表示同意。

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工农业产值翻两番的汇报，谈到准备兴建三峡工程时再次表态说：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二、1984年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150米方案

1984年2月17日中共财经领导小组在中南海开会专题研究三峡工程，会议决定成立国务院三峡筹备领导小组，任命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为组长，宋平、杜星垣和钱正英为副组长。1984年4月5日国务院以国函字第57号档原则批准三峡工程报告：“按正常蓄水位150米，坝顶高度175米设计，请水电部于今年年底前完成初步设计报审。”

从国务院的批文中可以看到，三峡大坝坝顶高度175米，正常蓄水位150米。请问150米至175米高的大坝是干什么用的？难道只是为了显示三峡大坝的雄伟？

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的决定引起了国内外极大的反对，特别是全国政协委员们的反对，当时国内的政治风气是主张推行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反对领导人的拍脑袋决策。全国政协委员们反对三峡工程，邓小平很不高兴，但又不能发作，谁让当时提倡科学和民主决策。

三、邓小平：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

根据李鹏的《三峡日记》，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广东核电投资公司与香港核电投资公司合营合同签字仪式后，特地把李鹏留下，询问三峡工程情况。李鹏向邓小平推荐了“180米”方案，邓小平听完汇报后即表态：三峡工程是特大的工程项目，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要考虑长远利益。过去是四川人不赞成把坝搞高，现在情况变了，四川人，主要是重庆人同意“180米”方案。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中坝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以后可有意识地把国家重大工业专案放在三峡移民区。

2005年7月3日，在重庆市万州区，一对夫妇站在175米蓄水水位线前，他们住在长江水位线以下20米的地方。他们担心自己的未来，不知道会被安置在哪里。三峡大坝已迫使约190万人迁移。(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李鹏《三峡日记》记载了李鹏汇报内容：“中坝方案装机容量可以由低坝的1300万千瓦增加到2000万千瓦，增加700万千瓦，年发电量可由650亿千瓦时（度）增加到1000亿千瓦时，增加300多亿千瓦时”。李鹏向邓小平推荐中坝方案（180米）的发电装机容量为2000万千瓦，年发电量为1000亿千瓦时；而魏廷琤向邓小平汇报低坝方案（150米）的发电装机容量也是2000万千瓦，年发电量却是1100亿千瓦时，比中坝方案还多出100亿千瓦时，多出10%。这笔账邓小平还是应该算得清楚的，中坝方案没有比低坝方案多发电，为什么说中坝方案好？2014年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李鹏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描述他与邓小平的交往，文中两次提到1985年1月19日与邓小平的相见，没有提到李鹏推荐三峡工程的中坝方案，邓小平欣然接受，表态中坝方案好，低坝方案不好。

1992年3月21日副总理邹家华在向全国人大代表做三峡工程议案解释时说，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175米，发电装机容量是1820万千瓦，年发电量是840亿千瓦时，约相当于一九九一年全国总发电量的八分之一。这个175米方案的年发电量840亿千瓦时，比邓小平的低坝方案（150米）年发电量1100亿千瓦时要小许多。三峡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又增加了一个地下电站，增加了420万千瓦的发电装机容量，再加上2台3万千瓦千瓦发电机，一共是2250万千瓦的发电装机容量，年发电量约1000亿千瓦时。最终，三峡工程发电装机容量2250万千瓦，年发电量约1000亿千瓦时，年发电量还是没有超过1980年邓小平听汇报时得到的资讯，三峡工程150米方案的年发电为1100亿千瓦时。

笔者认为，如果李鹏《三峡日记》所记载的为真，邓小平认为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那么邓小平于1980年在武汉召见胡耀邦、赵紫阳、宋平、姚依林等中央和国务院负责人，对三峡工程支持的表态，就是听取了虚假汇报后的错误决策。

四、邓小平：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

1986年3月31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枢、回答关于三峡工程的问题时说：对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中国政府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是绝不会草率从事的。

邓小平接见傅朝枢时的表态，说明李鹏《三峡日记》中所记载的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表态，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是不符合事实的。到1986年3月31日，邓小平还不知道，什么是三峡工程的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还没有定论。

再说，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与李鹏关于三峡工程的谈话，只见于李鹏的《三峡日记》，在2003年李鹏的《三峡日记》出版之前未见于任何中央文件或者两派的争论之中。而且当时在场的只有三人，邓小平、李鹏和李鹏夫人朱琳。新华社整理的《三峡工程建设大事记》，也没有把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和李鹏谈三峡工程以及邓小平的表态：“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收录在内。出版的李鹏《三峡日记》，不是来自李鹏日记原文，而是经过出版之前的专职编辑部门处理的，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李鹏《三峡日记》中没有出现赵紫阳三个字，似乎这位李鹏的直接领导就不曾在中国政坛存在过。

五、邓小平：上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

1986年4月赵紫阳和李鹏分别带队考察三峡库区，其中的一个任务就是决定三峡省筹备组的命运。前面已经谈到，1984年国务院原则批准了三峡工程150米方案，同时也提出要设立三峡特区的设想，后改名三峡省，并成立了三峡省筹备组。198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成立三峡省筹备组的通知，原水利部副部长李伯甯任筹备组负责人，三峡省的省会设在湖北宜昌，范围主要包括湖北省的宜昌地区和四川万州地区。李伯甯在宜昌市招兵买马，弹冠相庆，好不热闹。

这个决定引起了全国政协的极力反对。全国政协委员原本就反对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这一次逮住了抓手，直接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成立三峡省筹备组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以赵紫阳和李鹏分别带队考察三峡库区，回应全国政协的反对。

1986年5月，中共中央举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撤销三峡省筹备组，改为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失去了三峡省筹备组负责人官位的李伯甯从此对赵紫阳记恨在心，成为李鹏反对赵紫阳的最大打手。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出：“上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只要技术和经济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就应该上。”

其实邓小平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只要三峡工程的技术和经济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就一定要上。三峡工程带来的所谓社会问题和三峡工程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都不用去考虑。

中共官方媒体的解释是：如果长江发生特大洪水，将会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这样政治问题就更大了。

1980年邓小平表态支持三峡工程，主要看重的是三峡工程的发电效益和航运效益，平均每年发电1100亿千瓦时，合全国上半年的全年发电量，万吨轮船可以从上海直达重庆。到1985年，中共官方媒体认为邓小平看重的是三峡工程应对长江特大洪水的防洪效益。

六、邓小平：“六四”与三峡工程

在1989年6月4日之前，官方媒体公开发布的邓小平最后关于三峡工程的指示就是“上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只要技术和经济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就应该上。”

当时确实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就是经济可行性，中共政府手中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建设三峡工程，而且三峡工程也没有足够的经济收益来保证工程的经济可行性。按照当年国家计委的规定，一个工程的年收益要达到投资的12%以上，才可以被纳入五年计划。所以三峡工程反对派把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作为反对建设三峡工程的一个主要理由，其实这也是赵紫阳一直拖延三峡工程决策的理由，无非是通过三峡工程反对派表达出来而已。

仔细观察中共官方媒体关于三峡工程的报导，可以发现在1989年“六四”的前后，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翻转，这说明，在“六四”暴力镇压前后，中共决策层对三峡工程的决策发生重大变化，也包括人事的重大变化——赵紫阳的下台和江泽民的上台。

1989年4月4日中共官方媒体都报导了4月3日《李鹏、姚依林、田纪云、吴学谦就我国内政外交问题答中外记者问》，其中有关三峡工程的提问和姚依林的回答如下：

荷兰记者：“在人大刚开始开会时，一些人大代表对三峡水利工程提出一些批评意见。前几天，一些代表还在说，这项工程如果搞的话，将会影响社会和经济的秩序，我想问李鹏总理：您是否不管有什么情况，还继续搞这个工程？”

李鹏：“我请姚依林副总理回答这个问题。他是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

姚依林：“三峡工程现在有争论。主张建三峡工程的人是有道理的，反对上三峡工程的人也是有道理的，因此这个问题还需要经过详细的论证。我认为，三峡工程在今后五年之内是上不去的。在现在治理整顿期间的计划以及将来的八五计划都不会有大规模上三峡工程的计划。因此现在不必花很大的精力去争论。将来如果要上三峡工程，肯定是要经过人大批准的。所以我建议现在这个问题不必继续讨论。”

三峡工程在之后五年之内是上不去的。在现在治理整顿期间的计划以及将来的八五计划都不会有大规模上三峡工程的计划。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表态，特别是在治理整顿期间，中共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去计划在八五规划期间上马三峡工程。

1989年6月3日和4日中共命令军人用坦克、机枪去镇压自己的人民，丧尽天良。

1989年7月24日中共官方媒体都报导了江泽民担任中共总书记后的第一次国内视察，报导标题强调了“贯彻四中全会精神”。这是江泽民对三峡工程的政治表态。

“六四”开枪镇压前后，李鹏成为众矢之的。“六四”屠杀后，江泽民是最大的受益者。( ROBYN BECK/AFP via Getty Images）

1989年7月25日江泽民回到北京去医院探望了正在“养病”的李鹏。六十岁的李鹏为什么在“六四”镇压中挥舞拳头后、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做完《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的错误的报告》后不到一个月就住进了医院？江泽民在医院对李鹏表态：“上三峡工程是十分必要的”。于是李鹏便病愈出院了。

中共前国务院总理李鹏档案图片。(GOH Chai Hin/AFP)

关于江泽民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国内视察的报导特别提到要以实际行动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在“六四”暴力镇压之后，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十三届四中全会，正式撤销了赵紫阳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务，宣布江泽民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其实撤销赵紫阳中共中央总书记等职务的决定在1989年6月4日之前就已经做出了。

根据赵紫阳回忆录，1989年5月20日在邓小平家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邓小平、陈云、杨尚昆、李先念、彭真、王震等与三位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姚依林，还有军委领导人，会议做出了两项重大决定：撤销赵紫阳中共中央总书记等职务和由江泽民担任新的中共总书记。关于这次特别会议的日期，根据《李鹏日记》是1989年5月19日，那天李鹏是到得较早的一位，邓小平同志把李鹏叫到书房，邓小平说，你继续当总理。接着邓小平又问：你看江泽民同志当总书记怎样？李鹏当即表示赞同。

应该在这次会议上也做出三峡工程上马的决定，由李鹏负责，这是对在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出力最多、而没有能从中共第二号领导人更上一层楼的李鹏的奖励，毕竟“水轮机一响，黄金万两”（李鹏语）。参加会议的邓小平、李先念、王震都是坚决支持三峡工程上马的，在后来的决策程式中，李先念、王震起了很大作用，其中王震家属在三峡工程中获利巨大。

七、邓小平：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苏联、欧洲那些地方都是如此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家人卓琳、邓琳、邓朴方、邓楠、邓榕以及王瑞林等陪同下，到南方多个城市视察，被称为九二南巡，途中的讲话被称为南巡讲话。之后中共官方媒体高调发布了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内容，如“判断改革开放姓“社”姓“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又如“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等等。没有任何报导提到过，在九二南巡过程中对三峡工程有过表态。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巡。图为1992年1月1日邓小平和家人在深圳期间。(法新社)

2011年12月31日为纪念邓小平南巡二十周年，凤凰网财经于2011年12月31日发表了邓小平南巡讲话（全文）。在发表的讲话全文中，也没有记录邓小平对三峡工程的表态。

2016年9月中共官媒公布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原声全记录，据称是无删节版，中有邓小平关于三峡工程的表态：“到美国一看，人家凡是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苏联、欧洲那些地方都是如此。这可以增加多少国力和财富呀！”而这段话在之前发表的邓小平南巡讲话或者南巡讲话全文中都没有出现过。

九二南巡邓小平又回到了三峡工程的发电效益上。

一个国家的水能资源有多少，要搞清三个概念，一是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二是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三是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

就拿中国和美国1990年的资料来分析：

资料来源：赵厚纯等：世界江河与大坝与笔者计算

就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而言，中国是世界第一，比美国多一些。

如果一个国家的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为100%的话，那么中国的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占32.43%；中国的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只占21.28%。

美国的技术可开发水能资源占11.78%，美国的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只占8.38%，比中国的21.28%要差许多。

资料来源：赵厚纯等：世界江河与大坝与笔者计算

美国认为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只占8.38%，就是凡是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最多也只是可开发8.38%的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不到10%的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而中国认为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占21.28%。

这个差别就在于对经济可开发性的评价。在美国，像三峡那样的水能资源只会计算在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中，是绝不会计算在经济可开发性的水能资源中，如果开发水能资源会引起大规模的移民，在美国也被认为不是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如果开发水能资源会破坏自然景观资源，在美国也被认为不是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这就是差别。如位于美国与加拿大边境上的尼加拉大瀑布，水能资源非常丰富，美加两国只利用了其中很小一部分，其余大部分就不具备经济可开发性。在欧洲也是同样，德国莱茵河的莱茵女妖处，水能资源也很丰富，为什么没有开发？这里是莱茵河自然景观最美的河段，在这里建大坝会破坏莱茵河最美的自然景观，会淹没德国的法兰克福市。瑞士的环保组织也类比过，在瑞士与德国边境上莱茵河上建造一座大型水坝发电，工程将淹没苏黎世和伯恩。如果不认识这种认识上的差别，只是听别人汇报说，美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中国也应该向美国那样，就会在判断上出现偏差。

邓小平在1980年听完汇报后说，三峡工程年发电量1100亿千瓦时，相当于中国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12,600亿千瓦时/年的8.73%，而差不多相当于美国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3,760亿千瓦时/年的29.3%。

截至2024年底，中国水电装机容量达4.36亿千瓦，2024年中国水电发电量14,239亿千瓦时，已经超过表中的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12,600亿千瓦时/年。如今中国已经不再讲水能资源的三个概念，而只是讲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用邓小平的话说，（中国）能修水电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而且还要继续大修，比如要在喜马拉雅山大拐弯处修世界最大的水电站，据称年发电量达3000亿千瓦时，一个工程就超过美国的经济可开发水能资源。此时邓小平岂不是要从地下活过来庆祝一番？

八、三峡工程带来的危害

1992年全国人大批准三峡工程上马，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动工。自从2003年6月1日三峡工程投入运营后，三峡工程的危害就渐渐显露出来。将这些危害简单梳理如下：

第一：长江年径流量减少约10%，这与三峡水库形成之后的水库蒸发量增加有关，也与三峡开工工程建设后上游的水电梯级开发有关，也与大坝上游大建引水工程、灌溉工程增加有关。长江流域是中国经济的重地，长江年径流量的减少，对长江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十分不利；

第二：中共一向吹嘘的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特别是在应对二十年一遇、甚至百年一遇或者千年一遇洪水的防洪效益。三峡工程真实的防洪效益实在小得可怜。三峡工程投入运营后，真正遭遇二十年一遇的洪水是在2020年。这一年重庆寸滩最高洪水位超过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洪水位，超过1981年的最高洪水位。实践证明，三峡工程上不能保重庆的防洪安全，下不能保武汉的防洪安全。荆江地区、洞庭湖地区的防洪能力也没有提高到能防百年一遇洪水的水准；

图7：中共官媒对三峡工程防洪效益描述的改变，其中多篇报导来自新华社驻三峡工程记者站负责人施勇峰因涉嫌贪污、嫖娼等问题被正式逮捕。（网路截图）

2020年8月19日，中国重庆一条被水淹没的街道

2020年，这一年重庆寸滩最高洪水位超过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洪水位，超过1981年的最高洪水位。图为8月19日重庆水灾景象。(STR/ AFP)/ China OUT）

2020年7月6日，湖北省武汉市观江亭淹没在水中。（STR/AFP via Getty Images)

第三：邓小平1980年支持三峡工程上马时的所说的年发电量1100亿千瓦时没有实现，李鹏1985年汇报时承诺的三峡工程年发电量1000亿千瓦时也没有实现。三峡工程实现的发电装机容量2250万千瓦，比邓小平1980年和李鹏1985年说的2000万千瓦都要大出10%。2008年原计划的32台70万瓦千的水轮发电机和2台5万千瓦的发电机安装完毕，2012年2250万千瓦发电设备安装完毕。从2013年至2024年底，三峡工程一共发电11157.07亿千瓦时，平均每年929.8亿千瓦时。2020年三峡工程发电量达到1118亿千瓦时，为最大值，而2022年三峡工程发电量仅有787.9亿千瓦时，为最小值。为了三峡工程能够达到发电目标，已经有人建议，提高汛期三峡水库的蓄水位，牺牲防洪功能，增加发电；

第四：三峡水库的出现，引起了三峡库区及周围广大地区降雨的变化，暴雨频率增加，暴雨强度增加，洪水位增高，三峡库区在洪水期间的洪水水位几乎年年超过三峡水库正常蓄水位海拔175米，淹没移民新城镇，三峡库区成为洪水危害最为严重的地区；

目前三峡库区成为洪水危害最为严重的地区。（AFP）

第五：三峡库区的地质灾害增加，特别是三峡水库周期性在145米与175米之间变化，使得库岸一段时间被库水浸没，一段时间又出露水面，这个周期性变化加速了库岸风化和劣化。彻底治理库岸风化和劣化需要大量资金，这笔资金将超过三峡工程全部投资。库岸风化和劣化也已经影响到长江航道航行安全。目前三峡库区的一场暴雨往往引发十几场地质灾害，众多居民的住房处在地质灾害危害之下，不是住房有滑入河流的风险，就是住房有被滑坡或岩崩掩埋的风险。主动搬迁避险需要大量投资。水库诱发地震的风险依然存在。资料显示，广东新丰江水库建成后逾60年，仍诱发地震；

第六：三峡工程环境影响评估报告认为，三峡水库形成之后，极端最高气温约下降4.5C，极端最低气温可升高3C左右，就是中共官方媒体所说的三峡水库的空调机作用。但是三峡水库形成之后，极端最高气温更高，极端最低气温更低，三峡库区特别是重庆市夏季极端最高气温连续打破历史最高纪录，这与三峡工程采用深水取水和深水泄洪有关；

第七：由于三峡水库在洪水期保持较低水位，而在汛期过后、枯水季节开始之时将三峡水库迅速抬高至175米，导致下泄流量不足，造成长江中下游流量不足，使得沿江湖泊，如鄱阳湖、洞庭湖等枯水期提前到来，枯水时间延长，枯水水位连续打破历史最低纪录。鄱阳湖、洞庭湖等湖泊常常在枯水期出现湖底朝天，湖底变成大草原的景象，湖区供水出现困难，湖泊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受到破坏。目前在鄱阳湖和洞庭湖建造拦湖大坝的工程已经被批准，只是换了马甲。这些拦湖大坝对长江三角洲危害很大，但是目前中共政府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根本看不到也不愿去研究拦湖大坝的长远危害；

2022年8月23日，中国江西省九江市，鄱阳湖中的千年石岛落星墩长年位于水面下，久经干旱后，古寺大范围露出水面，河床长出许多青草。(Noel Celis/AFP via Getty Images)

第八：三峡水库清水下泄，对长江中下游的堤防造成极大损害，崩塌常有发生，沿江地区洪水威胁加大。三峡水库清水下泄的另一个危害就是破坏长江河道，无序地挖深河道，使得枯水季节长江河道水位更低，快速地“抽干”沿江湖泊，如鄱阳湖、洞庭湖等的水位。水库清水下泄的第三个危害就是携带的泥沙量不足，使得上海和长江口岸线后退。在没有三峡工程的状态下，长江泥沙在长江口淤积形成大量滩涂，慢慢形成陆地，与400年前的海岸线相比，陆地向东推进了约4公里，平均每年推进100米，江苏的启东等县就是这样形成的。这对于寸土寸金的上海和长江三角洲是何等的财富！三峡工程建成之后，这个巨大的财富就流失了；

第九：1980年向邓小平汇报的万吨轮船从上海直达重庆的目标至今没有完成，原因有四个：部分长江大桥净空太低；荆江航道水深太浅；三峡船闸船室太小；有半年时间三峡水库航道水太浅。目前船闸是三峡工程的最薄弱环节，也是阻碍长江航运的瓶颈，现在需要建造在三峡大坝上游再开挖一条长江河道，再建造三峡第二船闸。中共政府十四五规划中有“深化三峡水运新通道前期论证”这么一项工程，目的就是要解决三峡工程成为阻碍长江航运瓶颈的问题，至于需要多少投资，没有公布。与这个工程配套，必须扩大下游葛洲坝航道100米，根据公布的资料，这个拓宽工程需要300亿元人民币。葛洲坝工程上报毛泽东批准时投资额是12亿元人民币，工程完工时公布的总投资是48亿元。现在拓宽葛洲坝航道100米，竟然需要300亿元人民币！那么“深化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投资不会低于三峡工程的全部投资；

第十：1992年全国人大批准三峡工程。在全国人大批准之前，三峡工程的移民工作试点已经开始。保证移民生活水准达到和超过移民之前的承诺至今没有完成。全国人大批准三峡工程时的承诺，全部移民可以在当地安置，也没有实现，将近20万农村移民被迫远走他乡。一些年老的移民为了不离开故乡，在被强迫搬迁之前，不吃不喝，彻底躺平，也要让尸骨留在故乡。这是何等的人间悲剧。目前一大部分外迁移民希望能回到故乡，但还是无法实现。现在很大一部分三峡工程移民进入了社会低保，有的享受城镇低保，有的享受农村低保，无论哪种低保，都还生活在贫困中，都是纳税人为三峡工程移民安置买单；

三峡移民对他们的未来缺乏信心，甚至感到恐惧。（法新社）

第十一：三峡库区企业空心化问题，失业问题十分严重，尽管中共政府发动各省市和各部委对口支援三峡库区，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命令没有可持续性；

第十二：三峡水库水质变坏。虽然现在的水质检测结果表明，三峡水库的水质还是全国水库中水质比较好的，但是与建设三峡大坝之前时相比，水质明显变坏。三峡水库水质检测检测标准放松了，水质检测的项目有针对性地减少了，检测方法也有目的地做了修改。其实最好的佐证就是三峡水库的沿岸城镇，包括老重庆市区，都不采用三峡水库作为水厂的水源。2007年4月新华社曾报导，三峡大坝的水库被杀虫剂、化肥和污水污染。根据由中国科学院、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和长江水资源管理委员会联合实施的一项研究，30%的长江主要支流均受到严重污染。三峡水库也常常出现富营养化现象；

2010年8月1日，长江三峡大坝附近的江面上漂浮的大量垃圾，岸边有两名工人正在清理垃圾。(STR/AFP/Getty Images)

第十三：三峡工程投入运行之后，长江鱼类资源明显减少，现在不得不采取全面禁渔的措施来保护长江鱼类资源。三峡工程投入运行之后，多种珍稀鱼类被宣布灭绝或结构性灭绝，还有多种珍稀鱼类在耐心等待被宣布灭绝；

2022年7月21日，国际自然保育联盟（IUCN）宣布被称为“中国淡水鱼之王”的长江白鲟灭绝。三峡大坝被认为是长江白鲟灭绝的一个重要原因。图为三峡大坝。(LIU JIN/AFP/Getty Images)

第十四：由于三峡工程上马非常仓促，大量的文物没有来得及挖掘，便被库水淹没。这个损失有多大？中共政府没有公布过资料。就是得到所谓“最完美保护”的文物，价值也大为减损，其中一个实例就是白鹤梁水文石刻，记录了公元763年至1963年1200年间的枯水记录，可谓世界珍宝，目前被淹没在水下，只有通过博物馆的水下观察窗才能勉强看到；

第十五：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报导，三峡工程是赚了大钱的。到2013年年底就已经收回全部投资成本。但中国老百姓为三峡工程支付了巨额的三峡建设基金和后来改换名称的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既然三峡工程经济效益这么好，为什么作为工程真正投资者的中国老百姓没有得到一分一毫的回报呢？2020年11月1日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宣布，三峡工程日前完成整体竣工验收全部程式，但没有公布全部造价。2006年美国NASA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三峡工程建设成本高达6250亿美元”。2006年中，1美元相当于8元人民币，6250亿美元相当于5万亿元人民币。中共政府为什么不敢公开三峡工程的造价？

第十六：中共政府不敢公布三峡工程的质量问题，不敢正面回答三峡大坝的正常使用年限。中共政府无法保证三峡大坝在战争中的安全。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认为现代战争有预兆，三峡工程可以在两周、甚至在一周时间内放光水库中的蓄水，以保证三峡大坝的安全，但在实际中根本不可行。三峡大坝的安全问题成为中共武力统一台湾、用闪电战统一台湾的最大掣肘；

高空拍摄的三峡大坝。( AFP)

第十七：南水北调是三峡工程的第四个工程目标，这个目标至今没有达到；

第十八：三峡工程抬高自然水位最大处为113米，极大地破坏三峡自然美丽的景观。特别是由于三峡水库每年水位上升下降30米，三峡水库两侧各逾600公里长的库岸呈现30米高的植物死亡带（也称消落区），大煞风景；

第十九：三峡工程的贪污腐化、行贿受贿的黑幕至今没有揭开。虽然负责三峡工程建设的三峡集团的董事长曹广晶被双开，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而且犯罪的行为追溯到2003年曹广晶担任副总开始，但是曹广晶与其他犯罪分子在三峡工程上的犯罪事实一直被有意掩盖；

湖北省前副省长、三峡集团董事长曹广晶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大.纪.元;合成）

第二十：中共政府采用各种手段对付反对三峡工程的人。使用司法暴力将反对三峡工程、反对三峡工程移民的人关入监狱，如戴晴、何克昌、温定春、王小宁等；利用黑社会手段伤害反对三峡工程移民并向国际媒体介绍真实情况的人，如付先财等；不让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但没有在论证报告上签字的学者成为科学院院士或者工程院院士，如陆钦侃、陈昌笃、郭莱喜等。这个严酷的事实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使得知识分子不敢讲真话，害怕毁了自己学术的前途；有意将李锐、黄万里先生排斥在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之外，不提供资料、不提供经费、不提供研究的平台；封杀赵世龙、郭玉闪、罗昌平、范晓等关于三峡工程以及中国水电开发的文章，不让他们发声。

黄万里教授建议，将来在三峡白帝城竖几座跪像，向三峡请罪，向长江请罪，向子孙后代请罪，跪像包括李鹏、江泽民、钱正英和张光斗，还有谁？图为秦桧夫妇跪像。(Shutterstock)

邓小平支持三峡工程上马是一个错误的决策，道理很简单，因为三峡工程带来的损失要比效益大，这就是三峡工程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不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