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云密布的北京天安门广场。(Getty Images)

他叫贾植芳，山西襄汾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学者，当过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曾任上海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等，是“七月派”的重要作家之一。

他一生共坐了四次牢：第一次，坐北洋政府的牢，被关了两个月；第二次，坐日伪政府的牢，被关了3个月；第三次，坐国民党的牢，被关了一年多；第四次坐中共的牢，被关了11年，之后，被监督劳改13年。

也就是说，他在中共所谓的“旧社会”，坐牢1年半；在中共所谓的“新社会”，坐牢加劳改，共计24年。他说，这25年半，“我过的是非人的生活”。

第一次坐牢

1935年除夕之夜，贾植芳19岁，正在北平崇实中学读书，因热衷于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抓进北平警察局看守所。

那时政治犯的地位比刑事犯高。他刚进去时，第一顿饭，吃的是窝窝头、酱菜、一碗开水。

一个老犯人跟他说：“你是政治犯，受优待，吃的跟我们刑事犯不一样。看守所欺负你人小不懂事，克扣你的囚粮费。”

第二次开饭，他就把窝窝头、咸菜摔在地上，大声说：“我是政治犯，不吃这种饭。”他大发脾气之后，看守所当差的马上给他送来“优待”饭：四个花卷，一碗米饭，一碟炒肉，还有一碗鸡蛋汤。

两个月后，他在济南做买办的伯父以1000银元、50两鸦片烟的代价把他保了出来。

第二次坐牢

1945年5月，他逃难经过徐州的时候，在公告栏中看到汪伪政府淮海省长是郝鹏举，那是他留学日本时的师长。他竟然跑到郝鹏举的办公室看望，并想策反郝鹏举抗日。当下就激怒了这位师长。郝鹏举立即请日本宪兵队将他抓走。

这一次，他被关在徐州市警察局特高科的监狱里。每日两顿吃的是玉米窝窝头，还有几小块咸菜，一碗白开水。

虽然监狱吃得很差，但是，监狱允许他的妻子任敏每天给他送饭送菜。

后来有记者问他：第二次进日本人的监狱，怕不怕？

贾植芳说：不怕。日本鬼子的监狱可以买酒喝。上面有人来检查，看守人员就说：“今天你不要喝酒了，上面有人来检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他被关3个月就获释出狱了。

第三次坐牢

离开徐州后，他只身来到上海。那一年，他30岁，正是而立之年，身上只有8块钱。在上海，他办过报纸、杂志，以文谋生，积极投身当时的“进步”运动，频频发表文章，针砭时弊，引起当局的注意。

1947年，他第三次被抓进监狱，关在上海市南市区蓬莱路的警察局，原因是有人检举他对人说过国民党三个月就得垮台之类的话。

他的好友胡风等人在外面多方营救。最终，他在被关一年多后被营救出狱。

第四次坐牢

此次牢狱之灾始于1955年5月15日。

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贾植芳刚刚起床洗了脸，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就打来电话，通知他到上海市高教局开会。

在高教局匆匆用过早餐后，他被带到一间屋子里坐下，前面的桌子上放着“两包大前门香烟、一杯盖碗茶”，两个扎着小辫的姑娘表情严肃地坐在靠窗的地方准备记录，然后华东局教育部副部长陈其五等人鱼贯而入，贾原本与他们相识，连忙起身握手寒暄。然后，陈其五开始跟他“谈话”。

陈：你和胡风是什么关系？

贾：朋友关系，胡风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他是革命作家。

陈：5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和“编者按语”是否看懂了？

贾：看不懂。字，全部认识，但意思我不懂。

陈其五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报纸开始念，之后再问：听懂了吗？

贾：越听越糊涂了。

陈：你要老老实实地交待和胡风之间的反党阴谋！

贾：他给中央提意见是为了促进文艺繁荣，又没有在马路上乱撒传单，能有什么阴谋？

陈：我代表上海市高教局宣布对你进行隔离审查。

当晚，贾植芳就被押入上海公安局第一看守所单人监房。当晚他的家被抄。5月17日，他的妻子任敏也遭逮捕，被关押在上海南市监狱中。

到了1960年秋冬之际，由于饥馑成灾，贾植芳在长期的羁押生活中，得了浮肿病，大小腿全肿得又粗又亮，差不多快要蔓延到腹部上来了，看守所不得不把他送到提篮桥的监狱医院住院治疗。

那里的医生略为检视了一下，便开了个“高蛋白”的药方。所谓“高蛋白”，其实就是黄豆芽、豆腐之类的蔬菜，偶尔有几片油煎带鱼。不到三天，他腿部的浮肿居然逐渐消退下去了。

三天后，监狱病房服役的“劳改犯”就叫他下床劳动，打扫卫生，负责照料重病犯的大小便，并为他们喂饭、喂水。

他抗议说：“我的病还未好利索，而且我快50岁了，那些仍然躺在床上休养的年轻犯人，身体比我强，你为什么不叫他们起来劳动呢？”对方理直气壮地训斥道：“你怎么能和他们比？他们是普通刑事犯，你是一所来的政治犯、反革命，你没有公民权，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要不报告管理员，说你对抗改造，那就要吃手铐了，我劝你还是识相点！”

这不啻是一堂政治课，使他恍然大悟：自己眼前的身份还不如那些年轻的流氓阿飞，因为他们是“普通”刑事犯啊。

15天后，他被押回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继续关押。此后，他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

他后来回忆说：“种种自作多情的理想还没有施展，就被现实击得粉碎。”一个漫漫的长夜，比以往三次坐牢更加无望。无望到耗尽了他最好的中年时光。

被关押11年后，1966年3月30日，贾植芳被上海市中级法院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判刑12年。同年4月，他被押回原单位复旦大学，由保卫科发配到校印刷厂“监督劳改”，这一“监督劳改”就是13年。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原来管制他的“监督小组”改为“专政小组”，他作为“反革命分子”，遭到各种批判、游斗、凌辱和殴打，同时还被强制劳动、打扫厕所。

贾植芳的妻子任敏，被关押1年零4个月后获释，被分配到一个学院工作。她到该院报到时，该学院一位人事干部要求她和贾植芳划清界限。但是，她没有执行这个指示，为此，她被流放到大西北的青海，在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山村做小学教师。

但是，到了1959年冬，她被当局以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翻案的罪名，收监关押4年。直到1963年，她被判刑十年，提前释放。

有关领导指定她不准回上海，只准到农村，“在贫下中农监督下，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为此，这个在城市长大、从未在农村生活过的女性，最终选择到贾植芳的家乡——山西襄汾县南候村落户、改造。在那里，她当了14年在歧视下自食其力的农民。

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四人帮”被抓捕，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进入“平反冤假错案”时期。

1978年9月，贾植芳被宣布摘掉“反革命”帽子，回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12月，他的妻子任敏调回上海。

1980年12月，贾植芳被上海中级法院复查后判决“无罪”。此前4个月，他的妻子任敏被青海省化隆县法院复查后判决“无罪”。

结语

“无罪”的贾植芳，怎么被中共关押11年，又监督劳改13年呢？

因为他是毛泽东1955年制造的一个重大冤假错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受害者之一。

毛泽东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重大冤假错案呢？

因为毛恨不跪倒在他面前的知识分子。为了打倒不顺从毛的“文艺思想”的胡风，以及“胡风们”，毛凭空想像出了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毛写道：“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1955年5月16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刘白羽带领公安人员对胡风的家进行了搜查，5月17日，胡风被逮捕。此后，全国一大批“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纷纷落网。

于是，一场由毛泽东亲自挂帅、由毛的“文艺总管”周扬具体指挥，一场中共最著名的知识分子都参与其中的对胡风“喊打喊杀”的大批判席卷全国。

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为胡风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被彻底平反，毛强加给胡风等人的一切不实之词全部被推翻。

但是，毛制造的这场文字狱害了太多的人。

2012年11月召开的胡风诞辰110周年的纪念会上，一份学术报告指出，此案株连人数达140万。

而“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只是毛当政27年制造的无数冤假错案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