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霍太太收拾书房里的文件柜，在乱得像碎纸机一般柜子里居然找出来霍先生的初中毕业证书。上面写着：“学生霍XX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在本校初中三年级学习期满准予毕业。北京第四中学革命委员会”落款的时间却是“一九六八年八月一日”。
扉页上赫然印着当年人人耳熟能详的谆谆教导：“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就将一事无成。革命的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知识份子的最后的分界，就是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民众相结合。”
霍太太说：“说话就是三十年了。你到底是革命的，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知识份子呢？”
霍先生听着太太的调侃，嘴上支应着：“这还真不好说”，可心里头封尘日久的记忆慢慢地就翻腾起来了。
霍先生从小就胆子小。霍先生的妈妈老说，霍先生考小学那会儿，考了实验二小怕取不上，又去考了实验一小。后来都考上了，不过想着实验二小离家近，于是就去了实验二小。多少年之后，霍先生娶的太太就是实验二小的同班同学。霍先生后来都有了孩子，到外国也读了书，搞了研究，他妈还是把这桩事说个没完，霍太太就笑话他没出息。霍先生也不恼，对他太太说，要不是当初胆子小，哪儿来的这个太太哇。
霍先生后来上了中学，学校还凑合，可他老嫌人家不教他喜欢的东西，成天在家鼓捣无线电。从皇城根废品站买回一大堆电子管，可也没见他装出个像样的东西来。到了文化革命，他索性也不去学校，还是拆了这个装那个。他父亲一倒霉，造反派冲进来抄家，看到这些玩意儿，高兴得了不得，说这回可算找着特务往国外发情报的地方了。
分配他去山西插队，他也不去，说是要把美蒋特务的疑问搞清楚。可人家正查着，他又转身和两个朋友自个儿去了山西，说是得亲自瞧瞧。雁北是个穷地方，村子里的人上工前要先往地头上的笸箩里丢二分钱。上工没有工分，秋后也没钱分，这二分钱是用来买救济粮的。所以来这里插队无非就是多分一份口粮。可那儿的农民待人真好，死乞白赖非要他们来，说：“来吧，没啥，反正都是吃国家的哩。”同来的朋友都不乐意，他也就跟着回了北京。可心里留着个心眼儿，一路上没少瞧见新鲜事儿。
好些年之后，大导演吴天明在雁北拍了部电影叫《老井》。有些人说那是胡说八道，解放都好几十年了，我们的生活比蜜还甜，说着说着就要骂街。当初的好些事儿就是那样，凡是说生活不比蜜甜就容易有麻烦。摄制组后来只好说了实话：电影里张艺谋玩了半天命打出的那眼井是假的。在外景地的农村，其实到电影拍完也没钱打出一眼出水的井。后来还是《老井》得了奖，摄制组捐出点儿钱给当地农民，这才动手买机器准备打深井。
霍先生是个事后诸葛亮。他扯着大家说，他喝过雁北好几个村的井水，都是苦的。有个村的同学，用北京带来的富强粉挂面给他做的面条咽都咽不下去。所以当初他就不信能打出那么好的井。
后来他又跟着人去了内蒙。浇了几回地，盖了几回房。不出几个月，原来细皮嫩肉的肩膀上也长起来两块疙瘩肉，一层老茧。看着锻炼得差不多了，正想把户口正经八百地迁过来，有个原本也要来插队的同学从北京来了封信，说还是到云南农场好，有吃有喝，每月还能发钱。那个同学说他改主意要去云南了。还说，要是霍先生他们也想去，什么都包在他身上。就这么一句话，霍先生又跟着大伙儿奔了云南。
这回霍先生可是动真格的了，为了表示破釜沉舟，不但人走，北京户口也销了。原先住在城里的人，只有家里死了人才不得不注销户口。有个户口，别的不说，单就是一个月定量的三十斤粮食，半斤花生油，一两芝麻酱，就不知道折倒多少英雄好汉。霍先生还说他这回是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别瞧他小时候胆子小，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又在农村锻炼了这么两回，大伙儿一听，还都真信。
他去的是云南的西双版纳。五天火车昼夜兼程，又搭上四天汽车昼行夜伏，一路上闹闹哄哄的。到了农场，领导上自是早就叫人给他们搭好了竹笆床，还贴出来欢迎的大标语。又听说每月能再发二十多块钱，他一听，更高兴了。这和在北京受人白眼，简直好得太多了。
在云南一住就是几年，干活累得贼死自不必细说。伙食里没有油水，有时候饿得连个小坡也爬不上去。到卫生所去检查，大夫说，没什么毛病，叫你北京的爹妈寄点猪油来，保管吃了就好。可他北京的家没了，都上了干校，没人给寄。后来，北京还有家的同学就叫家里人寄过两回猪油，封在铁饼干桶里头，再用锡把铁盖焊上。人家给他吃过两口，他吃了之后说，猪油还真管用，吃完站起来就走，精神头可大了。有时候，老职工用猎枪打马鹿，煮好了之后，看见霍先生在旁边站了半天，也分给他一口吃，跟他说，这东西火大，不能多吃。他听了将信将疑。后来有一回，一块儿从内蒙来云南插队的钟先生趁人家不注意多舀了两勺，吃了之后混身热得发烧，绕着场部来回跑。这回霍先生害怕了，再也不敢多要了。
慢慢的，他也学会了怎么偷吃种子花生，怎么割死马肉，怎么到路边的酸角树去打酸角。反正插队该学的，他都学会了，除了抽烟。别人跟他说，这回再有什么饥荒也饿不死你了。他一个劲儿地点头。
后来霍先生跟着大伙儿一窝蜂又回了北京。户口是落上了，粮票、油票、肉票都发了，可成天没事儿干。无线电是不敢再玩了，虽说后来查出来，他装的那个信号发生器顶多就能发射五十米，但是霍先生还算个明白人，不能再给政府找麻烦。于是就学外文，三下两下，据他自己说，还真学出个子丑寅卯来了。
再后来，霍先生看人家搞对象，他也搞对象。大伙儿都在各处插过队，有了点儿体会都互相告诉，谁有了对象也不瞒着谁。会拉提琴的孙先生就有一点儿心得：“我看还是咱们学文艺的好，找个女朋友有的说。什么大卫·奥依斯特拉赫，莫泊桑，毕加索，两句话就保管能镇住。我姐姐搞对象那会儿，我姐夫见了我姐的面，半天也想不起个话来。他学的是船舶制造。”
霍先生把这句话记得特真。后来结了婚，把孙先生的话不小心当做玩笑说给太太听，霍太太说：“好哇！敢情都是糊弄我哪！”
霍太太其实根本不当个事儿，她知道霍先生本来就不是个搞文艺的料。她喜欢的是他那付傻样，神神叨叨的。
霍先生插过三回队，长了不少见识。国家一改革开放，他还出过两回国。
他头回出国是到西德，那是八三年的事。现在人家两个德国走在咱们头里先合并了，咱们就管人家叫德国。
刚到德国，他先到哥德学院学德文。“巴伐利亚州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小镇风光旖丽。”这是他写给霍太太的头一封信上的头一句话。镇上图书馆的安德烈太太，真不愧是马克思的故乡人，马列主义一流。一见霍先生这个中国人，希罕得了不得，张口就来：“嗨，中国和德国谁家没有个愁事儿。你们呢，是愁东西买不着；我们呢，是愁东西卖不出去。”她指着身后的一位太太，那位太太的水果店打不过超级市场，马上就要关门了。霍先生出国之前参加过政治学习，一听这话好像不怎么好听，立刻就要跟人家起急。安德烈太太一看这人不太懂得幽默，马上转了话头打个圆场：“其实咱们共同实现了马克思的理想，各自一半。你们呢，实现了觉悟的极大提高；我们呢，实现了物质的极大丰富。”他听了这话，弄不清人家这是夸他呢，还是损他呢。回到自己屋子里，思来想去搞不通。其实这些理论的事最让他头疼，想了半天也想不透。于是他就不愿意多想。
这样莫明其妙的事儿，他在德国碰上好几回。有一回还是他到科隆大学的研究所之后，和几个德国教授一块到中国餐馆吃午饭。临吃完了，大家都说中国饭好吃。霍先生虽然不怎么会做饭，但也觉着脸上有光。人家夸一句，他点一回头，就跟人家夸他似的。这时候有个教授吃得酒饱饭足，就想说笑话。他说德国人认为世上有四大幸福：吃着中国人的饭；住着英国人的房；挣着美国人的钱；娶个日本太太。其实这个教授说到这儿就适可为止了，可他不干，又接着说，世上还有四大不幸：吃着英国人的饭；住着日本人的房；挣着中国人的钱；娶个美国太太。霍先生听了脸上有点挂不住，美国太太他没见着过，怎么中国人挣的钱少了？有个教授看出点儿苗头来了，就悄声对他说，这说的都是过去。现在中国人挣的钱也不能算太少了，慢慢的，就会越挣越多，千万别着急。他一想，这是好话，也有道理，就冲那个教授一乐，不言语了。
霍先生听话听不出音来，干活可真不惜力，德国人干不过他。霍先生清楚自己，初中算不算毕业还得两说着，高中没上过，大学没上过。那年恢复高考，霍太太跟他商量一块儿考大学，霍先生说正跟文物专家王老先生学明清家俱呢，另外找了历史博物馆的沈老先生两回，打听了中国古代的漆器，正想写本书说说这事，没有工夫考试，在故宫看个大门就知足。王老先生听了挺赞成，说古代这还有个官名，叫司阍。霍太太是个好性子，也不勉强他，由着他去，可别人看着都着急。后来霍太太考上大学了，而且听说今后像他们这么大岁数的，大学不再要了。霍先生知道之后也无所谓。再后来，不知道怎么又冒出来个什么研究生的说法，说是也让考。禁不住朋友又是激又是劝，霍太太也说，不然就先试试，别让人家说咱不敢考。一来二去他就糊里糊涂地考进了考古研究所。后来见了王老先生还挺不好意思，王老先生也很不以为然：“就跟着夏先生他们挖瓦片子哇？”话里话外透着不乐意。所以这回到了德国，不管怎么说也要混出个人样儿回去。
霍先生想出人头地，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不想让人背后说他是个窝囊废。尤其是和霍太太站在一块儿，别让人说他配不上他太太。他说他不想当官，觉得受不了那份罪。这话他说过好几回，大家也都信。有回他读了周信芳的闺女写的回忆录，说是她父亲当年到乡下演戏，地方上当个大事，找了几个警察扛着枪护送他，显著威风。周先生老大不自在，回头对家里人说，当时心里觉着就像是绑赴刑场。霍先生看了大笑，跟霍太太学说了好几回，连说就是这种感觉。霍太太也笑，可是说，你还没人扛枪护送呢。等你有人扛枪护送，你再感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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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霍太太万里迢迢去德国探望霍先生之前，曾经问过他的那些朋友，说要不要给他带个话。有个朋友对霍太太说：“到了那儿就告诉他，让他趁早回来，要不然就赶不上这趟车了。”那位朋友指的是当时国内的大好时局。
八五年秋，在德国完了事儿，霍先生牵着太太的手，高高兴兴地回了国。
回国的头两年干得还挺起劲儿，博物馆的领导也看得上他，要给他分个办公室。他挑来挑去，非要靠天安门广场的那一间，说是一个人一间办公室，图的就是个清净。从办公室的窗口一眼望出去，广场上不管有什么大小动静都尽收眼底，霍先生平素不喜欢说三道四，心里头可是跟明镜儿似的。
后来那年“风波”过后，霍先生差不多同时得到国外两个基金会的资助。霍先生插过队，也出过国，出门儿不当个事儿，于是拔脚又走了。
八九年年底，他先到了德国，一转身又来了美国。一到纽约，正赶上亚洲文化基金会的圣诞晚会。秘书莎拉告诉基金会主席洛克菲勒太太，说霍先生是刚从北京来的，洛太太便顺口问起了中国的情形。霍先生说除了故宫院长张先生停职之外，其他考古界的同仁都还算是有惊无险。一旁的莎拉立刻就把眼圈红了，霍先生一见，也就不言语了。过了几天，霍先生到曼哈顿麦迪逊大道上的基金会办事，莎拉又禁不住向霍先生打听起张先生的情形，他也照直说了。莎拉发愁张先生的生活怎么办，霍先生说钱没问题，工资照发。可霍先生没有想到，莎拉一听这话，一下子瘫回沙发椅子里头，松了口气，仰面朝天地大笑起来，说：“嗨！我还以为怎么了呢，工资照发，那还怕什么！”霍先生说，我们中国，认识归认识，钱归钱。莎拉瞧他听不懂，也就不跟他说了，还是一个劲儿地笑。霍先生也不懂她是什么意思，只好跟着干笑。
可那天酒会上霍先生还见着了云南农场的朋友陈先生，陈先生也好久没回国了，这时候已然是个国际大导演的架式。他也问起霍先生国内的情形，霍先生刚有一个眼神，陈先生就连连摆手：“对不住！对不住！多余问了！多余问了！”霍先生事后跟霍太太说，这事儿也怪了，插过队的就是不一样，一句话不说都听得懂；没插过队的，说半天也是白说。霍太太说，你是想让老美也去插队哇？
不过，霍先生在哈佛大学完了事，走入了社会，他才慢慢明白基金会的莎拉也懂得好些他不懂的事，比方说，钱。
老美有句口头禅：“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不散的宴席”一旦散去，你就得自己找下一顿吃饭的地方了。
“没有不散的宴席”对霍先生来说，也就是结束了十几年的考古生涯，他倒也无所谓。他想他原本就是个初中生，在农村干过几年活，后来趁人不注意上了几年学，那算是白来的。所以也就没有象别人那样，死去活来地象是闹离婚。尤其想到九零年那回，一位老华侨对他讲的那番话，霍先生就更不怕了。那次他们夫妇从斯坦福大学到洛杉矶看个朋友，那位老先生就是朋友的朋友。老先生正坐在那儿评点字画，但一听说霍先生是跟朋友在山西、内蒙、云南一起插过队的，差一点站起来。老先生的肃然起敬实际上是对霍先生朋友的仰慕。与霍先生无干。霍先生明白这回事儿，马上执弟子礼，让过一旁。老人便道，我早已听说过你们的经历。我在海外生活多年，什么风浪挫折都见过。但自知比不上你们。有了这样的经历，没有人能打垮你们。“世界是你们的！”这是老先生最后的一句话。霍先生觉着好像原来在哪儿听过什么人也说过类似的话。回到住所，霍先生和霍太太说起了老先生的话，心情很是激动，说是有这句话垫底，在美国打天下更有信心了。
霍先生在大学之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居家附近的K-mart超级市场。在那个时候，美国经济不怎么好，能够在那么多申请人里头脱颖而出，还真要感谢纽约劳工局的一位老太太。没有她的指点迷津，霍先生现在可能还在摸着石头过河。霍先生第一次到异国的劳工局求职，还真有点儿心神不定。老太太一见霍先生拘促不安的样子，稍微瞄了一眼他的履历便开门见山道：“我看你也不像是个有经验的人。这样吧，有两件事得稍微改改。一是纸张质量太差；”她说着还用手掂量了一下，摇了摇头，“二是履历不能文不对题。”她怕霍先生不懂，又补充道：“要找什么工作就写跟它相关的，别的事情雇主不感兴趣。另外，皮鞋要亮，头发要光。”说完就要按铃，叫下一个人进来。
霍先生唯唯退出，认为自己也有道理，心里不服气。纸张差，那是因为他没有钱，舍不得买好纸。实际上，这种纸比他在国内写论文的纸已经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履历文不对题，可他的经历就是这样，总不能瞎编。况且，就凭着这份履历，这些年他不也在世界各地拳打脚踢，所向披靡嘛。他先是跟自己发了一通脾气，但看看脚上的皮鞋还是上回出国的时候买的，鞋底都开了线，他就又乐了。转念一想，识时务者为俊杰，不是插过队嘛，干嘛不写那一段呢？干力气活的耐力绝对在老美以上。信心有了，便按照老太太的指点，忍痛换了上等的好纸，写上他在中国插队如何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那一套。说也奇怪，这美国的招工标准居然和文化大革命寻找接班人的标准差不多。因为投其所好，故而手到擒来。
第一天在K-mart上班，经理交待给他的事颇为简单，就是负责将货物上架，码放整齐。这与当年插队的辛苦简直不能相提并论。结识的同事与在大学研究所的到底有所不同，不过倒也十分友善，说说笑笑，仿佛又回到了插队的年月。只是吃穿绝对不用发愁，当年鸡鸣狗盗的本事也绝对派不上用场。
霍太太原本怕他想不开，可看到他自得其乐的样子，也就放心了。时不时的还拿话来鼓励他：“头两天有个姑娘来办公室找我，说是在美国打工太苦，实在熬不下去了，就往国内打电话给她妈。一边哭，一边说是受不了，要回国去。当妈的心疼闺女，说要是不行就回来吧，别受那份洋罪了。可她听见她妹妹在话筒那边大声嚷嚷：‘妈，您甭听我姐她抱怨，我姐他们老三届的插过队，什么罪他们受不了哇！’”
正在闭目养神的霍先生听了这话，一骨碌从沙发上坐起身来，跟霍太太说：“这姑娘她妹妹的话，我爱听。”可不知怎的，一边说，一边眼泪就要从眼眶里出来。
说话一晃，霍先生夫妇到美国也两年了，无论是在哈佛还是K-mart，凭的都是自己的本事跟力气，过得挺踏实。可人到底是个不安份的动物，时机一到便技痒难搔。霍先生在德国结识过一位教授，乃是当今电脑考古权威。霍先生从小便对电器有莫名奇妙的兴趣，尽管在文革那会儿为这受了点儿罪，按说他应该吸取教训，从此洗手不干。但不敌恶习难改，便投在这位教授门下学习电脑考古。谁知“有心栽树树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行”，正在他打工百无聊赖之际，霍太太在大学的招工办公室偶然发现一张启事，紧急招聘C++程序设计师。他掂量了一下分量，觉着问题不大，就叫霍太太揭了帖子，打了电话过去。
公司那边倒也不拖泥代水，剑及履及，约好次日见面。老板是两位MIT的老毕业生，负责行政的是德国留学，更是一拍即合，相见恨晚。于是与K-mart的诸位一一道了别，立即上班，从此就干上了电脑这一行。
“家藏万贯，不如有薄技在身”。这是当年霍先生在山西插队临别的时候，一位中学朋友在村头大树下的临别赠言。霍先生说他无时不敢或忘，至今都还在受用不尽。
此后，霍先生胆子越来越大，人也越战越勇，一连换了几家公司。有时候没事闲聊，霍太太就说，她是从小看着霍先生长大的，和小时候比，霍先生简直换了一个人。霍先生想了一下，点点头说，还真是这么回事。
时光荏苒，霍先生早把做过十几年研究的事情忘到了脑后。只是偶然到燕京学社查阅资料，或是当年学术同仁相邀聚首，他才仿佛回到旧日，回家之后不免发一些不知今夕何夕的感慨。不过霍先生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尤其是有一回邻居讲了这么一件先进事迹，他便更加受到鼓舞。
邻居说，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所的一位门房是一位青年，每天来上个半天班，或是一星期来个几天，挣钱为生。出入的或许是汉学泰斗，或是政府里头的中国专家。他的工作无非是登记一下姓名，打个电话给负责接待的人，颇似当年雄心万丈的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职责。这位青年没有毛泽东那么高的心气儿，只是爱好写作。终于有一天，他的作品被《纽约时报》评为获奖佳作，得到一张免费飞机票到纽约领奖。几天之后，他仍然来到研究所的门房上班，与平素毫无二致。
霍先生听到这里便不禁暗暗喝了一声彩，回头跟霍太太说，想不到洋人里头也真有几条宠辱不惊的好汉。
慢慢的，公司里也要往霍先生头上安“专家”、“资深”这些头衔了。这些玩意儿，霍先生过去见多了，觉得自己现在也过了那个争强好胜的岁数。不过，他也由着他们随便怎么叫。霍先生这几年在美国学乖了，知道如果你太客气，他们反而认为你什么也不懂，所以才不敢答应这个头衔，其实呢，你是真没把它当回事。
前些日子，霍先生的一位中学同学来美国开会，到了波士顿就住在他家。现在人家是北京一个大学的学院副院长，教授。住了不几天，一块儿吃了两顿馆子，看了几处海景，闲扯了三十年的沧桑，又叹了一回人生的无常，就回国了。
过了几天，一家人吃了晚饭，霍太太瞧了几眼电视里卫星上发来的中国新闻，就回头冲正在打盹的霍先生说：“现在国内不但博士后都成了学位，而且教授之外还有个‘博导儿’的头衔呢。朱先生说了，下回他再来美国，给咱们的名片上一准能给印上。”
“什么‘博导儿’？”霍先生睡眼惺忪地问。
“就是博士生导师。”霍太太说。
“噢，这么回事。”霍先生一听，又想睡过去。
“他还问我……”霍太太说到这儿，卖了个关子，拿眼瞅着霍先生。
“问你什么？”霍先生闭着眼睛，有一搭没一搭地问。
“他跟我说，你们先生那么大的能耐，没回国当个官，要不然找个‘博导儿’干干，你不怨他？‘博导儿’这词儿就是从他那儿听来的。”
“你怎么说？”霍先生还是闭着眼，可露出了一丝笑意。
“我说你不是那号人。你连自己都导不过来呢。”霍太太一边说，一边冲他笑。
霍先生一下子坐起身来，睁大了眼睛，脸上一本正经地看着霍太太：“你没跟他提周信芳让人拿枪护送的事儿？”
霍先生夫妇彼此望着，停了一会儿，两人不禁哈哈大笑了起来。他们的儿子中文听力还行，可是不明白电视里的中国新闻为什么这样可乐，也望着爹妈傻笑。
霍先生对有些事不感兴趣，可对有些事又太感兴趣。霍太太跟他说过好几回，他说，有的毛病他能改，有的毛病他改不了。
“风波”那年，多少人都说不参加，可是看热闹也得一天往街上跑好几回。霍先生正迷上中英文机器翻译，其实他那个东西现在想起来也就是个英汉字典。放着正经事不干，他整天缠着在“四通”公司当总工程师的小学同学，非要把他的字典装在人家的产品打字机里头。同学缠不过他，答应说那就作个选件吧。他高兴坏了。那几天，一大早就骑车往北坞的公司赶，晚上天不黑不回家。霍太太每天出门时都嘱咐他早点回来，说这两天街上的人火气大，让他抄小道走，也不知道他往心里去了没有。
好多年之后，到了美国，看到人家的新玩意儿，明白了天外有天的道理。他醒过梦来之后，不好意思地对霍太太说，那回是有点魔症了。
最近，霍太太发现她的先生又有点魔症。起先霍先生说人家发明的国际网络实在是个好东西，在网上谁也拦不住谁，谁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接着就在家里也建了一个网站，把家里大大小小的电脑也和外边连上了，还给自己的网站登记了个域名，办了份电子刊物，一天到晚忙个昏天黑地。看着不认识的人发给他的电子邮件，时常还会莫名其妙地大笑不止。霍太太有时候也抱怨从此家无宁日，霍先生却听不进去。他还自言自语地打趣自己：“这回可好了，也用不着什么电台往美国和台湾发情报了，现在网络把全世界都绑到一块堆儿了。”
头两天，霍先生不知道从什么报纸上看到一个新名词，说是现在管出国又叫作“洋插队”。于是他就扳着手指头算，说这么一来，他算是插了五回队：中国三回，外国两回。说着说着，就说要写回忆录。说是一晃就是三十年，再要是不写就对不住当初那些插队的朋友了。下了班什么也不干，一头钻进书房，进屋就打开电脑。太太在隔壁饭厅喊他吃饭，他也不言语。霍太太想：又魔症上了，还不好劝。只好小声嘀咕：人要是魔症了，鬼都害怕。回头转念一想，霍太太又想开了：“让他写写也好，他心里头有火。这么多年了，经了那么多的事儿，受了那么多的委屈，都吐出来就痛快了，憋在心里也不是个事儿。你看中医不就讲究个活血化瘀么。”霍太太这话像是劝她先生，也像是劝她自个儿。
吉光片羽斋，一九九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