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7月7日，开始试运行的成昆铁路，载着邓贤一行一千二百多青年，向边疆进发。他们预先被告知，边疆建设兵团“不招工、不招干、不招兵”，也就是说，他们可能终生落户在那里。

　　“那一天本来天气非常好，但是火车要开的时候，就下起大雨来了。”邓贤永远记得那情景，“火车一动，整个车站哭声一片，我就看见我母亲和我弟弟妹妹给那个人群挤得非常可怜……我感到生离死别，悲从中来，我第一次嚎啕大哭，躲进厕所，大哭了一场。”

　　试运行的火车经过两天的摇摇晃晃到达楚雄，改坐大卡车。150辆卡车在滇缅公路上卷起阵阵黄沙。周围越来越荒凉的景物，是邓贤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又经过6天汽车颠簸，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怒江以西，南望缅甸。

　　这里已经聚集着13万知青。他们来自重庆、成都、昆明、北京，主要是上海，他们的正式称谓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建设兵团，简称为“云南建设兵团”。邓贤在这里进入的具体编制是，云南建设兵团3师10团3营5连。

　　落脚下来，邓贤刚好满18岁。他将在这里度过将近7年艰苦的青春岁月。

　　饥饿的青春

　　漫漫荒丘和原始森林让年轻的知青们感到惊恐。

　　30多人住一个大草房，睡觉时头挨头脚挨脚。谁家来了喜讯或噩耗，立即传染开来。不时哭的哭，叫的叫。晚上，一人唱歌，大家都会跟着唱，唱到半夜。后来是讲故事，讲了一两个月……

　　那里经常下雨，一下就是瓢泼大雨。外面一下雨，屋里就漏，漏到地面涨水，把鞋子漂起来，还长出蘑菇。住了几个月，晚上房子里老响，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终于发现原因：眼镜蛇！那是邓贤第一次见到眼镜蛇，立起来是扁的，还会呼呼地叫。白天它就不见了，大家相安无事。

　　邓贤在这里第一次见识“什么叫真正的贫困”。原来，在他的概念里，贫困就是吃得差一点，穿带补丁的衣服。现在，他看到有一位老职工家，一间屋，三面都是竹篱笆的墙，鱼网一样的被子，没有鞋子，5个小孩，有一半没衣服，碗不够，一个盆子，去食堂端饭回来，大家围着吃。

　　对贫困的认识，使一度产生过“破罐子破摔”念头的邓贤心里平和了许多。

　　生活的艰苦难以备述。农场缺乏的，正是食物。在7年时间里，知青们喝着“玻璃汤”——只加了盐的开水。有一个叫“一碗油”的故事，邓贤是这么讲的——

　　1974年去山里面伐木，19天后下山，衣服基本给树枝刮烂了，我上身是赤裸的，下身反正都遮一下，比树叶好不了太多。我当时感觉是见到一个活的东西都想啃一口，确实是喉咙里面生出手来了。意外的是，在一个知青那儿居然见到一碗油，一碗胶水状的混合油，可能将近两斤吧。仗着我们关系挺好，他们可能准备吃一个月的，贡献出来了，一大堆人围着我，我把它全部喝完了，又把碗全部舔干净。

　　后来，邓贤的名文《一碗猪油》在多处获奖。有一位医学院的学生从生理学角度表示，人体承受不了“一碗油”。但是，邓贤说，他喝完后的生理反应是，肚子咕噜咕噜响了一阵，同时浑身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幸福的光芒，而且这种状态至少持续了3天。

　　没有出路，对社会不满，苦闷，消沉，颓废，压抑，绝望，“偷鸡摸狗”，暴力，同居，混居……“你能想像的事情，都发生了”。

　　在枯燥而劳累的生活里，邓贤同样看不到出路，但是，这个经历过抄家，遭受过歧视的青年，不愿意随大流，他盼望着未来，强烈地自制着。

　　一年多以后，不到20岁，邓贤入了党，以后，做连指导员。1974年，成为云南省“先进知青”，他在大会上做了“扎根”宣誓。事实上，1年前，上级就决定了，由于他的家庭背景，他不能被推荐上学。而邓贤内心的愿望就是上大学，包括入党，都是为了读大学。宣誓令他后悔、矛盾和痛苦。

……

　　1987年，邓贤要调回成都了。他对知青的命运一直耿耿于怀。当时的感觉是，“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似的”。他请了两个月创作假，揣了两百块钱，准备开始他的知青历史的写作。可是，他在搜集素材途中，改变了主意。

　　他发现了抗日战争的旧战场。那是一座山，山之陡，达到60度。满山战壕，坦克壕、雕堡，松树上还有弹痕。这是他父亲的战场，这里牺牲了2万军人。父亲属国民党远征军，他从来没有向邓贤讲过他当年的抗争。他想，才过了40多年，历史不仅被扭曲而且被遗忘，连儿子都不知道父辈的牺牲。作为知青，不过是劳累，比起战争算什么，比起父辈算什么，比起战火中的青春算什么，父辈的英勇抗战关系着国家的存亡，而我们呢？邓贤感到个人在历史面前的苍白渺小。他说，“我在山顶上坐了一天，我就从那儿站了起来，长大了。”

　　他决定写他的父辈。1990年，邓贤的第一部纪实文学作品，记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远征军出兵缅甸的历史的《大国之魂》，获得首届青年优秀图书奖。

　　但为邓贤赢得更大名声的，却是1992年出版的《中国知青梦》。接下来有《天堂之门》、《流浪金三角》、《中国知青终结》，共5部纪实长篇小说。邓贤出名了，他被称为“知青作家”，甚至被称为“知青代言人”。

邓贤

　　知青情怀，是邓贤永远的烙印。

　　人生是这样乖谬，憎恶和缅怀，可以指向同一事物。邓贤认为，知青运动完全是一场破坏，如果说要找一点积极的东西，那就是带去了一点都市文化，一个赤脚医生，一个会计，但这点微不足道的东西，也完全可以以其他方式实现，而不是知青下乡的形式。知青是强迫去的，跟志愿者组织不一样。所谓“国家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家长也不满意”。就个人选择来说，“如果可以打乒乓，我不会去当知青，如果可以当兵，我也不会去，但是，这一切都不可能，我去了，我认真地生活过……我每天在劳动，但是，心怀不满。”

　　知青是邓贤永远的激动。邓贤崇尚理性，但他仍是一个充满感性的人。正如他自称“不爱哭”，但有时却会哭得没有收拾。《中国知青梦》出版以后，去鲁迅文学院讲课，讲到盈江农场的故事——一个女知青在床上看杨沫的《青春之歌》，睡着后油灯引起火灾，烧死10个平均年龄不到17岁的上海女知青。她们共同拥有一个半圆形的坟墓，朝着上海的方向——的时候，“本来挺平静的”，结果，“突然悲从中来说不出话来，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在那儿嚎啕大哭了半个小时”。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