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小学同学聚在一起，说到此事，她们一听火冒三丈，定要替我报了这一箭之仇。有个不在我校的同学喜欢画画，三笔两笔把班主任画成一颗枣子，因为他长圆形的头型像枣子，标题是：XXX是没有脑子的大笨枣，把我们笑得前仰后翻的，赶紧找来信封，贴了四分钱邮票，由外校同学寄给班主任。别看我们幼稚，我们周密地考虑到了查笔迹的可能性，这下是无论如何也查不到我们身上了。
过了两天，班主任上课时，神秘兮兮地说：我们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昨天我收到一封匿名信。大翻领在后面叫起来：匿名信？说啥？念出来听听。老师说：这个嘛，就不念了，不要散布不好的影响，不过我们要提高警惕，阶级敌人没有在睡大觉。老师转了话题，令大翻领颇为不满：喔唷，念念有什么关系，你太不上路了（不够朋友）。
这出剧自然分享给了小妹和小平，她们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这对我们，是巨大的胜利。那时候，父母被整，我家惨到父亲去世，母亲被隔离，家里只有三个孩子，还说是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扣发了母亲的工资，只给最低生活费。造反派随时打上门来，抄家、谩骂，为所欲为。有一天我半夜三更被逼着起床，莫名其妙挨了顿臭骂。小妹和小平，虽有母亲在前边挡着，但也比我好不了多少。就这样，我们整日生活在恐惧不安之中，心灵扭曲，在一个充满仇视的世界里，无法培养出尊重人的美德，我们都堕落成不良少年了。不幸的班主任。
工宣队来了
1968秋季，工宣队来了。第一件事就是取消代数英文课，开设了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课。这两科的课本粗制滥造，内容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工业基础讲了交流直流电，让我们根据原理组装一个灯头。一个班五十多名学生，又怕我们触电，工人师傅示范以后，每个学生轮流依样画葫芦，结果，组装一个灯头耗费了一两个星期。
农业基础更离谱，一会儿农业，一会儿畜牧业，一会儿经济作物，一会儿粮食作物，读了一通磷肥钾肥氮肥，还要分辨插图里的麦穗和稻穗，搞得我们一头雾水。
这两门课后来也不了了之了。工宣队要我们集中力量干革命，每天学习小红书，斗私批修，还要去校外参加革命活动，所谓革命活动，就是被拉到巨大的公共场所去填空，比如人民广场和文化广场。批判大会要造声势，人越多越好，无论斗走资派还是小偷，都拉上我们去凑数。
加入买菜团
班里重新安排了座位，我被安排到几名能说会道的女生中间，我依旧摆着一张“石头落在浆糊里”的臭脸，对她们不理不睬，可我的同桌时不时对我笑笑，我不好意思，就开始跟她说话，得知她出身于工人家庭，母亲早逝，父亲一人工作养活四个小孩。她非常能干，买菜做饭洗涮，样样拿手，脾气也很直爽。后面的两位同学，出身职员，爱说爱笑，就此组成了一个四人聊天圈。
她们对革命不感兴趣，说的都是如何做布鞋、织毛衣、翻棉袄，为我开辟了一个有趣的新世界。机关宿舍里的子弟往往把时间浪费在夸夸其谈上，都成了黑五类了，还在谈什么第三国际、中苏大战、美苏大战的，难怪上海人觉得土八路是憨大（笨蛋）。
相比之下，我的同学很实惠，国家大事哪需要小市民插嘴？她们商量如何在菜场互帮互助。上海人习惯一大早买菜，由于副食品供应不足，菜场六点开门，四五点钟就有人在各摊位排队。她们你一言我一语商定第二天谁去排队买带鱼，谁去排队买青菜，谁去排队买豆腐，各人多带几个盆盆罐罐在队伍里占位子，这样就可以买到各种热销食品了。
她们老问我：你家今天吃什么？我贪睡，等我六点半跑到菜场，新鲜蔬菜常常卖完了，就只能买全天都有供应的咸菜。她们非常慷慨地邀我加入买菜团。跟她们去了几天，就坚持不下去了，抱歉退“团”，又回到常吃咸菜的日子里。
在中学的一大收获是，在她们的指教下，我学会了纳鞋底、做鞋面、嵌滚条……从无到有，做出了一双布鞋。
瞎折腾
那时候，好像家家户户的收音机一天到晚开着，一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呼叫：最新指示，最新指示……，外边的锣鼓立马响起来。在接下来的一天里，游行的人群、锣鼓声、高音喇叭、口号声、歌声不断。每个单位在竞赛，看谁能早一点儿冲到大街上去。
我校当然不甘落后，命令我们一听到最新指示，不分白天黑夜，立即去学校集合游行，我们在路上走几个小时，挥舞着小红书喊口号。作为落后群众，从来不用举牌子，扛旗子，敲锣打鼓，可以轻轻松松，边走边看一路风光。白天游行也罢了，换了寒风呼啸的冬夜，谁愿意去马路上疯走？我和小妹、小平约定，届时故意拖拉，等那些傻呵呵的红卫兵急不可待地冲出学校后，再到学校报个到，落后分子乐得落后。
再后来，中苏在珍宝岛交战，全民备战，又冒出来拉练。各校让学生把家里的被褥捆起来，背着在马路上走来走去，有时要走一整天。一群荷尔蒙背着五颜六色，捆扎得歪歪斜斜的被褥游走于街巷，也是那个时代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有一天，我们被赶到操场上，学做语录操。凡是反动的东西，踢左腿；凡是毒草，踢右腿；你不打，双臂上举；它就不倒，双臂下落……这节操是编排得最优秀的了，有逻辑有节奏。其他的，动作口令不搭界，根本记不住。
为了这语录操，花费了大量时间，学会了，还要练，动作端正与否，反映了对伟大领袖的态度，实在是折磨人。好不容易大家都学会了，又被取消了。据说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太不尊重最高领袖了，怎么可以把天才的伟大思想跟一二三四的口令等同起来？
不久，学校办起了校工厂，专做领袖石膏像，各班轮流去校办厂劳动。石膏模子开闭的地方，在领袖头部凸起一条线，需要用小刀子刮平，砂皮磨光。大家都小心翼翼，打碎了头像，磨错了地方，就等着做反动学生吧。
果不其然，我们班还没轮到去劳动，校办厂就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领袖的头上居然有一枚图钉。
主管校办厂的老师是归国华侨，自然是一号嫌疑犯。那天在校办厂劳动的学生，一个个被拉出去单独审问，全体被隔离审查。校办厂地方很小，人挨人地干活，谁都没有作案的机会。师生一遍一遍回忆那天的每一分钟，终是找不出破绽。专案组给华侨老师施加重压，单独隔离，日夜审讯，最终没抓住老师的任何把柄，就此成了一宗悬案。由于这起案子，校办厂关闭了数周，我们还没轮到去劳动，就放暑假了。
学工学农
在1968年秋季和1969年春季的这两个学期里，我们三次离开学校去学工学农，工厂农村没有学校的压抑气氛，让我看到了另外的世界。
学农在桂林公园附近的人民公社，上海近郊，生活条件不错。那里人多地少，男劳力下地干活，女劳力在家绣花、织毛线、钩花边。她们一边拉家常一边飞速编织，大大小小各种款式的毛衣、台布、茶垫、床罩，一件一件从她们灵巧的手指中变了出来，都是外贸公司的出口产品。这些美丽洋气的针织品，令大家赞叹不已。心灵手巧的女同学及时请教编织的花式和方法，准备回家一试。
我们被分派跟男劳力去干粗活，他们怕我们毛手毛脚的，糟蹋了农作物，就给我们安排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活儿，捡稻穗、搓草绳、补麻袋什么的。
晚上大家睡在一间仓库里，地上铺了稻草。有一天刚睡下，突然传来一声尖叫：鼻涕虫。吓得我们一骨碌坐起来，稻草下果然有鼻涕虫爬来爬去。这还敢睡吗？忙穿好衣服爬起来。有人说，鼻涕虫怕盐，跑到厨房，抱回来一个盐罐子，见一条撒一条，盐罐子空了，可还有一些没被消灭的鼻涕虫，越想越怕，大家把被褥搬到撒过盐的地方，挤在一起睡。第二天又去买了几斤盐，继续消灭鼻涕虫。这是我们学农的“恐怖经历”，每每跟其他班的女生分享，都引起一阵尖叫。
有一次学工去了羊毛衫八厂，那里生产机织毛衣，机织毛衣需要剪裁，再一块一块缝起来。那个年代物尽其用，在堆满边角料的车间角落里，我们坐在灰尘中，拿着啤酒瓶盖子，把一块块边角料拆成一根根毛线，这些毛线可以用来擦机器。
另一次学工是冬天，我们在大光明钟厂工作了一个月，该厂出产的闹钟远销全国各地。我们上了流水生产线，每人负责一道工序，拧螺丝钉，固定时针秒针、装发条等等，一圈过来，就装好了一只闹钟。我的工作是用一台手摇机拧紧发条，再把闹钟对准标准时间。上好发条的闹钟送质量检验，24小时后，检测闹钟走得是否准。尽管外面革命得乱哄哄的，钟厂的生产却有条不紊，工人师傅耐心地教我们怎么做，几条流水线同时运行，一旦出现瓶颈，他们马上过去帮忙。
有一天特别冷，寒气阴湿彻骨。钟厂四点下班，等我到家，天色已经是灰沉沉的了。刚走进院子，小妹家的窗口打开了，她在六楼大声叫我：稼婴，稼婴，你的围巾我帮你织好啦。一条长长的红围巾从她的窗口抖落出来，在寒风中飞舞。我中学时代最难忘的亮点，就是朋友之间的纯真友谊。
插队去
1969年放完暑假，回到学校就被通知，我校成了69届初中生毕业分配的试点，全校学生一锅端，去我国最北的县，黑龙江呼玛县插队落户。
接下来的乱，可想而知。有慷慨激昂的，有哭哭啼啼的，绝大多数是我们这一类，不情不愿，却又无可奈何。要是打算赖在上海，那就等着学校的老师工宣队天天敲锣打鼓到你家，赖在你家，直到你爸妈松口。哪怕赖下来成了“社会青年”，不仅被人看不起，而且前景恐怕更为黯淡。据我们所知，不少文革前的上海社会青年都被送到新疆去了。
忙忙乱乱了两个多月，1969年11月26日，我跟小妹、小平上了北去的知青专列。
我们进中学的时候，失望、无奈，离开的时候，失望、无奈、加上厌恶。我厌恶那所中学，虽然更应该厌恶的，是那个年代。知识和善良的生长需要阳光、雨露、沃土，而那所中学一片荒漠，我们离开的时候，大脑内心一片荒凉。一个多么荒唐、荒谬、荒诞的年代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