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批评邓拓的同时，也批评我们几个副总编辑是“铁板一块”，不敢批评邓拓，“不敢革邓拓的命”，“为什么一点风都不透，没有一个人向中央写信报告情况”。毛泽东还鼓励我们敢于和邓拓“争吵”、“拍桌子”，“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提。”这些话，听起来非常刺耳，不知毛老人家是何用心。邓拓是中央任命到人民日报当总编辑，他谦虚谨慎，作风正派，勤勤恳恳，尊重同志，我们这些下级——同他合作的伙伴，自然是铁板一块般地和他团结在一起，共同办好报纸，怎么可以同他经常吵闹不休，向上级打小报告、告黑状呢？再者说，邓拓当总编辑又不是民选的，是中央任命的，中央对他不满意，党中央主席完全有权撤他的职，一句话就行了，又何必号召我们起来革邓拓的命？更何况在我们这些下级人员的心目中，邓拓是正确的，他没有错，是你毛泽东批评错了！由此想到在邓拓调离报社后，他写了一首《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诗中的一句：“风雨同舟战友贤”，正说明人民日报领导班子和邓拓同志是十分团结的。毛泽东想以我们之口为凭据来撤掉邓拓，这个算盘是打错了。

毛泽东骂邓拓“辞职”是假的，说他：“你只知道汽车进，汽车出，养尊处优”，这点骂得最不得人心。邓拓的生活简朴，艰苦奋斗一生，在报社同志中是有口皆碑的。在战争中，他的腰受了伤，未得到很好的治疗，形成腰疼的痼疾，不能弯腰伏案写作。他的背上穿了一副钢背心，日日夜夜都是挺直地坐着。他写稿、改稿、编稿都向后挺直的斜靠在床上，背后放一个帆布的马架子当靠背。每次看到他在这种姿态下写作，敬佩钦慕之情油然而生。他不知得了什么病，一天到晚不停地出汗，不停地用毛巾擦汗。报社的同志都十分尊敬他，都为他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他的威信很高，报社从上到下都尊称他为“老邓”，根本不叫什么“长”、什么“总”，一律称之“老邓”。

当年，报社同志听说毛主席批评邓拓“养尊处优”，都难以接受，认为这点同邓拓同志根本沾不上边。至于说“汽车进汽车出”，像他这样一位行政七级的部长级老干部，哪一个不是配有专车呢？毛骂邓拓“占着毛坑不拉屎”，参加中央会议后不发消息，不写社论，只能“增加板凳折旧费”，甚至说：“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说老实说，毛泽东本人一进北京就住进皇帝的御用禁苑中南海，这不是帝王思想的反映是什么？

胡乔木的角色令人费解

毛泽东批评人民日报“为什么出八个版”，实际上就是批评大改版，也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因为出八个版，不只是在形式上从四个版改出八个版，报纸增加了一倍的篇幅，而是为了从内容上进行一番大改革，使报纸从内容到形式都焕然一新。事后我才知道，当报纸改版的试刊样报送给他时，他并不满意。现在如此批评出八个版，批评我们呕心沥血所进行的大改版，实在使我大失所望。可见，虽然大改版是党中央正式批准了的，毛本人还是坚持不同意的立场。令人难以想像的是毛泽东那种蛮横无理的态度，把自己以前对这件大事的同意，竟然说成“那是我说了昏话”，并说：“我的很多话你们都听不进去，这件事就听进去了！”这简直是当面赖帐了。问题是：毛泽东对人民日报大改版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是一九五六年六月同意过，到一九五七年四月又表示不同意了！胡乔木传达说毛主席同意改版，传的是真经，还是假传圣旨？从人民日报的领导班子来说，大改版前有给中央的正式报告，有胡乔木的口头传达，又有中央的正式批文及转发给各省的中央文件，怎么前后不到一年，竟然成为邓拓被毛老人家大骂一顿的罪状了呢？

对毛泽东如此大骂邓拓的闹剧，我在很长时期内都存在很多难以理解的地方。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他为什么不骂胡乔木而骂邓拓？直接负责这项罪过的首犯应当是胡乔木，不是邓拓。再说，胡乔木在毛的身边朝夕相处，毛要骂邓拓，毛不可能不先向乔木透风，乔木事先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如果乔木真是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好汉，他应当事先向毛承认，人民日报之所以“按兵不动”，是他压下了报社的宣传计划和所写的文章，是他自己“没有把握”，而又没有或者不敢向毛请示。如果是这样，毛怎么可能这样没头没脑、张冠李戴地把报社编委会成员叫来大骂邓拓一顿呢？我甚至怀疑，胡乔木可能不仅没有把“按兵不动”的原因和直接责任者事先告诉毛，而且，乔木在背后向毛说了邓拓多少坏话，使毛逐渐装满了对邓拓的一肚子火气，按捺不住才公然宣泻出来，以致到了这样横蛮无理的地步。

新闻专制主义乃传家宝

还值得说一说，在这次“床前训话”中，毛已经表示同意的两件事，以后并没有兑现：一是关于“政治局委员办报”。我向毛提出这个问题时，得到了他的认可。他说“人民日报树大招风嘛，是须要有一个政治局委员主持工作，内外都能顶得住。”而且，在谈话结束前作结论时，还特别提出“将来可以考虑，中央调一个政治局委员到人民日报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领导问题。”这件事以后并没有解决。因为如果真正派一位政治局委员来“坐镇”，来“顶得住”，这就不只是顶住树大招来的风，很可能连毛的瞎指挥风也给顶住了。这一点，他不能不有所顾忌。因而他继续指派他的秘书胡乔木到人民日报来“指挥”，会更得心应手些。

另一件事，是毛承认的“人民日报应当自己写新闻”。这不是写什么一般性的新闻，而是重大事件的新闻，也就是人民日报要对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大事件发表自己的独家新闻，改变新华社一家垄断重大新闻发布权的现有体制。文革以后，我担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曾经再一次向中央提出这个问题，要求中央批准人民日报派出一个“中南海采访组”，争取也有发布中央重大新闻的权利。因为受到胡乔木的反对，没有办成。在文革中，人民日报派驻各省市的记者组和新华社各省市分社合并的事也吹了。文革后，两家记者形成竞争，这本来是好事，可是新华社某些领导同志不同意，以致提出“新华社办报”的问题，我举双手赞成。如果新华社也办一张全国性的报纸，就打破了中央党报只此一家的框框。这样，人民日报也可以办一家全国性的通讯社，也打破中央通讯社只此一家的框框，我认为这正是我国新闻事业的一个大改革。可惜，我这个意见被胡乔木认为是“离经叛道”。他不赞成，自然，就难于列入中央考虑之列了。党中央只能有一张中央党报，只能有一家中央通讯社的新闻专制主义传统，还是被当作传家宝，一直传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