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搬运的是经济学人旗下的双月刊1843 Magazine四五月份刊的文章此文是调查报告，情节出乎意料的精彩，让我们赶紧看下去。

The Friendly Mr. Wu

The weakest link in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may not be foreign technology but its own people. Mara Hvistendahl traces the story of the single mother who sold out to China

By Mara Hvistendahl

Feb25th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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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的吴先生

作者 Mara Hvistendahl

坎迪斯·克莱伯恩（Candace Claiborne）于2009年11月到达北京为美国国务院工作时，她的雇主已经处于危险临界点。美国大使馆刚刚从该市外交区中心的一栋建筑搬到距离市中心更远的十英亩城墙围起来的建筑群，这是一座耗资4.34亿美元的堡垒，既充满力量又充满恐惧。大楼设有防碎玻璃，多个检查站和护城河。为了防止中国特工窃听办公室，该建筑物的整个部分都是从美国运来的，借鉴了美国驻莫斯科使馆的几层楼在1980年代遭到入侵之后，必须夷为平地的情况。即使采取了所有措施，事实证明，还是有两名美国建筑工人将有关建筑物的详细信息传递给了中国的情报部门。这一消息令华盛顿特区的决策者不安，他们正焦躁地看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快速崛起。克莱伯恩未来三年将居住的工作环境包括频繁的安全简报和有关中国情报部门狡猾的警告。"我总是告诉男人，'照照镜子。没有一个漂亮的女人，一个有魅力的女人，会来接近50岁的男人。'"一位国务院官员说。

尽管使馆的安全人员担心的很多，但克莱恩伯恩显然不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克莱伯恩（Claiborne）是一位53岁的母亲，有四个成年子女，他的风度和举止像以前习惯纪律工作的人一样。小时候，她曾梦想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竭尽全力，以至于她被著名的华盛顿芭蕾舞学校录取。她来自一个致力于服务的家庭-一个兄弟进入空军，另一个兄弟进入联邦调查局-但是克莱伯恩决定实现自己的梦想，并打包紧身连衣裤前往纽约。她取得了一些小小的胜利，但是舞蹈界是冷酷无情的，她没有实现可持续的成功。不幸的婚姻之后，克莱伯恩（Claiborne）跟随她的兄弟姐妹进入类似职业。她成为国务院培训的数百名不起眼但至关重要的行政人员之一，以保留外交官的日历，准备会议议程和做笔记。克莱伯恩在使馆处理机密信息的部分工作，并通过了最高机密的安全检查。

她曾在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随后又去了上海。通常，国务院会限制员工在一个国家最多进行两次驻期，并且要加长需要特别豁免。该部门的情报人员担心，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的时间太长，他或她可能会对潜在的安全威胁采取随便的态度。但是说服人们去中国很困难，克莱伯恩（Claiborne）除了停车罚单没什么记录，所以她很容易通过了安全审查。她确实有一个明显的脆弱点，但是国务院显然忽略了这一弱点。

克莱伯恩（Claiborne）为回北京做准备时，她正在担心贾马尔（Jamal）此处是化名，此人在法庭文件中仅被称为"同谋A"。他们的通讯节选清楚地表明，克莱伯恩和贾马尔关系亲密。他有时和她住在一起，常常依靠她的金援。他们的信息和电话暗示着一种关系，一边是任性和不成熟，另一边则是纵容和焦虑。彼得·马蒂斯（Peter Mattis）和马修·巴西（Matthew Brazil）在去年出版的《中共间谍活动》中写道，同谋者A是克莱本的儿子。（Claiborne没有回应送往她监狱的面谈请求。她的律师拒绝就此案接受采访，也没有回复代表Claiborne提出评论的邀请。Jamal没有回应有关面谈的请求或对此事件的评论。）

贾马尔（Jamal）当时毕业于马里兰州的索尔兹伯里大学（Salisbury University），居住在华盛顿特区，从事一系列基层工作。他是一名熟练的画家，想成为一名时装设计师，但后来法庭文件显示，他还有大学时期的欠债，没有钱支付进一步的学习费用。克莱伯恩（Claiborne）的财务状况也很紧张。但是她看到了一个解决方案。

第一次驻北京时，贾马尔（Jamal）陪同克莱伯恩（Claiborne）一起，就读于一所国际高中。他喜欢在中国生活，他和克莱伯恩（Claiborne）结识了许多当地中国人。国务院雇员必须报告与外国人的所有经常性联系，而且很少有人设法与当地人建立持久的友谊。目前尚不清楚克莱伯恩是如何第一次遇到一个中年男子的，他有着婴儿肥脸颊和微微的啤酒肚，在这里被称为吴先生（法院记录不显示他的真名）。吴先生在上海拥有一家进出口公司和水疗中心。没有迹象表明他和克莱伯恩之间有浪漫的恋情，但是他们熟悉到克莱恩伯恩在北京进行第三次驻期之前就问他贾马尔是否有能力继续在中国学习，克莱伯恩（Claiborne）写到："他需要一个住所，他需要机票……有什么建议吗？"

我们不知道克莱伯恩的具体想要要求什么。她可能只是在要求介绍工作场所或学校，而不是金钱。无论如何，吴先生回答说他会帮忙。在克莱伯恩（Claiborne）在北京站稳脚跟时，吴先生探索了仍在美国的贾马尔（Jamal）来中国学习或工作的各种选择。几个月后，甚至当贾马尔（Jamal）需要珠子时，吴先生将它们送了过去。吴先生的帮助很大，随着时间的流逝，克莱伯恩变得越来越依赖他。最终，他的真正目的将被美国调查人员揭穿：吴先生是中国政府的间谍。

最近媒体报道了中国高端软件可以出口到世界各地的可能性，这有可能使中国政府成为外国电信网络的后门。但克莱伯恩案表明，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可以采取卑微的形式。当她的案子于2017年提交法官审理时，它成为头条新闻，但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她最终因欺诈美国政府而被定罪，与一些涉及中国间谍活动的引人注目的案件相比，这是一个比较轻的罪行。但是美国情报专家对克莱伯恩的案子感到震惊。 FBI的监督特工瑞恩·盖诺（Ryan Gaynor）说："这说明中国的情报部门将投入大量时间和大量资源来招募甚至是办公室的行政人员。"

克莱伯恩（Claiborne）与与她碰头的中方人员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她的故事提供了对中国情报部门的耐心和狡猾的异常详尽的见解，挑战了有关中国间谍活动的广泛认识。该案的核心是一个关键问题：被派往国外从事公共服务的普通，勤奋的女性是如何最终被敌方特工招揽？

克莱伯恩（Claiborne）在马里兰州一个充满爱的非裔美国人家庭中长大，是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当她最终放弃了儿时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的梦想时，她转向了另一个方向：她嫁给了一位虔诚的穆斯林，皈依了伊斯兰教，并育有四个孩子。朋友对她这个时期了解甚少。有人说，克莱伯恩（Claiborne）和当时的丈夫在纽约州的一个非裔美国人宗教组织伊斯兰国家（Nation of Islam）成员社区定居。

婚姻在几年后结束时，她的退出匆忙而又不庄重。她把自己的物品塞进垃圾袋，然后搬到巴尔的摩。她的兄弟凯文（Kevin）在给法院的一封信中写道："她给我们的父母打了个电话，问她是否可以回家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他说，从一个穿着短裙和足尖芭蕾舞鞋的世界，她"开始重建没有明显的工作技能，没有工作经验，没有专业教育的生活"。

当她获得银行监管机构美国货币审计署的低级工作时，她得以喘口气。她最终搬到华盛顿特区，并在霍华德大学附近的中产阶级地区买了一套复式公寓。作为社区的支柱，她替家庭成员照看小孩，组织了前往博物馆的郊游活动，并做义工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只有在太极拳或瑜伽课上她才投入时间在自己身上。

住宅简朴但有条不紊。"没什么舒适的家具，但是有一张长的学习桌和一台供孩子们使用的计算机，"一位当过她儿子的导师的公务员在给法院的一封信中写道。她的兄弟说，确保孩子们受良好的教育成为克莱伯恩的新梦想，她以当时当芭蕾舞演员表现出的同样的奉献精神追求这一梦想，在互联网上搜寻廉价或免费的在线课程。但是，送孩子上大学需要真钱。她的第一枪打响是在1999年，她在国务院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国务院对驻外公务员的入职程序具有竞争性。行政工作的声望不高，但可靠。员工每两到三年更换职位-住房和旅行津贴使经常搬家值得。为了提高薪水并节省子女的学费，克莱伯恩（Claiborne）自愿参加了艰苦的外派：在条件艰苦的国家工作，会多付15-35％的薪水。通常，员工在请求不太艰苦的位置之前会先做一两个。克莱伯恩（Claiborne）则会继续做五个这样的驻期，包括巴格达。

其中第一个是在北京，因为中国政府不友善，污染物使空气像豌豆汤一样稠密，因此成为有艰苦的外派地点。克莱伯恩（Claiborne）于2000年搬到那里，并于2003年在上海任职。在这些旅行中的某个时候，她遇到了会说英语的吴先生，到2007年，他们开始了定期电子邮件联系。

中国有着复杂的人际网络关系，帮忙就像是货币，居住在那里的西方人经常会遇到主动提供帮助的商人。"在中国作为外国人，我经常被给予大量的机会，却不知道是什么促使了慷慨，"在中国教克莱伯恩瑜伽并与她建立了友谊的肖恩·达伦说。"通常，这是无害的友谊表达。但有时很明显他们过后想要一些回报。"他回忆说，克莱伯恩有一种"可看见的"善良。

法庭文件中没有证据显示吴先生在友谊初期，曾要求克莱伯恩提供任何东西。但是，如果她曾经以为对方只是一个仁慈的商人，那么到2011年，她显然已经知道这个故事还有隐情。根据法庭文件，当年四月，克莱伯恩从一家名为Delta Shipping Co Ltd的香港公司收到一笔2,480美元的转账，并附有一张说明这笔钱是给贾马尔的钱。她没有汇报这笔钱。第二个月，中国官员飞往美国，会见了副总统乔·拜登和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参加了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是两国之间的一系列高级别会议。峰会结束后，吴先生要求克莱伯恩（Claiborne）提供国务院对对话的内部评估。他特别想知道，如果中国不遵守商定的人民币升值时间表，美国会怎么做。

克莱伯恩（Claiborne）向他发送了一封带有一般性信息的回复，其中一些信息显然来自公开的资讯。"我寄来的东西有用吗？"她后来通过电子邮件问吴先生。

"这很有用，但它也在互联网上，"他干脆地回答。"他们正在寻找的是他们在互联网上找不到的东西。"

国务院反情报部前副主任，《国务院反情报：泄漏，间谍和谎言》的作者罗伯特·戴维·布斯说，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他说："她应该要明白了(The light had to go on.)，我不在乎她当时有多幼稚以及她想做什么。她终于不得不停止欺骗她自己了。"

这件事显然使她感到震惊。当吴先生接下来写信给克莱伯恩（Claiborne）询问她是否还有其他需要时，她便把他送走了。她写道："说实话，我真的不想花时间在这类东西上。""很抱歉，我没有时间或精力。"

但是，吴先生有很多时间致力于这段关系。他被情报专家称为"联络员"，并为中国国家安全部（MSS）工作提供可靠的掩护。 MSS总部设在北京，在全国各地设有分支机构，像是FBI和CIA的结合，同时负责国际情报和国内安全。在过去的几年中，MSS表现出了自己的才能，通过富有想象力的活动招募间谍并进行了激烈的网络攻击。(正在看着这里的，well，你好呀==，误)

在冷战期间，西方间谍对克格勃对手的聪明才智和冷酷无情感到烦恼，但往往低估了中国的情报能力。如果存在威胁，据说来自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数量，主要是华裔，他们可以利用这些力量从事情报工作，这就是所谓的"千粒沙"(Thousand grains of sand)或"真空吸尘器"(Vacuum cleaner)间谍方法。这揭示了与中国的策略一样多的西方对此的假设和偏见的信息。实际上，中国情报部门长期以来一直使用创造性的以及经典的方法来策反特工或窃取机密信息。

一个关键的事件发生在2003年，当时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一名日本编码员与在卡拉OK吧工作的一名当地女性有染。 MSS上海分部利用这种关系促使该男子给出有关其同事的个人信息以及将外交邮袋带到东京的时间表。这场遭遇在一个绝望的时刻达到了顶点。该编码员独自在领事馆上吊自杀。

2004年，MSS上海分校以一种新颖的诡计招募了美国毕业生Glenn Duffie Shriver：征集有关美中关系的论文。官员告诉居住在上海的史瑞弗（Shriver），他写了获奖论文。然后，他们推荐他加入美国国务院，向他支付了70,000美元，以表彰他的忠诚。施莱弗后来外交官考试不及格，而当他向CIA申请时，美国的工作人员终于盯上他了。但是，由于中国间谍服务部门愿意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他们愿意对一个间谍进行投入，而这个间谍甚至可能最终都无法完成有用的工作，这一事件震惊了海外情报界。 Booth说：" MSS与我曾经处理过的任何情报机构一样耐心和出色。"

对克莱伯恩（Claiborne）也是如此。曾在MSS上海分部工作的吴先生在被克莱恩（Claiborne）拒绝提供内部信息的要求时，只是轻轻再推了一下。也许他已计算好她对贾马尔（Jamal）的担忧会很快再次使她打电话。克莱伯恩（Claiborne）说她没时间帮忙两个月后，便与吴先生一起午餐。两天后，她发出了后续的资金请求。

她写信给他："我为要钱感到难过。"她补充说，"你一直在帮助我。"她将尝试在办公室了解有关人民币汇率的更多细节。

他说："我将帮助您的孩子以及您在中国赚钱，"后来在法庭上宣读了吴先生当时的这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