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示意图。(AAP Image/Darren England)

每逢“五一”、“十一”等长假，中国各地都会出现大规模“人从众”的景象。为刺激旅游消费，中共官方通过调休安排，使得假期延长至5～8天。然而，由于平日请假困难，部分企业甚至仍实行单休或“大小周”，民众的长途出行与返乡探亲需求被迫集中于法定长假之中。

今年中秋节与“十一”国庆假期合并，共达8天。但节前节后却需补班2天，引发大量网友在社交平台怨声载道，很多网友抱怨“假期不如不放”。

陆媒《财新》9月29日报导指出，中国公共假期分布不均，下半年假期稀少，加上调休补班，让劳动者的“假期获得感”大打折扣。

事实上，中国的长假制度本身就是出于拉动消费的考量。“五一”黄金周在2008年曾被取消，直到2019年才恢复为5天。当时新华社引述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刘思敏称，恢复长假“有利于促进消费，拉动内需”。

刘思敏称，3天左右的小长假不足以支撑远途旅游或长途探亲安排。正因如此，才会出现“五一”、“十一”、中国新年等少数长假集中出行的现象。

长假需求集中，还与中国劳动者长期缺乏日常休息直接相关。

根据人社部2020年数据，仅约六成劳动者能够落实带薪年休假，四成职工“有假休不到”。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显示，制造业职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达5.68天，不少企业仍实行单休或“大小周”制度。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近日的文章指出，中国居民普遍存在“休不够、休不好、休不到”的问题。

工作时长过长：中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约49小时，折算年工作时长约2500小时，高于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1717小时，也超过发展中国家墨西哥的2323小时。

闲暇时间偏短：2024年官方《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显示，中国居民日均闲暇时间仅3.5小时，远低于欧洲（平均5小时以上）、美国（4.7小时）、日本（4.6小时）。

2017年中共央视、国家统计局等联合发起的“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结果显示，深圳、广州、上海、北京居民每天的闲暇时间分别仅为1.9、2.0、2.1和2.3小时。

居民假期“休不够”，主要表现为带薪年假数量偏少。中国劳动者有5到15天带薪年假，平均年假为10天，低于法国25天、德国20天，也低于墨西哥（12-20天）、巴西（10-22天）、俄罗斯（至少28天）。

居民假期“休不好”，主要表现为公共假期分布不均、下半年偏少，调休补班让获得感打折。中国公共假期主要集中在上半年（9天），下半年数量偏少（4天），全民集中休假导致休假旅游体验感不佳，“人山人海”和交通拥堵已是假期常态。此外，调休后的持续工作导致劳动者身心俱疲，削弱了假期获得感，“假期天数不输人，调休凑假累垮人”的感受普遍存在。

放长假的结果，是全民同时出行，导致旅游体验感大幅下降。道路拥堵、景区爆满早已成为常态。今年“五一”期间，桂林漓江甚至上演了“船只堵塞”的罕见场景，被戏称为现代版“赤壁之战”。

《极目新闻》报导，10月1日假期第一天，全国各地迎来了出行客流高峰。有网友表示，堵堵堵！许多司机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开着开着就突然堵车了，只能一点点蹭着前行。车辆堆积得越来越多，逐渐蔓延到很远的后方，造成严重的堵车现象。

据百度地图大数据显示，十一假期全国高速平均拥堵里程较历史同期上升75.8%，景区、游乐场人流翻倍增长。

从去程情况看，由于十一出游与中秋探亲的车流叠加，假期首日出行强度增长突出，去程拥堵最高峰值出现在10月1日11:00，峰值为9109.28km，全国高速平均拥堵里程较历史同期上升50.1%。

拥有超40万粉丝的博主“老周”在社交平台写道：“出门旅游本来是为了放松，但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比上班更苦、更累、更折磨人。”

中国的调休政策已经持续二十余年，几乎每到长假都会引发民众不满。“老周”指出，调休并非真正增加假期，而是“拆东墙补西墙”，把分散的休息日强行集中，造成全国“扎堆出行”的局面。

“老周”认为，问题不在于中国人口多，而在于“全社会统一放假”。以人口密度远高于中国的城市为例，新加坡每平方公里超8000人，北京仅1330人，上海约3900人。然而，新加坡和东京在假期期间极少出现中国式的“人山人海”。“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这个万恶的调休制度。”

那为什么中共不改革调修政策？“老周”表示，调休制度的逻辑不仅仅是刺激消费，这背后真正的原因并不只是刺激消费那么简单，它是一套被隐藏很深的社会控制机制。它在塑造官方叙事的同时，制造了民众“获得更多假期”的错觉。搞得好像是政府大发慈悲地在给人民提供了福利一样。实际上，劳动者的总休息时间并未增加，反而因补班而更加疲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