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治下的读书人有多爱大清，之前已讲过一些，比如年逾七十的老秀才刘震宇，为朝廷献策，结果把头也献上。可是，这位古稀老人的血，并没有吓退爱清书生们，一年之后，又发生了李冠春献策案。

李是福建仙游县秀才，年龄不详。乾隆十九年十一月初一，他跑到福州，拦了福建巡抚钟音的轿，投书献策，当场被抓起来进行拷问。然后，钟音还派仙游知县带人到李冠春家中掘地三尺，看看有没有其他违禁书稿。

从现存档案看，李冠春所献的治国方略，跟刘震宇一样的主题，内容涉及水利、防风、防火、法制建设、军政限权、清理户口、救济贫民等，合称《济时十策》，概括起来不外两个字：改良。

按大清律例，“生员（秀才）不许一言建白”，即读书人不能妄议国事。李冠春献策，已经触犯刑律；更要命的是，他跟刘震宇一样踩了雷区，献策中又提到“请改明季衣冠”——满清时装太难看，还是改回汉服吧。

这就不是舔错地方，而是倒捋虎须了，乾隆之暴怒可想而知——去年刘震宇那老家伙就因为这个被砍了头，现在你还敢找死，那就成全你吧。

从十一月初一拦轿献策，到十二月二十七，福建巡抚钟音接上谕，在福州把李冠春给咔嚓了，只隔了一个多月。

从重从快，历来都是办此类案子的节奏。

李冠春案在《清代文字狱档》中仅有四个相关档案，除了乾隆上谕，其他都是福州将军、福建学政（教育厅长）、闽浙总督和福建巡抚的联合奏折，共三件。上折子的，不是封疆大吏，就是地方大员。

其中，福建学政汪廷玙的奏折颇有代表性，他因自己治下出了这样的案子而惶恐莫名：“伏乞皇上敕部严加议处，以为学臣不尽职之戒，臣不胜悚惶待命之至。”

臣失职，求皇上赶紧把臣给办了吧。

乾隆对汪廷玙没表态，但在上谕中警告了钟音的前任，趁机敲打了所有的地方官。

事缘钟音在奏折中透露，两年前，李冠春就曾将《济时十策》呈送前一任福建巡抚陈宏谋，因原稿中并没有提出改穿明朝服装，陈宏谋觉得里面没有“谬逆之言”，便没有再上报。

乾隆以假设来诛心：“然以陈宏谋之为人论之，即使当日见此谬逆诸说，亦未必不心存讳匿，或将置之不论也。”

据说，陈宏谋是以清廉、爱民出名的“体内健”，《清史稿·陈宏谋传》几乎零差评。乾隆眼里，不够心狠手辣的陈宏谋，就算当时看到反动言论，也有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恰恰是最危险的：

“生员上书言事已干犯禁令，使陈宏谋早能严加戒饬治罪，该犯或因此知怕儆惧，不至益肆妄谈，毫无忌惮……今该犯之自罹重辟，皆陈宏谋婉词批发，有以酿之耳”。

他认为，正是因为陈宏谋未能及早发现苗头，放纵了李冠春，才导致他越走越远。

最后，乾隆对陈宏谋亮剑了：“陈宏谋着传旨严行申饬，嗣后倘不思痛改前非，遇事苟且掩饰，仍蹈沽名邀誉之恶习，必不能逃朕洞鉴，思再邀宽典也。”我的眼睛是雪亮的，下次再敢帮反贼掩饰，沽名钓誉，别怪我无情。

杀气腾腾，“体内健”也被吓出一身病，各级官员更加战战兢兢，盯紧治下的读书人，力保把所有异议扼杀在萌芽状态。

刘震宇尸骨未寒，李冠春又上赶着找死，是他明知找死也要爱清吗？更大的可能，是当时资讯不畅，福建一小地方的读书人，不知道一年前江西有跟他一样的人被砍头。

一个例证是，李冠春被斩后，闽浙总督和福建巡抚的联合奏折中说：

臣等伏思生员身列胶庠，本为齐民矜式，苟其驰鹜放言、干犯名义，势必煽惑同类，尤易导民为非，罪不容诛。虽李冠春已经明正国法，而海隅山僻未尽周知，臣等现在通饬教官广为告诫，并咨会学臣，于岁科按试诸生齐集之时，随棚晓谕，俾各触目警心，共知炯戒。

就是说，因为传播途径有限，李冠春虽已伏诛，却很难在全国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而且，其思想流毒仍在；我朝幅员广阔，山高皇帝远，还不知道有多少李冠春蠢蠢欲动。所以，我们会敦促教育部门，在所有学生参加公考时，集中警告、镇慑那些学生，让他们老实点。

这些措施有没有执行，不得而知。只知道，十八年后，又一个读书人嫌命长了。

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初，快六十岁的山西人戎英，跑到四库全书馆献书。

这一次，倒没有说改回明朝衣冠什么的，而是军事建言，说他自己“于河图洛书中衍出《万年配天策》一本，又见欲扫平金川，别作《天人平西策》，还开列了幼年所作之书，如《避炮攻碉法》等，恳求奏闻”。

翻译过来，也差不多就是建议朝廷应该增加多少多少核弹头。

戎英应该连秀才都没考上，因为相关奏折均称“山西人戎英”或“平定州民戎英”。估计从小喜欢看三国、水浒、说岳等演义，悟出一套战略战术，就想献给朝廷，图个功名（他老婆供述，戎英“每日里只是痴痴呆呆写书，说功名富贵都在里面”）。

这样一个迂腐呆子写的所谓“兵法”，在上奏折的军机大臣眼里，“俱系小说中无稽之谈，毫无实际”。但本着一个都不能放过的原则，军机大臣除了将戎英管押外，仍在奏折中请旨派人到戎英的老家严查“有无不法字迹”。

这话乾隆爱听，他立即下旨，命山西按察使黄检派人到戎英家查抄所有书籍，并审讯全体家人，若发现蛛丝马迹，“自当将该犯从重办理”。

“从重”二字，让人后背发凉。

于是，戎英家被掘地三尺，人人过审，最后没发现什么“悖逆语句”，他但仍被发配乌鲁木齐种地，也算是捡回一条命了。不过，当时发配新疆，真是生不如死。

这种事一再发生，其他爱清的读书人，该醒目点了吧？

没完，再过七年，乾隆四十五年，广西平南县秀才吴英，又自己把头伸到屠刀下。

吴英献策时，也已六十高龄。他开篇便声明，献策的动机是感谢皇恩，目的是“以固国本”；他也明白，秀才妄议，“罪该万死”，但是，“生所欲言皆国家利赖之事，使生之说行，不但家国民人蒙其休，即生之若子若孙亦与沾其泽……虽言出祸随又奚顾哉，试言之”。

一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吴英所献五策：备荒、盐政、弭盗、种烟、减僧。相对比较理性，也没扯到什么换汉服，却踩到了一个更大的雷区：干犯御名——就是没有避讳，行文间直呼皇帝名姓。

乾隆名弘历，此二字便谁也不能用。如上面提到的前福建巡抚陈宏谋，原名陈弘谋，为了避讳才改为“宏”。

在广西巡抚姚成烈的奏折里，吴英献策的第一条便“干犯御名二处，语涉狂悖数处”。这二处分别是：

“圣上遵太后之遗命，免各省税粮，其德非不弘也，但其恩未远，其泽未长……”“虽曰租亦免，然田主征足，佃户其敢抗而鸣于官乎？是圣上有万斛之弘恩，而贫民不能尽沾其升斗，甚可惜也。”

吴英不懂？或者故意踩雷区？不可能，估计是疏忽，行文至此，爱满之心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忘了致命的“弘”字，也没有熟悉敏感词的专业编辑来把关。

结果，就因为这两个“弘”字，吴英被凌迟处死，两个儿子，一个亲弟弟，两个亲侄子，因为年满十六岁，被“斩立决”；妻、妾、幼子等，“发功臣之家为奴”。

如果知道爱满得付出这样的代价，他还爱吗？

中国历史上，自汉朝尊儒始，历代书生都有公车上书的传统（汉制规定，官吏或民众上书言事均由公车令接待，称为公车上书），而上书人确也有因此被破格重用者，比如著名的东方朔。这条传统的上书之路，到了满清，就被滚滚人头堵住了。你是读书人，乖乖听话是本分，什么献策、改良，呸，你也配，我把你千刀万剐，看你还敢不敢千言万语。

就这样，一个又一个的爱清书生，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染红了康乾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