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打零工使人“短命”?医学研究怎么说
孙萍在《过渡劳动》一书中骑手工作留存率低的问题,指出外卖是一种“短命劳动”。而我更好奇,从营养健康角度,送外卖会不会真的使骑手变得更“短命”?
医学研究显示,在零工经济环境下,工作方式本身已成为影响健康的重要变量——“一个人的就业状况比任何传统的冠心病危险因素更能预测其死于冠心病的风险。”
一篇刊于《美国医学会心脏病学期刊》的文章指出:
“零工经济的工作环境应被视为新的健康社会决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甚至可能是可干预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雇主应系统性了解零工劳动者的健康状况,开发针对性的健康干预措施。”
这篇论文从网约车司机切入,基于两项数据说明“过渡劳动”人群不容忽视的健康风险:
(一)1950年代研究表明,低体力活动职业(如公交司机)相比高体力活动职业(如体力劳动者)冠心病死亡率高约两倍。
(二)在美国旧金山130名出租车司机调查中,35%有4个或以上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包括缺乏运动、吸烟、不健康饮食、长期压力),其中36%吸烟,33%无规律运动。
此外,零工大军还面临着医疗保险、最低工资、工会等结构性问题。这群无保障的、灵活的“打零工”劳动人群,恰恰又是以传统边缘人群为主,如农民工、新移民。他们在失业、债务等生存压力下被平台经济的致富神话迅速吸引集结。
◉阿姆斯特丹Cycloon的外卖员在送餐。来源:FaceMePLS from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Wikimedia Commons
英国一项自1970年开始的长期研究发现,30至42岁的失业人群患糖尿病和高血压的风险显著增加。每经历一次失业,患糖尿病的风险上升39%,高血压的风险上升28%。此外,债务问题会进一步加剧这一健康风险,使情况更加严峻。
然而,目前关于零工劳动者健康状况的系统研究仍然有限。中国2亿零工劳动者的健康究竟在面临什么挑战,更是公共健康体系亟待填补的空白。未来的健康政策和劳动法规,必须直面这一群体的健康困境,并采取系统性的保障措施,以避免健康不平等的鸿沟进一步扩大。
三、“数字韧性”与“健康韧性”
高强度的工作节奏、收入的不稳定,并非只是骑手的生存现实,而是现代社会“过渡劳动”的缩影。我们或也在做着一份和跑外卖类似的“具有工具性而非价值型”的劳动。
在这些工作中,三餐不规律已成为千千万万劳动者的共同困境。骑手的境况让我们思考:为什么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并没有让好好吃饭变得更容易?
数字经济的便利背后,往往隐藏着劳动者的健康代价。我十分欣赏《过渡劳动》中自下而上的展开方式,数字劳动者用来对抗算法监管的各种劳动策略尤其令我印象深刻,孙萍将其称为“数字韧性”。这也让我思考:在“数字韧性”之外,是否更应该关注劳动者的“健康韧性”?
◉曼彻斯特市中心的Deliveroo外卖员。来源:www.shopblocks.com.jpg/ Wikimedia Commons
深谙“手停脚停意味着嘴停”的骑手们,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下,还能持续“抗造”吗?如何抵御营养失衡、慢性疲劳、工作超时以及困在算法里的精神紧绷带来的健康损耗?数字经济的弹性是否仅仅意味着更高效的劳动力调用,而劳动者的健康问题究竟是否有人来关注?无论如何,骑手的健康不该是平台经济的牺牲品,“短命劳动”不可持续。
从营养师的角度出发,我也希望骑手都能够好好吃饭,和其他职业同样享有健康公平(health equity)。未来,在考虑骑手的劳动保障和合理报酬等议题的同时,是否也能将“健康韧性”涵盖在内呢?这是关注劳动者境况的人们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参考资料
阿宛.《风声|西北农妇刘小样,为何戳中了时代的痛点?》.见于2025年2月23日. https://mp.weixin.qq.com/s/a4wl4c7NuRpNQaJ1npeyEg.
泛舟颐和园.《街头的味道:外卖骑手的健康挑战》.见于2025年2月22日. https://www.wyzxwk.com/Article/gongnong/2024/01/485889.html.
随机波动.《以肉身投喂算法:外卖员与你我皆是“人体电池”》.见于2025年2月23日. https://www.stovol.club/143.
孙萍.过渡劳动,2024.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6985251/.
Kim, Min-Seok, Juyeon Oh, Juho Sim, Byung-Yoon Yun和Jin-Ha Yoon.《Association between Exposure to Violence, Job Stres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Gig Economy Workers in Korea》. Annals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35(2023年): e43. https://doi.org/10.35371/aoem.2023.35.e43.
Mulhollem, Jeff.《‘Triple burden’ of invisible labor major stressor for farm women, study finds| Penn State University》,2024年. https://www.psu.edu/news/research/story/triple-burden-invisible-labor-major-stressor-farm-women-study-finds.
Rodriguez, Fatima, Ashish Sarraju和Mintu P. Turakhia.《The Gig Economy Worker: A New Social Determinant of Health?》 JAMA cardiology7,期2(2022年2月1日):125–26. https://doi.org/10.1001/jamacardio.2021.5435.
Rose, G.,和M. G. Marmot.《Social Class and Coronary Heart Disease》. British Heart Journal45,期1(1981年1月):13–19. https://doi.org/10.1136/hrt.45.1.13.
Waynforth, David.《Unstable employment and health in middle age in the longitudinal1970 British Birth Cohort Study》. Evolution,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2018,期1(2018年3月27日):92–99. https://doi.org/10.1093/emph/eoy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