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月份京东和美团围绕骑手社保展开的舆论战，到9月1日强制缴纳社保的新规，骑手的劳动状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对于很多骑手来说，社保似乎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他们总是紧盯着眼前的生活压力。

骑手以透支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代价，一刻不停地穿梭于食物供应链的“最后一公里”。很少有人意识到，为顾客餐食而奔忙的他们，却往往是这个系统里最难吃上一顿健康饭的人。

“骑手们经常一天两顿，很多人有胃病。”《过渡劳动》作者孙萍在《随机波动》播客中提到的这句话，让我很不平静。并非因为吃惊，而是出于共情。作为营养学者，这种矛盾让我意识到，值得关注的不仅是餐桌上的食物与健康，还有那些送餐的人是否能好好吃饭。

一、规律饮食被工作牺牲

骑手患胃病，乍听是因为缺乏健康知识，不懂养胃之道，但当群体患上了这样的“职业病”，事情远不止于此。

外卖骑手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作息不稳定，平常的进餐时间和饮食质量往往取决于订单量、工时长短，甚至取餐地点是否可及等等因素，而非他们是否“懂得养生”。现实是，他们的工作节奏不允许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准备营养均衡的餐食。骑手们的健康困境，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吃好，而是他们的劳动条件决定了他们无法做出更好的选择。

因此，在理解骑手们的胃病时，开出“规律三餐”的营养处方是傲慢且无效的，因为它与“以单计价”的生存法则不兼容。社交媒体上常见的“少喝碳酸饮料”“多吃蔬菜和水果”“多运动”等专家建议，虽具体，但在真实世界里常因为各种社会因素磕绊，难以实现。

◉奔跑的外卖小哥给停不下来的打工人送餐。来源：周平浪

孙萍团队的田野调查虽然未专门评估骑手的健康状况，但书中关于他们如何解决饥饿的描述，揭示了“显而易见的不可见”健康风险：

晓敏：经历离异阵痛的女骑手，“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为了多送单，她很少吃午饭，会带上在拼多多买的饼干、馍片”。

吴之峰：为了应对“只出不进”的疫情政策，选择露宿街头跑单，每天用卡式炉和一口小锅给自己做两顿饭，“给自己煮面、煮粉，有时候会做一些拌面就着辣椒酱吃”。

洪大哥：“他打开早餐袋，里面装了两个肉夹馍，表皮酥黄，热气腾腾，他边啃肉夹馍边喝百事可乐“。

这些餐食几乎都是高碳水、高热量的“速战速决”型选择，正是高强度体力劳动者典型的饮食缩影。这样的饮食模式不仅难以提供均衡营养，也与膳食指南倡导的“食物多样、合理搭配”相去甚远。

对于一些骑手来说，“吃饭”这件事甚至在生活中完全不重要。在公众号“骑手有话说”的一篇推文里，一位外卖小队长反馈：骑手从业后体重增加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体重不增反减，反而可能是甲亢等疾病的信号。另一位参与饮食调查的众包骑手小白则干脆地说自己不考虑什么“饮食搭配”：

“没有什么考虑，没有精致的生活和考虑。如果今天爆单了，那就得不停地跑，就不想吃饭，只想挣钱。很多骑手跑到没单了才会停下来，不会主动下线。一直有单，就会兴奋，把饥饿感忘掉。”

吃得健康并非特权，但对“只要活着就努力跑单”的骑手而言，一天两顿几乎成了“成功”骑手的必备条件。生计的压力让他们在日复一日的奔波中，逐渐失去了对食物和健康的自主选择。

◉外卖站点在路边开早会。平台的人员管理、订单协调等工作都需要依赖基层站点。来源：天乐

骑手们不仅在生理上受到影响，心理健康状况同样令人担忧。韩国一项针对打零工劳动者与抑郁症的关联调查揭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在工作压力下，每天少于三餐的打零工者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三倍以上！这种身心被掏空的倦怠感，在《过渡劳动》一书中描绘的女骑手身上有十分明显的体现。顶着“丧偶式育儿”和生计双重压力的小镇女骑手芳利发现，与孩子一起吃饭竟成了一种奢望：

“有的时候（比如）孩子吃饭的时候，放学的时候，刚好是送外卖的高峰，你就没空管他，最多也就是给他点外卖。”

“骑手”与“母亲”角色的冲突让芳利难以入睡，这让我们更直观地看到，性别与劳动如何共同影响个人与家庭的健康。当工作和生活之间的边界愈发模糊，随时变动成为日常，工作糊口的压力将“吃得健康”变成一种精疲力竭的权衡。健康本该是最基本的底线，却成了最容易被牺牲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