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人手持电子蜡烛，静静地站在草地上，仰望着重新竖立的——国殇之柱。

坐在前排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坐着轮椅。
她曾在三十年前多次因悼念六四被控“非法集会”，如今成为了香港记忆协会的名誉顾问。

她抬头望向那座雕像，眼中噙著泪。

✴️ 重现的记忆：新国殇之柱

那天，矗立在草地中央的并非原件，而是由数百位本地艺术家与历史学者共同打造的复制版本。

原柱早在2021年被港大移除，据说其后被切割、部分运至海外，部分被秘密运出中国大陆，至今下落不明。

新的国殇之柱底座，刻着一句话：

“六四不是历史，是我们活过的部分。
记忆，不再犯法。”

悼念会无人高呼口号，也没有任何政党旗帜。

现场只有一片静默。
一位年轻的诗人登上临时搭建的小台，朗读一首他为这座城市所写的诗：

他们说记忆是可以删除的
他们说历史是可以选择的
他们说，你可以忘了名字，忘了时间，
忘了那晚火光中断掉的声音

但我们还在这里——
手里握著光
眼里握著泪
心里握著那年没有握到的手

掌声在那一刻响起，又很快沉没在人群中。

一位中学教师在草地上，对着身边的学生轻声说道：

“现在可以拍照，但不要自拍，这不是展览，是告别。”

不是对六四的告别，
而是对那个我们无法为自己作主的年代的告别。

📘 背后的修复行动

2046年起，临时政府设立“记忆重建小组”，由公共历史学者、幸存证人、社区档案义工共同协作。

• 修复资料馆中遭删改的1989年纪录；

• 从流亡者与海外档案机构中追回新闻片段；

• 建立“政治记忆数据库”，将个人故事、法庭记录、访谈逐步数码化。

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审判谁，
而是要让这座城市，再也不必活在选择性遗忘的阴影下。

这是一章没有胜利者的历史。

但正因如此，
当我们终于能点燃一支烛光，并不再为此付出自由或代价，
我们才终于拥有了“文明”最根本的东西——记得的权利。

2047年，这是一座活着的城市。
不是重获自由的胜利者，而是从死亡边缘走回来的幸存者。

这一年，《香港自治宪章》正式通过，写进首条文字是：

“本市因历史所致，成为世界唯一一个曾历经殖民、极权、流亡、自治，并最终由人民集体选择命运的城市体。其主权未必独立，但其意志为自主。”

👤 归来的人

2047年6月，在深水埗一间独立书店的开幕仪式上，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者缓缓走入门口，人群立刻静了下来。

那是黎智英。

被囚近20年后，他于2042年获释，身体消瘦、声音依旧洪亮。他没有重新创办报社，只在每周固定写一封《致后生的信》，刊登于《自由地》周刊。

戴耀廷成为新宪章起草团的顾问。他曾因“47人案”被判监十年，出狱后长年居于偏远地区，2040年代初受邀加入临时法律重建团队。他说：

“这不是复仇，也不是‘我们对了’，而是让制度再次可以被信任。”

何俊仁没有参选任何职位，成为“民间法律诊所”的义务顾问。

何桂蓝于2024年被判囚七年，其后在欧洲展开人权倡议工作。2046年，她与周庭一同返港，成立“城市妇女协会”，协助政治犯家属就业、心理支援与纪录重建。

周庭于2023年9月流亡加拿大，在海外长期参与港人倡议，并于2046年归港。她说：

“这座城市，给过我们恐惧，也给过我们名字。如今，让我们给它一个未来。”

🌍 留守与流亡的人

郑文杰长年定居英国，在2044年香港政局逆转后回港。他拒绝出席所有公开场合，只在一次封闭式圆桌会议上低声说：

“我不是英雄，我只是没死而已。能回来，已经够了。”

罗冠聪在伦敦成家立业，成为知名学者。他于2044年后重返香港，2046年应邀出任“香港未来发展论坛”主席。他不登记户籍、不定居，只每年在中环主持一次“未来之夜”，召集青年与国际学者对话。

每年开场白都一样：

“我们的城市，还在写故事。”

黄之锋原定于2027年1月出狱，2025年6月在狱中再次被控勾结外国势力，案件审讯持续多年，最终于2040年代初释放。他之后选择回归教育界，不参政、不接受媒体访问，只在屯门开设“城市记忆写作坊”。据说每年考进港大文学院的学生，有一半来自那里。

✊ 还在的声音

邹幸彤于2025年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件缠讼多年。2045年出狱后，被推选为第一届宪政法庭常任法官。那一年，她拒绝着法袍，穿黑衣出庭。她在宪章生效典礼上说：

“不再有国安法，不再有因思想入罪。不是因为权力赦免，而是因为制度重建。从今天起，这城市唯一的法，是由人民写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