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合肥

各省书记们在大会上汇报了一天。

李先念讲，1959年的粮食征购任务1200亿斤，这么大的灾，又增加了100亿斤，这是犯错误。讲到购过头粮的问题，他说，事先要打招呼，不能购过头粮，但实际上难免，今后几年都难免，不要强调过分。我感觉，这么讲，不是开了个口子吗？

山东省委书记发言引起了共鸣，很有代表性。他说，上报粮食产量，上边一批评，下边就多报，生活安排不下来，他们也不吭气，人死了他们也不报，这是出问题的最大原因。各省发言，都讲了类似的情况。我省遵义死那么多人，难道不也是这样吗？

4月26日合肥

国务院财贸书记会议的成果是，做出了生产大队统一管理粮食的决定，明确了粮食收、管、用各个环节的政策、制度。全国争论很大的问题就此结束。对贵州来说，这不是个新问题，已有青海省就是这么做的。

5月9日

看了几份中共中央文件，都是紧急调粮救灾的。3月份李先念的报告中要求，各省省委把调粮工作当做一项政治任务。4月19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为京、津、沪、辽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要求各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抢时间把一切需要调运和能够调运的粮食尽快集运外调，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这些城市就有脱销的危险。

5月24日

省委秘书长褚振民通知，叫我下午3时去省委，参加向党中央工作组汇报灾情。省委向中央重点汇报了遵义、湄潭、桐梓等七个严重灾情县死亡3万多人的情况（之前，省委已给中共中央报告了上述死人事件）。我只提了一条，请求中央在6、7、8这三个月停调贵州的粮食。

6月1日

遵义、湄潭等县死人问题，省委向中央请求处分的电报我看了一下。周林说过，我们不年年检讨了，请求中央少调粮食，我们死了人大惊小怪，别的省死人都不吭气。我也听到外省饿死人压盖子不上报这类消息。

6月3日

晚，粮食部开电话会，陈国栋部长向全国告急，京、津、沪、辽粮食空前危机，全国粮食库存只有240亿斤，比历年来都少。会上宣布了各省上调粮数。安排贵州6月份上调6000万斤，三季度上调2.1亿斤。会后立即向常委会作了汇报。会上冷场，大家谁也不表态。只有徐省长向粮食部大发雷霆，说，有粮不调是犯错误，调走了农村出问题也是犯错误，粮食厅算一算账，能调就调，将来出了问题你们负责。看来，省委向中央请求不调粮的电报一点作用也没起。

6月17日桐梓县

何专员陪同，去桐梓检查了两个食堂（高桥和红光），在红光大队开座谈会一直到夜半三点，这里购过头粮的情况严重，农民往返背粮，劳民伤财。过去能挑120斤的，现在只能挑五六十斤，农民体质严重下降。

桐梓县长反映，现在干部不宣传"生产自救，自力更生"了，我们曾宣传过"粮食由我管，吃饭由我包"的口号，助长了农民依赖国家的思想。（注：新编桐梓县粮食志，全县因缺粮导致非正常死亡人口近4万人）

6月24日习水

按赵副省长指示，到习水、赤水去一趟。

昨晚在桐梓住了一夜，听到议论最多的是在反瞒产中的强迫命令严重，捆绑、吊打成风。公社书记亲自上阵，动手打人，往下一级打一级，反不出瞒产就反右倾，情况十分惊人！

和耿唤民书记一起去良村、温水两个公社，看了六七个大队，一直没有发现反瞒产反出了多少粮食的情况，对此我是没有多大信心。温水特别是妇女患子宫脱垂、停经有很多。

在良村，发现这里地、县委工作队有种倾向，就是只抓生产、回避抓群众生活。怕惹祸出事，承担责任，对食堂生活是一问三不知。

6月28日赤水

县委汇报说，小麦征购任务太重，不少生产队连种子都没有留够，到小麦播种时，还得供应种子。

四川合江县九支区与赤水县一水之隔，想了解一下四川情况。去九支后区委书记说，今年小麦估产810万斤，实际只有260万斤，高估了两倍。现在就有三分之一的食堂断炊。他陪我去看了第三食堂，已有3天不吃粮食了，浮肿病、死人早已发生。我向书记建议，你们不要再等上边了，赶快供应粮食吧！书记很感激。我看四川管辖的地方不比贵州好。

7月29日

中央下达给我省的上调粮食计划：7月份2000万斤，8月份3000万斤，9月份5000万斤。这比原定的每月上调7000万斤稍有减轻，感到轻松了些，我们为上调粮弄得筋疲力尽。

贵阳市报告，粮食库存告急，只剩下1600万斤库存，请求省里急调，过去库存告急数是三五千万斤，现在只有千多万斤，确实到了极限。

8月10日

周林书记从北戴河接连打来十多次电话，今天又说征购任务要按30亿斤安排，农民吃粮标准要从低掌握，按十两（0.625斤）、十一两（0.6375斤）掌握。按照周的电话精神，徐主持会议把征购方案定了稿，农村吃粮标准规定：丰收地区十两、十二两；歉收地区按九到十一两。征购任务定为30亿斤，这显然是上边压下来的。还是一条大购大销的路子，不光主管部门，就是省委也无能为力。

8月15日

陈璞如副省长在粮食会议上作报告，主题是大力压缩城市人口和粮食销量。我一直认为，要压销，就必须从压人口着手，光靠堵塞虚报冒领搞不到多少粮食。祝恺然说，你不怕说你是否定大跃进吗？

周林在大会上讲了三点，一是坚决保证完成30亿斤征购任务；二是粮食收、管、用，计划用粮食局要十分抓紧；三是坚决压缩城市人口，支援农村第一线。压缩粮食销量，粮食是全党、全民的大事。我看到的情况是，各地对分配的30亿斤征购粮普遍感到压力太大。

8月29日

最近期间，贵阳市大街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欢送街道居民、小商小贩下乡的队伍，掀起了高潮。全市下放人数10万的任务如真能完成，不但少销粮食，还可减轻城市多方面的负担。（注：根据省粮食厅统计资料，全省由国家供应吃商品粮的非农业人口，1957年为163万人，到大跃进的1958年猛增到259万人。为了度过困难，大力压缩城市人口，到1962年已经压缩到180万人。）

9月1日

在省委三干会上，周林书记传达北戴河会议精神。李富春讲话，强调自力更生、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强调化气为力（注：化气为力，我理解大概是中央已经看到了干部群众都有怨气的情况吧）。在这次会议上，降低机关职工粮食供应标准，将原有的27、29、31斤三个标准统统降到25斤，贵阳城市居民降为24斤，地、县城镇居民降为22斤。农村吃粮标准，先是降为十两（0.625斤）大米，在大家强烈反对之下，又决定改为十二两。

我看到会上不少人在小组讨论中对大跃进一肚子气，对"一个指头"的错误提出质疑。对化气为力议论纷纷。

10月18日

贵州市各机关、团体、居民，组织起来采摘加工青冈子，已形成了群众运动，成为代食品的一种主要原料。

省人委成立了从省到县的"小秋收"办公室，由粮食厅、供销社负责组织采集一切能做代食品原料的野生植物。

11月1日

粮食部今晚电话会上，大讲采集代食品度荒的措施和经验，讲到北京机关、学校已形成群众运动，把槐树叶子都采摘光了。谭震林副总理命令晋冀鲁豫辽五省重灾区每个县派一人到北京学习吃树叶的经验。

11月23日

当前贵阳市的省、市机关干部浮肿病快速增长，贵阳市报告已有4万多人，机关正常办公已经受到影响，弄得人心不安。省粮食厅是管理粮食的部门，目前也有50多人患浮肿病。只靠每月23斤粮食定量，蔬菜、代食品不足，就连我家6口人中，浮肿就有4个。

12月3日

据三干会上披露的材料看，以遵义、湄潭、桐梓为主的遵义地区，以金沙、水城、织金、毕节为主的毕节地区，死人已经不下15万之多，全省少不了有几十万。

12月9日

三干会开了20天，周林在总结讲话中作了沉痛的检讨，说在粮食问题上，省委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根本问题是浮夸风、高估产造成的恶果。一是粮食政策被迫采取了多购多销，去冬今春，遵义事件、金沙事件集中地暴露了；二是大量收购过头粮，造成生活安排困难；三是破坏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三天大会发言的地委书记无例外的检查浮夸风、共产风的严重后果。

会议对李苏波（遵义地委书记）作出撤销一切职务、孟子明（毕节地委书记）撤销地委第一书记职务的决定。

12月11日毕节

今天看到一份中央绝密文件，内容是批转山东济南、河南开封城市发生浮肿病的情况。浮肿病不仅贵阳有，外省大中城市机关、居民中都有类似情况。

12月12日

周林亲自主持省委生活领导小组成员会议，（徐、陈、戴、何）主要是研究解决贵阳市粮、煤、盐、副食、蔬菜全面紧张的问题。浮肿病一天天在发展，大街上抢粮、抢饭、盗窃时有发生。贵阳赵克强市长说，浮肿病已发展到1.5万人，可能还不止。人心惶惶。

12月13日

中央决定，调整贵州上调中央粮食任务，由原定（1960年）的5亿斤下调到3亿斤，实际减少2亿斤，留一亿斤做省里机动。向中央多次强烈反映要求减少上调的呼声，也许引起了注意。精神压力随之减轻了许多。

12月18日

周林书记为农村生活接连开了两次电话会，批评了有些地方在粮食严重困难面前低头、退却，有些人焦急得无法。这几天各地告急电话、电报雪片般飞来，病人、死人、抢粮、盗窃等等，多得我看都看不完。黔南州电报说，有一家人四口上山挖橛巴，全死在山上。有一户，六两（0.375斤）粮食吃不饱，全家三口上吊自杀……

12月24日

开会时遇见省监委副书记杨用信，他说，金沙县委书记赵某某已被抓起来了，弄虚作假、反瞒产、强迫命令、捆绑吊打和死人相当严重，行为极其恶劣。他还是被树起来的大跃进全国标兵、模范人物。（注：金沙县饿死人数，有人说8.5万，有人认为不止）

祝（恺然）部长说，他看到中央公安部的通报，各省死亡人数都很惊人，其中就有贵州死亡50万。

12月27日

据生活办公室收到的报告，各地发生有十几人、几十人、几百人抢劫粮食的事件，小偷小摸就更多。就连贵阳也是如此，在大街上走路时不敢拿着东西吃，会突然被人抢走。大家最担心会发生更大的抢劫粮食仓库的事件。对各地聚众抢粮事件，中央已有明确的处理方针，即"先分是非，后分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