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

今年夏季粮食产量已定为8亿斤，收购4亿斤，徐省长表示满怀信心。从最近入库进度看十分缓慢，我对产量表示有些担忧，也感到征购多了。徐却批评我右倾保守。

6月18日金沙县

从县长邱继刚所谈的情况看，金沙县是全国有名的大跃进红旗县，农村出的问题反而严重，这是与浮夸风的严重程度分不开的。（注：据金沙县志记载，全县1959年总人口为33万人，1960年为24.9万人，减少8万多人。）

邱县长介绍用榨过油后的菜子饼做窝窝头的经验，我十分感兴趣，当即给徐副省长、李庭桂部长发了，建议大力推广。

6月20日遵义

发现遵义不少地方为了完成夏粮征购任务，把农民留的种子都购上来了，这种劳民伤财的做法屡禁不止。

7月9日大方

把长石、飘儿井两公社情况给县委书记杨本和做汇报，我谈到，要坚决制止在夏粮征购中，把留的种都收上来的做法。杨说，全县有40万斤种子入了库，顶了征购任务。

7月11日普定

县委书记赵锋光一见面就强烈反映，500万斤夏粮征购任务，全党动员，全力以赴，才完成了300万斤，地委多次点名，现在实在没有粮食了。

8月4日

苗书记传达了周林同志在中央庐山会议让传来的电话记录，要反右倾、反松劲、鼓干劲，大战7、8、9三个月。这样，对180亿斤粮食产量又有希望了，比我们估计多出了五六十亿。

8月12日

全省财贸工作会（各地区财贸部长、粮食局长、财政局长参加）传达了中央指示，陈云说，粮食问题要靠政治吃饭，靠政治解决，李先念讲，粮食就是政治。

会议总结讲话，徐省长再次肯定了30亿斤征购任务必须完成。

我参加遵义、黔南小组讨论中都说，很多县将中央李先念讲的一句话"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精神传达到了基层，讨论中大家表示的决心，就是不留种子，也要完成征购任务。这造成了极大混乱，将来必有后患。

8月26日

传来一个重大消息，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说他们攻击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否定大跃进的伟大成绩，夸大缺点等等。

9月13日仁怀

仁怀在征购入仓中问题也很严重，抢时间突击入仓，受灾减产的社、队也照样入仓。我去两个生产队，全是种棉花，也分配了征购任务。县委介绍中也讲到全县有5万农民种棉花也分配了100万斤粮食征购任务，已出现上午挑粮交征购，下午从仓库买粮吃。

虽然我所到之处，反复宣传不购过头粮的政策，似乎效果不大，不能不看到，征购任务压力太大的客观因素。问题还在上头。

9月15日遵义

上午给四川粮食厅通话，他们压销的劲头很大，成都市居民每月口粮从24斤压到21斤，专区压到20斤，县、区压到19斤，熟食已全面收粮票。徐省长从北京来电话，向他汇报了四川的做法，他说要向四川学习。

10月9日

粮食部晚开电话会，陈国栋部长表彰了完成征购任务进度快的省区，四川省为全国第一，完成任务90%，会上介绍了经验，贵州完成28亿斤，也属较快的单位。

10月15日

中央政治局召开电话会，谭震林、李先念副总理主持和讲话，中心是掀起一个以粮棉油为中心的农产品收购高潮，在政策许可情况下，尽可能多购少销，表彰了包括贵州在内完成粮食任务好的省份，我很担心征购入仓数字的真实性。

10月28日

近期来自基层的信息，反映购过头粮的情况很多，铜仁的报告中说，征购完成后，农村留粮很少，不少地方急于完成入仓。大都是不顾政策，不顾后果，"先入仓再说"的论调。

11月13日

在庐山会上八届八中全会毛主席录音报告，听了一天。其中讲到当前市场紧张是，他说，"无非是妇女头发卡子、肥皂、浙江的雨伞买不到"。没有讲全面紧张的局面，如此轻描淡写，这符合事实真相吗？

12月17日贵定

黔南来人反映贵定有浮肿病，甚至死了人。今天到了贵定，县委书记陪同去了三个公社，到队到户一看，的确严重，已发现有浮肿病人2700多人，已死亡100多人，县里对此似乎还不具体了解，也不敢正视，公社干部不敢如实反映情况，追问详情时，吞吞吐吐，怕受批判反右倾。这是一种加重后患的危险现象。

晚上梁书记陪同去新场公社，到新巴管区看了几十户，这里已经一个月不吃粮食了，包括公社书记、队干部家家有浮肿病人，有的已不能站立、走动。

12月19日

党中央召开紧急救灾电话会，彭真主持，谭震林首先讲话，特别强调了全国大搞代食品度荒的重要性，并介绍了北京用槐树叶加工代食品的经验。采集槐树叶在北京已形成了运动。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讲话，说北京粮食告急，要求各省从速调粮进京。彭讲话态度严肃、语气很重，说"省里死了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要求顾全大局保北京，并指令贵州紧急调粮一亿斤，省委书记周林当场表示态度坚决，即席部署，责成省粮食厅连夜安排，限期突击集运加工，保证完成。在我省浮肿病发展蔓延之际，迅速完成了粮食调运任务，为保首都北京尽了一份力量。

12月21日

把近期收到各地病人、死人问题的报告，综合向徐副省长汇报，他也深感发展蔓延严重，他明确了指导原则是，发现了问题，不要着慌，不要大惊小怪，不要强调统计数字，有问题立即拨粮，不要强调手段。这是他多次强调的，我是完全支持和坚决照办的。

下午给粮食部赵（发生）部长电话请示，贵州农村销售计划严重不足，请求中央增拨计划，赵满口答应，他说中央已经发现粮食减产购了过头粮的问题。

12月22日

收到修文县报告，全县有浮肿病5000多人，已死亡500多人。贵州市委书记对县委书记痛骂一通。另据市粮食局反映，各县都有不敢反映真实情况的现象。

12月24日贵定

周林从北京打来电话，传达中央大力压缩粮食销售量的精神，他的意见，我省农村吃粮标准在12两基础上压到10两，城市供应也要大抓节约，减少销量。省委为此做了压销的规定。

12月26日

铜仁专区来人办事，我再三追问农村生活情况，很失望，一问三不知，明明石阡、德江、铜仁病人、死人严重，可是闭口不谈。看样子，好像有压力不敢讲。

1960年

1月2日

省委办公厅内参《贵州情况》刊登了各地农村断粮停伙、病人死人方面的内容。周林看到后，严厉批评说，粮食刚收不久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让办公厅做检查。我认为，这是与虚报产量及高征购有关，农民所剩口粮无几，过早出现断粮断炊。这是存在的客观事实，不承认不行，在党内通通气，引起人们警惕，是有积极意义的。

1月3日

毕节地区粮食局长奉地委书记指令，一天打来两次加急电话，水城铁路上马，要上民工10万人，本地无力供应粮食，请求省里紧急调运大米1000万斤。上这么大的项目固然是好事，无疑也加重了眼前粮食危机的程度。

今晚黔南州李占文州长又亲自从瓮安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和粮食局长跑遍了全县的社、队，发现这里灾情严重，浮肿病人已发展到4000多人，死亡人数有300多。

2月14日

周林在报告国际形势时，也讲了一大段农村生活。讲到，去年农村生活出了些问题，我们有官僚主义，死了些人。今年农村吃粮标准，四川是四四三（四两粮、四两代食品、三斤菜），我们是五五二（五两粮、五两代食品、二斤菜）。有些估产过高，我讲了多少次，等于放屁。就是不注意抓生活，不听打招呼。受灾地区要按十两（0.625斤）供应，按500万人、100天计算，有5亿斤粮食即可解决。

2月17日

遵义地区农村病人、死人问题相当严重，已成为很多干部的议论重心。特别是遵义县三合区的一个公社死了2000多人，更是出了名。有些人有质疑，为什么下边不报告？我认为不是不报告，而是不敢报。这跟反右倾、拔白旗大有关系，弄得基层干部顾虑重重，胆战心惊。

2月21日

读了一份中央文件，是李先念副总理给党中央的报告，李讲到，目前农村粮食问题有两种情况，一是资本主义势力大喊大叫不够吃，另一种是确实存在问题。干部怕反右倾而不敢反映。我对徐副省长说过，我们是对后一种情况认识不足，下边不反映真实情况的比较多。

3月8日

新华社《内参》转载：目前农村浮肿病人消息，湖北有28万人，江苏11万人，山东2.6万人，北京郊区也有发现。鱼米之乡的江苏也有浮肿病人，可能就是全国性的。湖北提出的口号是各级党委要"右手抓生活，左手抓生产"，第一书记要亲自抓生活。

3月10日

贵州省委2月24日给中央关于农村大办食堂问题的报告，把食堂提高到巩固社会主义阵地的高度。毛主席看了很满意，亲自批转全国各地。批语说，报告写得好，是科学的总结，全国要无例外的照办。并由李先念副总理组织学习贵州的经验。

3月15日

遵义地区传来消息，全区已发现浮肿病人18万，已经死亡的有6万多人。但据多数人的反映，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

3月27日

粮食部电话通知，国务院和李副总理决定，要在贵州召开食堂现场会，各省粮食厅局长参加，省人委确定由秘书长张树成、史铭林和农委、财贸部、粮食厅负责筹备，开了几次筹备工作会议。政府办公厅负责接待工作。

4月13日

由国务院指派粮食部陈国栋部长，率领全国各省市粮食厅局长参加的粮食现场会，从4月3日至12日在贵州活动10天。周林亲自接见与会代表，实地参观了镇宁的花江食堂、花溪大寨食堂、都匀全民食堂。评价最好的要算全民食堂了。

就在食堂会议期间，农村浮肿病还在快速发展蔓延，外省同志对我说，看到你们农村群众面色很不正常呀！

4月21日合肥

全国财贸书记和粮食厅长会议上午9时正式开会，首先是李先念作报告，他讲完全国当前粮食形势后，明确指出，"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和落实刘少奇同志指示，'粮食由我管，吃饭由我包'，要把这句话具体化，就是怎么管、怎么包"。当前的任务是要把人民公社的粮食管理好、使用好。

李副总理说，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公布的数字是5400亿斤，我看没有那么多，至少也在4800亿斤吧。（注：最后落实按统计数只有3400亿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