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的罪恶都是由具体的个人实施的。责任是在他个人，还是个人之外的结构？可能各有各的责任。阿伦特是我喜欢的一位学者，但尽管如此，我也很乐于见到对她的批评，因为这可以让我们从更多的视角看问题。而这些视角也许都有各自的意义】

在前纳粹“犹太事务大臣”阿道夫·艾希曼被判处死刑并执行9个月后，1963年冬，汉娜·阿伦特在《纽约客》上连续发表五篇极具争议性的文章，并结集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从此，“平庸之恶”成为政治哲学中绕不过去的概念。

汉娜·阿伦特算是上世纪最为家喻户晓的世界级人文知识分子之一了。稍有知识的文科生都知道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稍有学术八卦之心的人也都知道她私生活里的亮点——少女时代跟比自己年纪大一倍的海德格尔谈了场恋爱。年轻时的阿伦特抽雪茄，才华横溢，思绪精彩纷呈，在同龄人中拥有一大群拥趸（主要是跟她一样的犹太人），他们给她起了个诨名：智慧女神雅典娜。

阿伦特曾参加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因此在纳粹掌权后短暂被捕，但她成功逃出德国，来到巴黎，在那里领导一个当地的青年阿利亚团体（动员犹太青年返归故土巴勒斯坦的组织），但在维希政权的反犹氛围之下她又逃到美国，带着一大箱瓦尔特·本雅明交给她的著作手稿（本雅明已于1940年自杀）。她将魏玛时代的犹太思想文化带到了纽约；魏玛，如同比她年轻近30岁的苏珊·桑塔格所观察的，对于一代中欧知识分子构成了一种情结，他们对集体性的悲剧命运有着浓烈的审美性迷恋，有时，他们一边躲避入持续的玄思之中，一边注视着现实政治不可遏止地下滑。

1951年发表《极权主义的起源》后不久，阿伦特就被接纳为美国公民——结束了自1933年起的无国籍人状态。

十年之后，阿伦特迎来了人生的大考——赴耶路撒冷报道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她意识到这或许是她人生可能参与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艾希曼，这位前纳粹帝国的“犹太事务大臣”逃到阿根廷，隐姓埋名，过着逍遥但并不算低调的务农生活，结果被以色列的特务机构“摩萨德”千里迢迢逮回耶路撒冷，推上了被告席。他被处决了，而就在死刑执行的九个月后，1963年的冬天，阿伦特陆续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五篇报道，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审判吸引到她所关切的问题上：艾希曼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这五篇报道结集成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还在撰写阶段，阿伦特就预感到它们将引发巨大的争议。但她可能还是低估了辩论的激烈程度。阿伦特瞬间成了最受憎恨的美国籍犹太文化人，因为她表现出一种纯粹的、几乎是冷酷的理性来讨论以色列人围绕大屠杀所做的文章，将大量的笔墨倾注到以色列人设立这一法庭的目的上，而到了解读艾希曼的时候，她发明了一个驰名世界的术语：“平庸之恶”。

什么叫“平庸之恶”？阿伦特的这段话说得最为清楚：

“法官不相信艾希曼，因为他们太出色，也许太明白他们职业的基础，所以不能认同一个平常的、‘普通的’，既不低能、不死板，也不愤世嫉俗，却完全不能够分辨是非的人。他们宁可从偶尔的不实中推断出他是个骗子……他们的案子仍然停留在这样一个假设上：被告跟所有‘正常人’一样，一定知晓自己行为的犯罪性质。”

阿伦特的论述一向是相当细微的，很多句子都可有不同角度的分辨，但其基本观点和倾向性是多少旁枝论证都不能掩盖的。将艾希曼认定为“完全不能分辨是非”，而指责法官本着“有罪推定”的成见，粗疏地断言艾希曼是在撒谎——这些，在大屠杀的事实已被大量披露、纳粹历史遭到完全否定的1963年，绝对属于捅马蜂窝。她暗示说，艾希曼是个“案头杀人犯”，其任务就是签署一份份上级下达的命令，他并非罪恶的化身，毋宁说是个庸庸碌碌的机会主义者；她还对法庭的合法性问题提出了犀利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