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样隐瞒事件情况、阻止独立自由采访调查的行为，是官方出于社会稳定、政治稳定目的而实行。这一方面确实限制了相关信息的传播、压制了不少质疑，但另一方面造成民众对真相更强烈的怀疑、更阴谋论的猜测，以及对官方更大的不信任和敌对心态。

根据多方信息，天水幼儿园中毒事件确实是如官方通报，是幼儿园管理人员辨识能力低下，误将颜料当成食品涂抹而导致的铅中毒，而不是恶意投毒或企业污染。而杭州污水事件也大概率确实是自然原因和水务管理者处置不及时，而非灌入粪水。江油事件的起源，也是未成年人之间的霸凌，学校和官方一开始只是处理不力。

但在官方千方百计隐瞒事实、阻止民众了解和讨论、新闻媒体调查受限、独立客观中立的调查者/公民组织缺失情况下，这三起事件都引发了超出事件本身的怀疑、流言，及对政府的愤慨和不信任，江油事件还引发大规模群体抗议和警察对民众的镇压，也都造成全国范围的不满和海内外皆知的更大舆情。

而这都肇因于中共官方长期以来对公共事件倾向隐瞒、维稳第一的态度和政策惯性。“稳定压倒一切”，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一种实际国策，尤其1990年代及之后逐渐系统化。而2010年前后至今，维稳体系更是从主要用于政治安全领域，转向对非政治议题在内的各领域全面覆盖。

这样的维稳体系中的官员和执法者，对于各种事件的态度，不是是非黑白本身如何、从情理法及科学上应当如何做、如何可以将对公共利益和公民利益损害降到最低、如何有利于大众福祉，而是把是否会造成不良影响、是否引发负面舆情、是否会被境外势力利用、是否损害社会稳定、是否影响政权统治，放在优先位置考虑和决策。

维稳至上的政策体现在各种事件中。如2019年末新冠疫情爆发时，无论武汉地方政府还是中共中央，一开始都选择否认疫情，后来又一度否认人传人，还放任武汉市民继续举办新年集体宴会，直到疫情失控才承认和全面启动防疫，错过了遏制疫情和警告大众的最佳时间段。而更早的河南艾滋病蔓延、全国非典疫情爆发、三鹿毒奶粉、温州动车事故、华北华南多地水灾时，也都为维稳耽误了灾情防控和受害者救援与治疗。凡是出了问题，政府部门第一反应都是“捂盖子”，群众表达不满，则派强力部门出动“打棍子”。

而正是这种“维稳至上”驱动的隐瞒事实、不解决问题而“解决提出/曝光问题的人”、封杀异见、禁制独立调查者、取缔公民组织等行为，让政府更无公信力（即塔西佗效应），再发生各种事件民众更不相信政府通告、阴谋论更多也更易被相信、高压维稳下民心更不安、更不满，官民必然相互猜忌和误判，酿成更多群体事件和官民/警民冲突。

长期没有互信、冲突不断下，政府与群众的隔阂也越来越深、更为对立和相互敌视、社会矛盾更难化解。政策制定和执行全是黑箱操作、执法没有透明度，即便政府说的是事实，民众也不相信，而宁愿相信官员参与作恶的阴谋论；即便政府做得对的事，民众也不感激，而是怀疑政府又在打着冠冕堂皇旗号干坏事。而整个国家也就如同一个高压锅，越压危险性越高，官方和民众都面临冲突失控后受害的后果。即便未“爆炸”，官民长期没有互信并对立，也影响施政和公民权利，对社会整体和每个个体利益都造成伤害。

本次江油警民冲突，正是维稳体制诱发的一次有限的“爆发”，也是对政府的警钟。中共专制统治下，执政者暴力机器的强硬、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长期积压的种种社会矛盾和不公正、经济下行和民生困苦、中下层民众权利和物质得不到保障，都促成了本次冲突的发生。

现在已经是21世纪20年代，中国政府隐瞒事实和维稳至上的态度和策略，早已不符合现代文明社会的潮流、新时代中国人对公民权利和公平正义的要求，也违背了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提高透明度的承诺。最近这些事件引发的舆情和各种反应，也表明隐瞒和维稳也反噬政府权威、一时抑制异见却在长远损害社会稳定。

对中共官方，只有改变“稳定压倒一切”的传统模式、改掉遇到事情就倾向隐瞒的思维惯性，而更多的向公众公开事件信息、允许媒体自由调查、解除对公民组织的禁令、放开公民对公共议题的舆论和活动空间、开诚布公与民众对话，让真相水落石出、官民及不同群体之间有更多互信和共识、民权民生得到良好保障，社会才能真实而有韧性的稳定。但中共并无改革的意愿和倾向，中国社会矛盾将继续累积、人民抗议也将时常发生。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