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上午，网传家居零售龙头企业“居然智家”（原居然之家）实控人汪林朋跳楼身亡。（视频截图合成）

引子：坠楼的回声与纪检的阴影

2025年7月27日，北京居然之家董事长汪林朋从总部大厦一跃而下，这位湖北前首富的生命就此结束。仅四天前，他结束了长达三个月的纪检留置，却选择以死亡终结短暂的自由。这声坠楼的巨响，犹如一记惊雷，撕开了湖北纪检系统“调查后死亡”的沉重黑幕。从2014年到2020年，湖北多名高官与企业家在纪检调查或巡视期间，以跳楼、自缢等非正常方式离世，遗书中“对不起组织”“抑郁难忍”的字眼，掩盖不住背后的制度性阴霾。这些死亡，究竟是个人崩溃，还是纪检权力失控的牺牲品？而这一切，无不指向一个关键人物——王立山，他在2017年至2021年主政湖北纪委期间，催生了一场扭曲的“造案风”，将反腐利刃异化为吞噬人性的黑洞。

王立山：反腐“打虎派”与造案风的推手

王立山，1961年11月生，山东昌邑人，拥有法学学士学历，1982年加入中共，职业生涯从河北政法系统起步，历任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央巡视组副部级巡视专员等职。2017年3月，他被任命为湖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兼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直至2021年调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全国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在湖北的四年，他以“打虎派”姿态高调反腐，查办了一系列震动全国的“大案”。然而，表面的政绩辉煌背后，却隐藏着“以案立功、靠案升官”的潜规则，将湖北纪检系统推向了一条危险的歧途。

王立山主政期间，湖北纪委以“高压反腐”闻名，但内部却逐渐形成了“谁能搞出大案谁就能上位”的扭曲逻辑。这种“办案政绩化”的风气，让纪检干部竞相追逐“大案要案”，不惜采用制造性、选择性执法手段，甚至突破法律与人权底线，以换取个人仕途的晋升。董平、段勇等人在此风气下脱颖而出，凭借查办所谓“大案”晋升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但这些案件是否经得起法治检验，却鲜有人问津。汪林朋的死亡，成为这股“造案风”积重难返的血色注脚，暴露了王立山时代纪检系统的制度性缺陷。

死亡的时间线：纪检压力下的连环悲剧

湖北近年来成为纪检调查后非正常死亡的“重灾区”。公开资料显示，2014年至2020年间，至少五起典型案例震惊公众，这些死亡均与纪检调查或巡视高度相关：

1.李海华（孝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14年8月6日，湖北省纪委宣布对其立案调查，三天后，他从办公楼坠亡。遗书提及“对不起组织”，与即将被带走的时间点高度吻合，令人质疑调查程序的致命压力。

2.王运清（湖北省国资委监事会主席）：2014年7月26日，国资系统反腐风暴中，他选择跳楼，遗书称“抑郁难忍”。此前，国资系统多位高官已被查，反腐压力显而易见。

3.杨泽柱（湖北省国资委原主任、长江证券董事长）：2016年1月5日接到纪委立案通知，次日从住宅12楼坠亡。不到24小时的决绝抉择，难以单纯归因于个人选择。

4.张忠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2020年10月19日，巡视组进驻高院期间，他在办公室自缢身亡。官方称其“长期服药”，但正值司法系统整顿的敏感时刻，死亡真相扑朔迷离。

5.谢业新（公安县纪委监察室主任）：2011年，身中11刀死于办公室，官方定性“自杀”，却因伤口之重与动机矛盾，引发家属与公众强烈质疑。

此外，2016年湖北省交通厅副厅长马立军与财政厅原副巡视员程晓培在半个月内相继坠楼，均与巡视组进驻高度重合，官方“抑郁”解释难以服众。汪林朋的死亡延续了这一悲剧链条，他的留置经历与非正常死亡，再次将湖北纪检系统的“调查后死亡”现象推向舆论风口。

程序黑箱：从调查到死亡的致命链条

这些死亡背后，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纪检模式——“扩案式调查”与“逼供式办案”。根据匿名举报、媒体访谈及家属材料，湖北纪检系统在王立山主政期间，调查逻辑常以“先定目标，再找证据”为导向，程序漏洞触目惊心：

1.无证启动，围猎式约谈：多起案例显示，调查初期缺乏确凿证据，仅凭匿名举报或模糊线索即展开大规模留置与约谈。涉案人及其下属、亲属甚至律师被集体“带走”，长时间“陪护式取证”，精神与生理双重受压。这种“围猎式”手段在李红云案中尤为典型，2018年，湖北联合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红云被留置期间，其企业多名员工被连续约谈，一名年轻员工因不堪压力跳楼身亡，疑因被诱导签署虚假对账单以构建“闭环证据”。

2.诱供与心理摧毁：知情者透露，纪委常以“主动招供可从宽”为诱导，反复施压涉案人承认未经证实的罪名。部分案例中，留置时间长达六个月以上，涉案人与外界隔绝，精神崩溃屡见不鲜。李红云曾试图吞牙刷与牙膏自杀，幸未遂，成为“逼供式调查”的活证。

3.以案造案的潜规则：李红云案被业界称为“湖北反腐的系统性制造案”，纪委通过诱导证词、拼凑证据，构筑“大案要案”，以此换取政绩。这种模式在王立山时代被推向极致，董平、段勇等干部的晋升，正是这一潜规则的产物。

更令人震惊的是，纪委自身并非清白无瑕。2021年起，湖北多名纪检干部因违纪被查，其中不乏曾主导争议案件者。这种内部腐败与外部压力的交织，让纪检系统的公信力跌至谷底，基层干部敢怒不敢言，程序错误无人纠正。

反腐的异化：从利刃到伤痕

习*近*平自2012年发起的反腐运动，被吹捧为“打虎拍蝇”的历史性工程。然而，在湖北案例中，这把利刃在王立山主政下偏离法治轨道，沦为制造恐惧的机器：

1.制度压力与死亡潮：2014年，中国（中共）官员自杀率达6.9/10万，较城市总体自杀率高30%。2013-2014年间，至少88名官员在反腐调查期间自杀，湖北案例仅为冰山一角。2019年，湖北单省留置人数达1095人，远超其他地区，显示高压调查的极端化。

2.程序漏洞与人权争议：留置制度以隔绝外界、严苛审讯闻名，涉案人被剥夺与律师及家属联系的权利，长期单独关押与高压审讯导致心理崩溃。国际人权组织指出，留置期间的虐待与逼供现象普遍，却无有效申诉机制。

3.冤案风险：李红云案暴露了纪委为追求“大案”政绩，不惜牺牲程序正义。通过施压周边人制造“证据链”，这种“以命换案”的模式令人发指。汪林朋案的细节虽未公开，但其留置后迅速死亡，与此前案例如出一辙，令人怀疑是否存在类似的逼供与心理摧毁。

谁来监督权力？反腐的制度之殒

汪林朋的死亡，将湖北纪检系统的问题推向公众视野。企业家、官员，甚至纪检内部人士，在调查压力下接连以生命为代价，揭示了一个殒地般的真相：反腐若无法治约束，便可能异化为权力滥用的工具。

1.无人监督的权力：纪委作为党内机构，凌驾于司法之上，其“留置”措施不受法院或检察院制约。当纪检干部自身涉腐，谁来监督监督者？王立山时代的“造案风”，正是这一权力黑箱的产物。

2.程序黑箱的恐惧：从李海华到张忠斌，死亡案例多伴随“调查初期即崩溃”的模式，显示程序透明度与人身保障的缺失。家属质疑、媒体追问往往石沉大海，复查机制形同虚设。

3.社会信任的崩塌：反腐本应是正义之举，却因“逼供式调查”与“死亡潮”蒙上阴影。当官员与企业家在调查中选择自尽，公众对纪检系统的信任荡然无存。

从迷雾到救赎的呼唤

湖北纪检系统的死亡迷雾，是一场制度悲剧的缩影。王立山时代的“造案风”，将反腐利刃扭曲为吞噬人性的黑洞。汪林朋、李海华、杨泽柱们的坠楼，不是个人意志的终结，而是制度漏洞的血色注脚。真正的反腐，应以法治为基石，以透明为保障，以人权为底线。纪检系统亟需外部监督、公开程序与独立复查机制，否则，反腐的利刃将继续伤及无辜，公正的盾牌终将锈蚀。

湖北的死亡名单不应再延长，正义的呼声应在迷雾中响起。汪林朋的坠楼，是对王立山时代纪检模式的无声控诉，也是对制度救赎的迫切呼唤。

（作者为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