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凯南还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苏联领导人已经表现出了要和西方改善紧张关系的迹象,可是中国人"不愿接受",反而做出更激进的反美姿态来"恐吓"苏联。中国人把苏联与西方改善关系的行为当作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背叛,对共产主义道路的修正,质疑苏联的领袖地位。中共对苏联在共产主义世界的权威的|"公然挑战",一方面迫使苏联不敢和西方走得太近;另一方面,导致中苏矛盾的进一步恶化。乔治·凯南建议美国应该小心翼翼地处理中苏关系和"维持长期的、建设性的、健康的中美关系"。可以说,乔治·凯南对中苏矛盾的一系列论断及要求美国政府重建中美外交关系的建议,是20世纪70年代中美缓和的先声。与乔治·凯南同属现实主义外交家的基辛格,恰是抓住中苏交恶的契机,帮助尼克松打出中国|牌。乔治·凯南即将基辛格1971年访华视为美苏关系缓和时期的开端。
然而,当尼克松真正打出"中国牌"制衡苏联之时,乔治·凯南又提出警告:美国政府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一定要审慎小心,不能把这种关系推得太远太快。乔治·凯南对中国民族性格的偏见使他认为中国人肯定会在许多方面"有所保留",所以"我们"也不能一开始就和盘托出。既然中国和美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那么能合作就合作,不能合作的地方不必勉强。此外,,乔治·凯南强烈反对美国利用"中国牌"打击苏联,因为这会把美国卷人和美国利益毫不相干的中苏冲突之中。乔|治·凯南秉持的现实主义原则是"同某一个第三国的关系不好,永远不应该、实际上也永远不会以牺牲另一政府对美国的友谊为代价;反之,也不应该把这种友谊作为(同第三国)关系不好的一种奖励或鼓励。"对美国来说,苏联的重要性远高于中国,因此千万不能窃喜于短暂的胜利,而损害美国的长远利益。
在乔治·凯南眼中,美国只要和中、苏两国同时保持适当的外交关系,坐山观虎斗,就能使美国的利益最大化。而尼克松一基辛格的缓和外交,正是一次这样的尝试。耶鲁大学外交史专家约翰·加迪斯(JohmCaddis)认为,乔治·凯南和基辛格在|国际关系上的看法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把美国的利益界定为在一个多元世界中维持权力平衡,都坚信美国的国家力量有限,必须区分核心利益字边缘利益,而中国的重要性被意识形态夸大了。在加迪斯看来,尼克松和基辛格对权力平衡的重视和关于世界多元化发展的论断,乃是某种程度上对20多年前乔治·凯南的五大中心理论的回归。正因如此,在基辛格担任国务卿一年之后,乔治·凯南感慨地说"亨利比国务院鲁有的任何一个人都更理解我的想法。"可见,乔治·凯南和基辛格在中美缓和的问题上有着高度一致的看法。事实上,基辛格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与字国|务卿期间,一直与乔治·凯南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
中美关系缓和之后,乔治·凯南对新中国政府的评价开始有所变化。1977年,乔治·凯南出版了《当前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危险的阴云》一书,把新中国手此前的中国政府相比,认为以往的美国传教士和商人都在旧中国走极端,不是毫无道理地对中国人冶嘲热讽,就是神气十足地感情用事,以恩人自居。在他看来"毛泽东时|代的建设性特点之一乃是把这批美国人从中国社会中驱逐出去,并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恢复到目前条件下最合适的状况:只限于政府间责任代表们的往来"。从冷战初期开始,乔治·凯南设想的中美关系理想状态就是剔除不切实际的情感和意识形态因素,维持正常的官方往来。
三、影响乔治·凯南的中国观的主要因素
与绝大多数生于20世纪初的美国人一样,乔治·凯南与中国直接接触的机会非常少,他对中国的了解是有限的、不全面的。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乔治·凯南对中国的看法某种程度上代表了20世纪美国官员眼中整体的中国印象,即便他的知识面和洞察力超乎众人之上,仍旧摆脱不了那个时代文化字意识形态的局限。总体来说,乔治·凯南的中国观建立在西方价值观和自由主义精英教育的基础上,受其好友"中国通"戴维斯的影响,同时遵循着现实主义政治理论。
1904年,乔治·凯南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典型的白人中产阶级家庭。他的家族具有浓厚的盎格鲁-撒克逊色彩。乔治·凯南鲁骄傲地称,家族里没有一个人不是纯正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他的父亲是一名优秀的税务律师,严肃刻板。母亲早逝,因此乔治·凯南从小就性格孤僻,缺乏安全感,对外部事物异常敏感。与此同时,乔治·凯南又是一个清教传统家庭下长大的孩子,家中有大量藏书,家族里"没有粗鄙之人",亲戚们大多知识渊博、见多识广,其中一位老乔治·凯南还是"俄国通"。用乔治·凯南的话说,他的祖上没有人是"雇佣工人,"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无法产生切身的感知"。而自由、平等、民主这些西方主流价值观自然而然地成为他的意识形态底色。13岁时,乔治·凯南被送人附近一所军事寄宿学校,开始接受严格的封闭式教育。这所学校所倡导的勤奋、自立、虔诚的精神突出地体现在长大后的乔治·凯南身上。可以说,他的童年时代生活在白人中产家庭的精英梦里。
1921年到1925年,乔治·凯南进人普林斯顿大学学习,接受了良好的欧洲历史和国际政治教育。20世纪20年代的普林斯顿大学是一个东部富裕学生集中的私立大学,汇聚了美国社会未来的精英。从密尔沃基风尘仆仆赶来上学的乔治·凯南自然受到东部学生的排挤和歧视,多年之后,他管伤心地回忆道"我是没有希望的粗鲁的中西部人。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同那些东边来的男孩们打交道"。沉默的乔治·凯南在大学时代并不突出,但是通过约瑟夫·格林(Joseph Creen)教授的启发,他开始对气候、地理、人类文明的特征等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此后,乔治·凯南开始专注于国际政治的学习,他基于地缘政治和权力制衡的现实主义外交理论从此时打下基础。同时,孤独、受排挤的大学生活也塑造了乔治·凯南内向、固执、自傲而又自卑的性格特点。
大学毕业后,乔治·凯南在1926年考上外交官,成为"美国国务院第一批专门训练的俄国问题专家之一"。以1924年出台的《罗杰斯法》(Rogers Act)为标志,此时的美国正处于外交官职业化的新时代。19世纪的美国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外交队伍由东部上层人士组成,被称为老朽无能的"形式主义外交官"和"穿条纹裤子的毛孩子"。进人20世纪之后,随着美国国际地位的转变,以约瑟夫·格鲁(Josef Glew)为首的一批上层进步人士开始寻求外事系统的改革,建立一支专业化的外交精英队伍。乔治·凯南既是第一批外交官考试通过的幸运儿,也是专业化教育的杰出成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革命后的苏联给乔治·凯南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对极权政体的憎恶连带到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他认为,此时的苏联和欧洲共产党并没有把意识形态当作真知和至高无上的原则,只是利益和权力的幌子而已。1927年11月7日,乔治·凯南在德国汉堡的街头偶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那些衣衫褴褛的示威者在他看来皆是"莫斯科的跟班",受到"红色旗帜和革命仪式的欺骗"。这些人的"理想主义"热情虽值得同情,但就共产主义本身而言乔治·凯南无法产生认同。1928年3月,乔治·凯南参加了新成立的苏联问题专家培训班,在德国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俄语和俄国的历史与文学,并成为乔治·凯南家族的第二位"俄国通"。培训班的负责人是乔治·凯南在国务院东欧处的老上司凯利。凯利本人"对沙皇时代文化的热爱"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及对苏联政权"意识形态策略的蔑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学员们。三年学习期间,乔治·凯南首先要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领事馆和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公使馆工作一段时间,这两处都是美国针对苏联的"监听站"——正如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在香港监听中国大陆。这让乔治·凯南对苏联体制有了更近距离的观察。他认为苏联制度和美国制度之间"不可能存在中间地带或妥协的余地",它们"甚至不能共存于同一个世界",一方的崩溃是早晚的事。1934年至1937年,乔治·凯南被调到莫斯科,目睹了"大清洗"运动后,更是叱其为"法西斯主义"。可见,乔治·凯南早期在欧|洲和苏联的工作和学习经历,让他对共产主义运动形成了非常负面的看法,他那时就已经固执地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体系根本对立、无法共存,同时也观察到苏联与东欧国家之间关系的微妙,这些观点直接影响了乔治·凯南对新中国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