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朝鲜战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已经递交辞呈的乔治·凯南被迫留下来应对危机。但此时乔治·凯南已经脱离了国务院核心决策圈,作为政策顾问和苏联专家,他的观点常常得不到艾奇逊的重视。
1950年6月27日,乔治·凯南在向北约成员国大使阐释美国政策时,透露了他对朝鲜战争最初的基本看法,即美国派兵干涉朝鲜战争,"并不是因为那里有何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是如果美国袖手旁观"全世界的信心和士气会受到极大打击"。
他支持此时给予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半岛的任何地方进行军事行动的自由,但是他对美国最终目标的界定是有限的——即"将世界格局恢复原状",在半岛南部恢复韩国统治。与朝鲜相比,乔治·凯南此时更关心的是确保台湾"不落人共产党之手",他没有捋台湾单纯当作中国问题的一部分,而是"整个远东地区问题"的一部分。|这种战略上的主次安排,秉持了乔治·凯南一直以来对东亚"环形防线"的划定。朝鲜和中国大陆一样,都不是乔治·凯南的核心关注,因此他才建议艾奇逊把美国的战略目标限定在恢复朝鲜半岛原状,而"不是收复三八线以北的任何土地"。
1950年7月局势发生变化后,乔治·凯南开始进一步修正自己的观点,坚决反对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朝鲜的存亡关乎苏联人以及中国人生死攸关的根本利益,一旦美国带领联合国军队跨过三八线,很可能引起美苏的正面冲突,导致无法预料的严重后果。乔治·凯南鲁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警告说"苏联不会坐视联合国军越过三十八度纬线"什么样的后果都可能发生",包括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可能直接出兵帮助朝鲜。此外,乔治·凯南还和老友戴维斯、赖因哈特(G.Frederick Rcinhard)联名撰写备忘录递交国务卿艾奇逊,重申他们的立场。然而,约翰·杜勒斯(John Dlles）、戴维·迪安·腊斯克(David Dean Rusk)及军方都主张抓住这个机会,打到中朝边境和中苏边境,彻底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乔治·凯南的看法在国务院内只占少数。他多次向艾奇逊建言,却无回应。果不其然,联合国军跨过三八线后,中国志愿军即以实际行动应验了乔治·凯南的警告,渡过了鸭绿江。
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美国政府内部还出现了是否支持新中国加人联合国以便在联合国框架下讨论和解决朝鲜战争问题的大讨论。1950年7月10日,印度政府提议联合国接纳共产党中国为其成员,并且通过扩大安全理事会(吸收中国)的方法来解决朝鲜问题。对此,美国政府的主流持否定意见,只有乔治·凯南等少数几人一|反常态,支持中国加人联合国和安理会的提议。在乔治·凯南来,俄国人是故意"利用其在亚洲的追随者来对抗我们",美国应该利用二者关系当中的弱点。乔治·凯南说服美国政府的理由有三:第一,深陷朝鲜战争泥潭不是美国真正的战略利益所在,美国必须想办法尽快脱身;第二,美国推动中国人常是离间中苏关系的绝佳机会;第三,中国早晚都会加人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美国何不先行一步,取代苏联拉拢中国,同时还可以加速中苏矛盾的恶化。乔治·凯南在中国人联问题上务实灵活的处理方法,与20世纪70年代的尼克松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突破了意识形态上的|僵化。只是这一方案在美国反共的国内热潮下无法形成共识。
与此同时,乔治·凯南也坚决不同意国务院内一些激进分子要求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中国共产党为"侵略者"的做法。在他看来,美国政府不能把苏联和中国逼人死角,那会使联合国军内部,主要是英美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据乔治·凯南回忆,他在华盛顿期间管有效地阻止了这股力量,但他离开国务院后,联合国还是在美国的主导下于1951年2月通过了指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
乔治·凯南对待中共相对和缓的态度并不代表他支持新中国。恰恰相反,乔治·凯南"对自己与中国人在观念和伦理上的根本性冲突心知肚明",他对英国驻美大使奥利弗·弗兰克斯(Oliver Franks)说"站在西方国家利益的立场上看,中国是一个完全靠不住的国家"。但是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乔治·凯南认为这些冲突都是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去解决的。然而,美国的公众舆论与右翼势力并不能理解这样的政策,特别是后来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扬言过去是他"高估了乔治·凯南",现在在他眼里"凯南就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人物"。这些批评让乔治·凯南非常沮朝鲜战争激化了冷战局势,为美国四面出击的全球遏制战略提供正当性,新出台的NSC68号文件与乔治·凯南当初提出"长期耐心而又坚定、警惕地遏制俄国对外|扩张倾向的政策"已经相去甚远。在20世纪50年代初激烈的反共意识形态下,乔治·凯南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建议无法获得政府的采纳,反而被贴上同情共产主义的标签。1950年8月底,心厌意合的乔治·凯南离开了国务院,开始转型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学者。
但是,离开华盛顿的乔治·凯南依旧对国务院具有影响力。在美苏讨论朝鲜停战问题时,艾奇逊授意乔治·凯南与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JacobMalik)通过非正式渠道沟通,探讨停战方案。当时乔治·凯南向后者表达了美国愿意与苏联和中国和谈的意愿,并且从马立克的谈话中感到"苏联方面已经对朝鲜和中国共产党施加了压力,表明其愿意接受停火协议"。因此,乔治·凯南敦促国务院马上采取行|动"直接达成停火协议"。在乔治·凯南看来,尽快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可以避免美苏陷人直接冲突,如果美军继续挺进,而不是积极促成停火的话,他担心"苏联方面除了亲自介人之外,别无选择"。乔治·凯南一直""对民主国家把武力作为推行外交政策有效工具的能力深表怀疑"。他一开始主张的遏制政策没有明确排除军事手段,但是军事手段在他的遏制理论中的重要性却越来越低。1948年苏南关系破裂、1949年苏联第一枚原子弹试爆成功两件大事让乔治·凯南的思想发生重要变化。当他看到苏联问题有希望不通过军事冲突解决时,他更倾向使用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因而,在朝鲜战争的和谈阶段,乔治·凯南积极推动美苏之间达成停战共识。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国内的"恐华"反共"气氛有增无减,一些政策精英甚至认为中国是比苏联更大的威胁。强硬的反共分子杜勒斯成为新一任国务卿,在杜勒斯的鼓动下,共和党的外交战略从"遏制"转向"解放",乔治·凯南也被新政府彻底抛弃。但是乔治·凯南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并没有因朝鲜战争而改变,他始终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工业和军事强国,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军队仅有两到三年的经验,美国无需夸大中国威胁。虽然,乔治·凯南关于"中国大陆政权不可能持久"的判断为现实推翻,但是中国在他眼中依然只是"二等国家",鼓励中国的"铁托主义"倾向才是|遏制中国和苏联的重要手段。
(四)尼克松—基辛格的缓和外交
乔治·凯南对中苏矛盾的认知,使他成为最早一批看到中美缓和可能性的人。
经过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波匈事件、中苏论战等一系列事件后,乔治·凯南更加坚信共产主义世界的多元化趋势。1964年,乔治·凯南撰写《应对共产主义世界》一书,深人探讨了利用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分歧的可能性。他坚信中共与苏联的敌对由来已久,且在斯大林死后和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逐渐表面化和激烈化。现在,原本"团结有序的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变成了"相近的两大意识形态共同体之间动荡不安的联盟",一方以苏联为首,而另一方以中国为首。
1965年,乔治·凯南在一篇研讨会文章中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了中苏矛盾的来由及其对美国的影响。他认为,一方面,中苏两国历史上对待西方的态度就不一样。俄罗斯民族是一个东西方文明的结合体,因此对待西方的态度是爱恨交织。
而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古老民族,在英国打开中国大门之前,中国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非常小,因此之后想要摆脱西方模式的欲望愈加强烈。乔治·凯南认为,这是苏联和中国在冷战中对待西方国家态度有所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在冶战最激烈的时期,美苏之间都未管中断外交关系,相比之下,中国对待西方的态度更具"挑衅性"。另一方面,乔治·凯南认为中国人和苏联人也有共性'两者都在斟酌事宜时有绝对保密的习惯,都对内部安全事务有一种过度的敏感",这就阻碍了中苏之间开诚布公地达成坚实可靠的谅解。也就是说,中苏两国间互不信任、"秘密外交"的特点,导致两个国家经常会沟通不畅或产生误解,以致原有矛盾进一步恶化。这是中苏矛盾复杂多样且不可避免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