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中美苏三边关系
乔治·凯南对中国的整体看法,影响了他对中美苏三边关系的判断。在乔治·凯南看来,中美关系、中苏关系和美苏关系三者环环相扣,但重心是美苏关系,中国是|两极格局中的一枚"棋子"。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乔治·凯南的看法有所变化,但他对中苏之间隐含矛盾的论断不管改变,并反对中美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这是乔治·凯南思考美国外交战略的基础。乔治·凯南对中美苏三边关系的认识体现在他对如下几个重大事件的反应和应对上。
（一)中东铁路问题
乔治·凯南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始于他对中东铁路问题的研究。从1896年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给予俄国在中国东北修建铁路权开始,俄日在东北地区的利益争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作为一名苏联问题专家,这段历史是他了解中苏矛盾和中美关系史的一个窗口,他意识到"东亚是俄国和西方开始产生利益冲突的战场之一",莫斯科与西方的关系将受到它与东方国家交往经历的影响。
乔治·凯南对中东铁路归属问题的基本认识是:俄国革命之前,中东铁路是俄国政府控制中国东北的工具。1919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归还中东铁路,是为了防止中国给予高尔察克海军上捋援助。一旦沙俄的残余势力在内战中落败,苏联就开始反悔当初的慷慨,再次与日本对中东铁路经营权展开激烈争逐。中国的东北、外蒙和新疆是俄国自我保护的完美屏障,中俄交界带长期以来都是火药味弥漫的地方。因此,乔治·凯南清楚地认识到中俄领土之争不仅是两个国家难以解开的历史心结,还会不断被牵扯到未来的两国关系中,成为中苏关系的障碍。俄国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不只是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原因之一,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苏矛盾的潜在根源。在冶战中充分利用这一矛盾,必将使美国从中受益。
与此同时,乔治·凯南对美国在中东铁路问题上秉持的"门户开放"政策不以为然。他直白地批评该政策根本不适合中国的现实,美国政府根本无意履行维护"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的义务,反复宣告这一原则无助于解决各方的利益冲突"户开放主义"的含义"既不清楚又不精确",很容易引发混乱的联想,从而引起俄日不必要的仇视。这种将美国国内的法律观念和道德原则移植到国际领域的做法,恰是乔治·凯南所坚决反对的外交方式。因此,关于中东铁路问题的认知,成为乔治·凯南判断未来中美苏三边关系的基础。
(二）中国内战
中国内战是乔治·凯南讨论最多的事件之一。特别是1947年至1949年期间,|乔治·凯南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在其助手"中国通"戴维斯的帮助下制定了多项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文件,代表了这一时期国务院在对华问题上的主流意见。总体而言,乔治·凯南对中国内战的看法从属于他整体的遏制战略蓝图。在他|眼中,战后初期的中国根本"无足轻重",因为它积贫积弱。与管经试图扶植中国成为战后"四强"之一的罗斯福总统不一样,乔治·凯南鲁多次强调,中国"资源匮乏",显然"不是一个强国",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不会成为一个强国,这是发展中美关系的现实基础。在以实力论英雄的乔治·凯南看来,战后中国没有潜力发展"具有一定规模的两栖作战能力",其军事影响力在短期内不可能超出"亚洲大陆之外"。
与同属远东的日本相比,后者在未来世界政治发展中的潜力将"远胜"中国。即使中国大陆"为共产党全部控制'"也不太可能一直处于苏联的控制之下"。在这样的认识下,中国一直都不是乔治·凯南设想的遏制政策的核心。在1946年至1947年的"长电报"和外交》季刊上发表的"X"文章里,乔治·凯南没有描画具体的遏制区域,只是概略地称美国应该"在凡是有迹象表明苏联人侵犯世界和平与稳定利益的腊和土耳其,但不包括中国。在他看来,中国属于美国可以完全放弃的地方,它"不会对世界整体和平造成悲剧性影响",而援助其食物、衣物以解决它的社会问题,很可能要"超出整个世界全部资源的总和"。因此,乔治·凯南在1947年力排众议,建议美国政府削减对蒋援助。
1947年的美国,正处于是否更深层卷人中国内战的关口。马歇尔调停失败后,美国开始重新评估对华政策,国务院和军方的观点产生重大分歧。1947年6月举行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商讨拯救蒋介石政权问题,一致的看法是中共军队是"苏联政策的工具",应该让杜鲁门主义适用于中国,扩大美国对华经济和军事援助。但从中国铩羽而归的国务卿马歇尔仍有疑虑,他捋此事交给乔治·凯南负责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研究,就是希望寻找一种新的中国政策。1947年11月3日,乔治·凯南在呈交马歇尔的备忘录中建议,不应在中国适用杜鲁门主义,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美国一次严重的挫折,但"并非一次重大灾难"。杜鲁门政府应该只扩大必要的援助以抚慰那些国内的批评者,防止国民党政权的即刻崩溃,但不应超出这一临界点。乔治·凯南的这一建议得到马歇尔和总统的认可。1948年初,杜鲁门要求国会拨款5.7亿美元非军事援助给国民党政府,这一数额经国会削减后,最后变成了4.36亿美元,远低于国民党政府及美国军方的要求。国会表决前,马歇尔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上的一番陈词显然受到乔治·凯南的影响"我们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不可能接管中国政府正在持续的败局,这将浪费我们在更加重要地区的力量。"1948年4月,美国国会最终通过了中国援助法》China Aid Ac)。可见,在减少对蒋援助这一美国对华政策的关键性转折上,乔治·凯南不顾美国军方和院外援华集团的坚决反对,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乔治·凯南而言,一个政治分裂、经济混乱的中国不可能对美国造成威胁,美|国甚至可以彻底抛弃蒋介石。1948年2月,他在为马歇尔写的一份综合回顾美国承担责任的报告中称,美国执迷于重塑中国的理念太久,在亚洲大陆上已经"大规模的过度扩张",以致目标远远超越了它的手段,政策规划室的任务就是决定东亚到底哪些地区"于我们的安全绝对关键"。显然,中国不在乔治·凯南画下的核心圈内,而日本才是他心中可以稳定东亚局势的基石,他在扭转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政策从惩治日本转向扶植日本的过程中,亦发挥了关键作用。
时至1948年下半年,随着中共领导的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美国决策者开始认真考虑转变政策,逐步从中国"脱身",但在具体如何调整问题上依旧存在分歧,美国军方仍坚持要求挽救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1948年6月底发生的苏联主导下的共产党情报局公开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事件,让乔治·凯南关于"共产主义不是铁板一块"的论断迅速成为美国政府的共识。乔治·凯南开始利用铁托的"叛变"为其对华政策主张辩护,并预言中苏必将反目。1948年9月,他在美国国防学院的演讲中开始明确界定遏制重点的范围,即"五大工业一军事中心":美国、英国、德国、苏联和日本。他认为,中国的"陷落"不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重大危害。这一战略判断,是乔治·凯南提出美国应从中国大陆逐渐"脱身"的政策根源。
1948年9月7日,乔治·凯南领衔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提交了名为《重新审查和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PPS/39号文件。文件声称,蒋介石政权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日本的军国主义、国内共产主义革命和国民党无力解决的中国政治经济问题,与美国没有关系。继续承认蒋介石政权只会拖累美国。乔治·凯南拒绝继续援蒋的|理由主要有二:其一,美国武力直接干涉将加剧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掀起民族主义浪潮,并迫使中间派和传统仇外的中国人加人到中国共产党阵营;其二,美国实力有限,美国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把美国有限的资源和威望都用在蒋介石政权身上,后者的消失不过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乔治·凯南认为苏联并非真心实意地支持中共,美国应该伺机在中苏之间打进"楔子"。在他看来,苏联根本没想到,也不想看到中共能够这么顺利地"控制"全中国。铁托同志启发性的逃学",已经在克里姆林宫领袖的心中播下怀疑的种子,与铁托相比毛泽东掌控中国最高权力的时间十倍于他",更有可能也更有希望带领中国独立于苏联。因此,不应过高估计苏联对中国的支持程度。1948年11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撰写的PPS/39/1号文件也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陆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在于"中国中央政府的弱点与腐败",然后才是莫斯科的道义支持与意识形态鼓励,苏联对中共政权的实际帮助并不大。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资中筠所说,从此时开始乔治·凯南提出的对华政策目标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尽力阻止中共在中国取胜",转变为"尽力阻止中国变为苏联的附庸"。在这种情况下,乔治·凯南提出等待"尘埃落定"的"脱身"政策,建议美国政府耐心等待世界局势更加清楚的一天,特别是中苏关系的明朗化。在此之前,美国的对华政策都必须是灵活且富有弹性的。未来的中国将动荡不安,美国不能再"选边站",而是要"及时止损"。乔治·凯南的建议得到杜鲁门政府的重视。1948年10月13日,PPS/39号文件演化而来的NSC34号国家安全委员文件印发给相关部巾讨论。然而脱身"政策遭到美国国会同情蒋介石政府的议员和院外援华集团的围攻。国防部长詹姆斯·V.福莱斯特(JamesV.Forrstal)严厉批评乔治·凯南放弃中国的政策等于"美国没有对华政策",它将导致西方在远东的立场彻底地翻转。考虑到国内激烈的反对意见,马歇尔没有立刻向杜鲁门递交乔治·凯南草拟的总统声明,宣告"目前中国发生的事情不会因为美国实际能够提供的任何援助方式而发生变化抑或是受到实质性的影响",但他保留了进一步对此事进行研究和探讨的空间。
1949年初,国民党的溃败在即,乔治·凯南尝试说服刚刚接替马歇尔担任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mn)相信,中共的胜利未必就是克里姆林宫的胜利。艾奇逊在乔治·凯南的谏言下,也寄希望于"铁托主义"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1949年2月底,他提请杜鲁门批准基于PPS/39撰写的NSC34/2号文件,让美国"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之间以及斯大林主义者与中国共产主义体制内外的其他因素之间的"任何一条裂缝"。该项政策最终得到杜鲁巾的批准。作为国共内战的产物,台湾问题在乔治·凯南心中的地位却与大陆不同。乔治·凯南对台湾的看法从属于他的"环形防线"(defensive perimeter)战略。他认为美国的实力有限,不可能四面出击,因此应该利用其海空军力量在远东建立"环形防线",通过防守冲绳和菲律宾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沿海岛屿,同时避免承担大陆义务的方式来"保障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至于中国内陆,美国没有实力也没有必要出兵干预。1949年7月,乔治·凯南管单独提交备忘录讨论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归属,提出美国应该带着"决心、速度、冶酷和自信"捋台湾岛上的国民党军队逐出,直接出兵占领,以防止位于"环形防线"上的台湾落人"红色中国"和苏联之手。显然,乔治·凯南的建议字《开罗会议》的精神背道而驰,很可能引起中美战争乃至美苏冲突。因此,表达该意见的PPS/53号文件以乔治·凯南个人名义提交,且在提交当天凯南就撤回了它。多年之后,乔治·凯南将这个主意归因于他的远东事务顾问戴维斯,可后者并不承认做过这么"疯狂的举动"。事实上,"在国务院、五角大楼、中情局和麦克阿瑟日本的指挥部里当时都鲁讨论过"关于如何赶蒋下台并策划一场台湾分离运动,这样既可以保住台湾这个战略要点,又不必卷人中国内战的泥潭。
只是到了1949年夏,美国国内的援蒋声音又甚嚣尘上,这个策略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乔治·凯南对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感认识过于肤浅,他完全没考虑到中国人——无论哪个党派——都不会容忍美国强占中国的领士同一时期,乔治·凯南和戴维斯还在国务卿艾奇逊的支持下,协助撰写了美国对华政策转折的标志性文件:《美国与中国关系:着重于1944年至1949年时期》(以上简称《白皮书》),于1949年8月5日发布。《白皮书》公布了数百份美国对华政策的绝密档案,旨在为美国失败的对华政策辩护。美国国务院在文中急于把"丢失中国"的责任推到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身上,表明美国政府对蒋政权的帮助已是仁至义尽,用艾奇逊《附信》中的话来说"中国内战不祥的结果非美国政府的控制所能及。"这些内容字措辞清楚地反映出乔治·凯南自1947年以来在中国问题上的看法,以及他所主张的"脱身"政策。事实上,早在1948年11月26日,乔治·凯南就管建议国务院出面整理、公布涉及中美关系的背景材料,以消除公众对中美关系的"困惑"与"误解",取得舆论支持。因此,乔治·凯南在推动《白皮书》出台一事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白皮书》一经发表,立刻遭到美国国会和院外援华集团的强烈抨击,乔治·凯南和戴维斯也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一位参议员指责乔治·凯南忽视中共政权带来的"威胁",并且有支持中共的意图。戴维斯甚至被麦卡锡指控为"亲共",受到美国国务院忠诚调查委员会的审问,最终无奈地结束了外交官生涯。可是乔治·凯南生性固执,依旧坚持己见。他在回忆录里痛斥"国民党院外援华集团不负责任地干涉美国外交决策的行为,终将造成美国的重大损失"。直到1951年,他在递交国务院的备忘录中仍然坚称"失去中国"的主要责任在蒋介石本身"美国对中国事务插手越少越好"。迈耶教授管精辟地评价道"凯南的脾气和原则让他不可能妥协。他不会因需要而剪裁外交政策的模样来避免国内政坛的骚乱和积累大众的支持。"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让乔治·凯南从中国"脱身"的政策彻底失去了舆论与高层的支持,美国再次陷人中国事务的泥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