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色盲症的互相传染,人们改变了对暴力的态度,通常认为刑事犯罪的事情现在都成了赞扬的对象,恐怖活动被赋予赎罪祭祀的职能。复仇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社会已不再区分死亡和谋杀的界限。在"不能戴着白手套干革命"的口号下,可怕的无政府主义的普加乔夫效应全部被释放出来。在这一系列链条当中,初始的文化激进主义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它的先导宣传与后来的社会动荡是具有逻辑一致性的一个链条过程。
产生后来的巨变的历史背景与理论支撑是复杂的,不能说它是文化激进主义的直接产物,但有一点很清楚,没有19世纪后半叶起在所谓的"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中间培植起来的精神氛围,政治激进主义就不能出现。
正是在政治激进派中间,普遍赞赏法国大革命的最血腥的思想,认为群众对"压迫者"和"革命的敌人"实行政治上的极刑是人民神圣的权利……国家的落后和拒绝改良在政治激进派那里都变成了优势,只要有助于社会矛盾的激发都是他们乐于看到的,甚至骇人听闻的灾祸——世界大战都被看作天赐良机,政治激进主义是这些情绪的集大成者并成了毁坏过程的催化剂。
▌广场式的哗众取宠最能得到群众
批判"道德虚无主义"是俄国文化保守主义要完成的第二个任务。他们发现长期以来的历史总是教人学坏,在反对美学"暴动"的主宰下,在世俗化、物质化的文化背景下,俄罗斯传统的圣徒精神被抛弃,不择手段的"小人"总能战胜善良的"君子",恶行能大行其道,良知与善的声音总是那么胆怯、那么低哑、那么不自信,爱远远退位于恨,谁要是热爱上帝,即便他没有妨碍任何人,他也会被认为是民众的公敌,宗教成了反动势力的必然延伸。
谁要是热衷真与爱,他就会被怀疑对民众的幸福漠不关心,谁要是致力于创造性的纯粹文化研究,他便会被归类于不齿于人类的"反动学者"与"养尊处优者",有教养、有文化则被讥讽为"脱离了人民",以至于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文豪都认为,"俄国上层文化的主要错误在于脱离了人民"。
他们一生都具有被底层抛弃的负罪感和孤独感,竭力表现自己的亲民形象。知识阶层在"拜民主义"的社会氛围内,第一步先退去了"真和善",其次放弃了做人的底线。究其原因何在呢?可以说从绝对主义中衍生出来的"道德虚无主义"在俄国造成的影响,这种人格的变异和心灵扭曲一直没有得到系统清理。
从民粹派开始一直在宣传这样一种理念:社会进步高于个人的自我完善,整体的利益、崇高的目的与个人道德操守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这二者是不同步的,个人的道德修养在宏大叙事中被抛在一边。
从涅恰耶夫开始"革命策略中就允许使用最不道德的手段",既然以"善达到善"的道路受到阻碍,那么"以恶达到善"是不会受到谴责的,因为"目标是正确的,手段可以忽略不计的"。于是,政治上的轻率与摒弃道德结合在一起,就可以为放弃自我完善的道德沦丧找到一个最冠冕堂皇的借口。怪不得还在1870年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就称涅恰耶夫"原来是个普遍的流氓"。
广场式的哗众取宠的激进比赛,很容易造成更纯朴、更敢作敢为的印象,对于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来说,总是愿意把自己的幸福和灾难和外部的强力联系起来,对于现状总是存在着一种绝对完整的观点,这种心理习惯于推卸掉个人责任,希望在一哄而起的群众运动中快速翻身,于是"印象主义者"和急功近利者常常离开理性的力量而奔向狂热的和唯恐天下不乱的政治激进派,而这些人恰恰不是从民族国家的长远发展着想。
俄国为暴力付出的社会代价、文化断层是无法想象的,革命打碎了旧世界,同时也毁掉了此前所有的文化积累,新世界只能在蛮荒的文化沙漠上建筑。
▌君子总是斗不过小人
俄国革命的实践表明,凡是那些关心道德操守,认为任何政治斗争行为都应该具有道德底线的人,都被认为是"书呆子气",这也是区分政治激进派与其他社会主义党派的重要标志。不讲道德的人与讲道德的人竞争,永远是前者胜出,这是一个规律。
早在1917年时孟什维克李伯尔就说过,不是群众追随政治激进派,而是政治激进派追随群众,他们没有任何硬性的纲领、没有底线的原则,对群众提出的一切要求都可以先予以接受,"我们往往对工人说,他们的要求是办不到的,而政治激进派却对他们百依百顺,我认为被粉碎的是那些有纲领有原则的人,而那些没有纲领、赞同人和群众口号的人是不能被粉碎的。"
其实,谁都知道"革命"这种宣传是只能我用不能他用,只能是一次性的,颠覆掉已有的合法秩序后,就需要迅速地重建权威和规则,而且是更严酷的更铁腕的统治,否则道德沦丧的恶果很快便会降临在"以恶达到善"的弘扬者身上,因为如果任其泛滥,每一位宣扬者都会成为它的牺牲品。
个人的道德素养、自我完善、操守品德与社会运动不能脱离,很难设想一个缺乏高贵心灵、在日常琐事中没有"向善"的道德低劣者,可以为了崇高信仰不惜牺牲个人,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倒要怀疑目的真实性了。
而且在"以恶达到善"的实施过程中,恶行任其大泛滥不被谴责,不择手段成为相互追捧法则,即使达到了目的,"向善"的社会的道德规范已被破坏殆尽,这种"理想社会"即便实现了又会是一种什么景象呢?
俄国革命导致原来知识分子最为称道的道德观念的迅速瓦解,使俄国积累了多年的道德堤坝顷刻间坍塌。由于斯托雷平改革的不公正性,人们对上层充满了仇恨和鄙视,"民众中'当权者有罪'的思想十分普遍,它迅速地积累起'破坏现存制度'的强大社会力量,在提出最为激进要求的同时,激进知识分子唤起民众付诸行动,愤怒的情绪迅速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随后再也不能提供任何东西了"。
知识分子在民众身上找到的仅仅是模糊的本能,这种喧嚣声表面看起来转化为民主个性的觉醒,但当革命的破坏性发挥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