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孙中山颇受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诟病，其“联俄容共”政策争议极大，有人把1949年中共建政归咎于孙，甚至有人认为他晚年在思想上已经赤化。值此孙中山百年祭辰之际，笔者针对上述问题撰写了一篇两万余字的论文《拒绝赤化——孙中山思想辨析与政策评判》。本短文概述了论文的大意，论说的顺序有所调整。

“联俄容共”始自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在上海发布联合宣言，在第一条申明“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这是明面上的共识，实际情况如何呢？

1994年在俄国出版的俄共解密档案汇编是一个重要的参照。解密档案显示，越飞在上述宣言发布的同一天还为苏俄撰写了题为《越飞对同孙逸仙合作的前景和可能产生的后果的看法》的绝密文件，通篇讲的都是孙中山的军事和政治行动计划以及中俄谈判（主要围绕着俄国在蒙古驻军和中东铁路问题），只字不提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此前此后发自越飞的全部文件也都没有表现出赤化中国的意向。

甚至，1923年8月2日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综合而言，俄共政治局在孙中山联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务实风格。对此，学者陈之宏在202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苏俄在政权的战略利益与“世界革命”这两个经常冲突的目的之间，1923年即已意识到“世界革命”无法很快实现，政权利益成为其主要的考量。

然而，俄共的延伸机构——共产国际一直在寻找赤化中国的机会。虽然共产国际并非俄国的决策者，但是利用其作为联络机构的影响力，试图把国民党向左推搡。1923年11月，共产国际通过决议提出国民党应当重新解读三民主义，以阶级革命理论把民族主义偷梁换柱（“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消灭本国资本的残酷剥削”、“不致遭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以极左政策取代温和的民生主义（外国产业和民族工业收归国有、地主土地直接分给佃农）。孙中山拒绝了共产国际的指手画脚，在联俄过程中通过十六场演讲详细阐述三民主义，与联俄之前的论述一致，并未因为联俄而改变自己的主张。孙之民族主义在民国建立后就是对内共建国族、对外平等自立，其民权主义除了五权宪法政府架构设计，还包括推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民权，民生主义则一直是平均地权（地价增值部分收税用于福利）、节制资本（垄断性质的产业由国家经营）。这些具体主张的细节固然值得推敲，但中共之所谓“新三民主义”纯属子虚乌有。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1924年多次提及“帝国主义”时仅仅是寻求列强面前不受压迫、争取平等地位，不但没有对抗的意图，而且主张国际资本共同开发中国。对此，解密档案中的鲍罗廷1924年2月札记提供了印证。鲍罗廷不无愤恨地写道：“如果说，国民党在其言论、纲领和宣言中有时也谈到帝国主义问题的话，那么这是因为现实生活本身迫使它涉及中国的国际地位问题……。从主观上说，国民党是不反帝的。”“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时，孙从来没有放弃寻求同帝国主义列强的妥协。”“有时我觉得，无论给这头老狼喂多少东西，他还是盯着‘自由民族’（按：指的是西方国家）……”“我再说一遍，国民党并不是完全反对帝国主义的。它并不认为帝国主义有很大的危害，相反，那些本该被视为民族眼中钉的租界，实际上在许多国民党人看来，是一些应该仿效的模范城镇，就像一个农夫应该仿效一个模范农场一样。……每年派往国外，主要是派往美国的几千名中国学生当中，有许多人回来时成了美国等地的出色宣传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