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底，我从万县的一所民办中学退学，到社会上闯荡了一遭，当过各种临时工。大约过了一年，我向父亲提出，还是想回民办中学去读书。他答应了。1960年春季开学时，我就到学校去要求复学。虽然我只在初六一级炼过钢挑过煤，真正坐在课堂里还不到一个月便退了学，但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多一个学生便多五元钱学费，校方还是毫不刁难便收下了我，将我编入了初六二级一班。

我欢天喜地地背着黑帆布旧书包，又扛着凳面上嵌有彩绘荷花瓷砖的红木大方凳去上学了。我们班的班主任姓汪，高大肥胖齐脖的短发，整天板着一张面盆似的大脸，好似别人借了她的米还了她糠一样。

她让我这插班生坐在最后一排的空位子上。还是那四人一排的白木长桌，我左边靠墙的位置上是一个蓄着学生头的男生，个儿比我略高，年龄较我稍大。他瘦削的脸上鼻梁高挺，有点希腊人的样子，很英俊。上课不一会儿，他便侧过脸来轻声作自我介绍：“我叫王国斌，是班长，歌唱得很好。”我看了看课堂，秩序很乱，下面不是在说话就是低着头在搞自己的事，还有几位干脆伏在桌上呼呼大睡。汪老师也不管，在黑板前自顾自地照本宣科。王国斌见我在窥看老师，又说：“我们都叫她‘一点黑’，她老头解放前是开纸货铺的，去年没考上大学就来教我们，在讲台上还念错别字。”我注意一看，汪老师嘴角上果然生有豌豆大一块黑痣。听了这几句介绍，我对班主任的敬畏便一扫而光，就与王国斌攀谈起来。他笑着说：“同学们都叫我王麻子，嫉妒我长得帅。”我奇怪他怎会有这么个绰号。他便指了指两眉之间，我仔细打量，才发现那里有三五粒芝麻大小的凹点，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来，便相信取这绰号的人确属嫉妒。

下课时，我与这性格开朗的同学已成了朋友。王国斌为了在我这新朋友面前证实自己的特长，就在教室里引吭高歌。他音色爽朗嘹亮，真唱得好，引得其他班级的女生都推推搡搡地跑到窗外来张望。

王国斌说他与我一见如故。王国斌的家就在学校大门外。土墙瓦顶，一楼一底，房屋宽敞，家具简陋。进门的堂屋里坐着他白发白须的老祖父，穿一件黑色对襟布纽棉衣，同色的棉裤，脚脖处还扎着绳子。老人手握一根四五尺长的叶子烟杆，不停地吞云吐雾，样子很威严。看王国斌蹑手蹑脚的样子，平时肯定很怕这老人。他母亲的穿着神态完全是个农村妇女，左臂在抗战时被日本飞机齐肩炸断了，虽然只剩一只右手，但凡认识她的人就没见她闲过。

我进门刚叫了声王爷爷，那仰靠在竹躺椅上抽烟的老人就问我是不是姓谢。听到我的回答后，老人竟欠起身来说：“你是谢家的大……”毕竟已解放十年了，旧社会的称谓老人再也喊不出口。

王国斌惊奇地发现，爷爷例外地对我很客气，招呼我坐，还叫倒茶。

老人告诉我，他原来是云阳县农村里的船工。抗战时，川康银行有一支运银圆的小划子在他家外边的江湾被炸沉了。我父亲去处理善后，雇了些人潜水打捞。完事以后，我父亲只将他一个人带回了万县，安排在银行守门。解放后他成了工人阶级，现已退休在家。他说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在银行进出，他还让我骑在肩上，驮着我到街上看过热闹。言谈之中，他对我父亲充满感激之情，我却对骑在工人阶级肩上的事全无一点记忆。

我回家后向父亲问起过这老人。父亲说，打捞时正是数九寒天，老王穷得连棉衣都没有。但找了那么多人，只有他一个人能在水中睁眼看物。难能可贵的是一连好几天，都是他潜下水去，将散落江底的银圆一包包捞上来，一块都没藏私。父亲看重他诚实，就把他带回来了。

王国斌的父亲是一个什么单位的会计，当时因贪污罪正在劳改，后来在“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时瘐死狱中。他有个哥哥在外流窜，不通音信不知死活，还有个正在念小学的弟弟。全家的固定收入就是爷爷那三十多元退休金。只有一只手的母亲非常勤劳，她不识字，从来没有参加过工作，平时除了做家务照顾全家老小外，还在屋后的空地上种了些菜，以弥补粮食之不足。我就吃过一大海碗她用米粉拌牛皮茶煮成的糊糊。她每天早晚都要到江边的垃圾堆里拾破烂，卖了贴补家用。王国斌家的生活肯定属于贫困线以下。

但王国斌的穿着、用具在同学中并不寒酸。在那以艰苦朴素为荣的年代，他还经常在衣服和头发上搞些怪花样，来吸引别人的注意。艺术家的天性在王国斌身上显现得非常早。他实际上只比我大三百六十四天，却处处显得早熟。

他经常在清晨和晚上跑到桥马滩上去练嗓子，站在伸入江水中的大石头上，脚下是发出雷呜般巨响的激流，他伸长颈子公鸡似的放声高歌。遇到节假日，王国斌就往社会上那些业余歌手堆里扎，到处寻师访友。若师友肯降尊纡贵到他家去传经授业，王国斌便毫不吝惜地将母亲种的菜加上米粉，煮一大锅来款待客人。经过大饥饿时代的人都知道，那年头请人胀一肚子米粉、牛皮菜，比现在请人吃一桌海鲜席还情深谊厚。

王国斌从不忌辛辣，离校后更是抽烟酗酒，也未见对其音色有啥影响。他天生一副好嗓子，再加上勤学苦练，唱歌的技艺便突飞猛进。但当时的社会不像现在有各种娱乐场所，更没有演唱会和那些如痴如狂的追星族，王国斌展示自己的机会就极少。只有遇到节日来临，有的单位要办文娱晚会，他便去要求上台独唱，当然没有报酬。那时，全市唯有海员俱乐部经过特许，逢周末举办一次舞会。也只有乐队，没有歌手。不知王国斌是怎样钻营进去，周末就常站在海员俱乐部的乐队前面，大展歌喉。这样他便成了本市第一个在舞会上露脸的歌手，就有了点小名气。但这名气非但未给他带来半分物质上的好处，反而被老师视为资产阶级思想作怪。在学校开展阶级斗争时，他便同我一起，面对着全校师生站到了批斗台上。

王国斌十六岁便辍学到搬运队去拉架架车。一年之中有三季，他都赤膊只穿裤衩、脚登草鞋在大街上飞奔。在阳光和汗水的浇铸下，小歌唱家很快便长高长壮了，发达的肌肉、古铜色的皮肤配上那张希腊似的脸，王国斌成了全市最英俊的搬运工人。当他拉着沉重的架架车弓着腰两手撑地挥汗如雨地爬上坡时，常有穿着整洁的过路姑娘主动到车后去帮他推上一程。

碰到熟人，王国斌瘦削的脸上依然笑得灿烂。他还是唱歌，在少得可怜的舞台上，在拉着架架车飞跑的时候，在空旷的江边和静夜的小巷，都能听到他爽朗嘹亮的男高音。我知道他过得虽然艰苦，却快乐。

1973年，当时我已因所谓言论罪在万县市看守所被拘留了两年。有一天黄昏，我突然在新进监狱的犯人队列中发现了王国斌。后来他利用倒马桶的机会告诉我，因为与下乡女知青同居，便被挂上“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黑牌抓了进来。三个月后，他被绑出去公判。他回来时，经过我的牢门，竟兴奋得不怕违反监规，大声对将下巴搁在风门上用目光询问他的我高喊：“无期，吃饭的家伙保住了！”他满脸都是无心无肝灿烂的笑，好似拣了什么便宜似的。

王国斌在劳改农场服刑几年后，上面又有政策要求甄别，他就被释放了。我与他喝接风酒时，王国斌还是满脸灿烂的笑，说给他的是一张改判书，抓得对放得也对，关几年就算判几年，算是刑满释放。但劳改过的王国斌出狱后却不爱劳动了，他跑码头卖艺，其实是在卖假药。

多年后的某一天，我那刚上初中的儿子放学回来问我：“你的耳朵啥时候掉进了一颗豌豆，在医院都取不出来？”我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儿子告诉我，他放学时经过广场，人群中有个中年男人在唱歌，唱得真好，人就越围越多。这人就开始卖药了，那药能治很多病，他还举例说：写什么什么的本市作家谢声显，大家都知道吧？谢作家前几天耳朵里掉进了一颗豌豆，怎么也弄不出来，后来受潮膨胀了。到医院去，要动手术。谢作家怕挨那一刀，找到我，我只给他耳内点了一滴药水，豌豆就滚出来了。谢作家很感激，要写文章介绍我这祖传秘方……

我仔细问了那唱歌卖药者的长相，只好摇头一笑，对儿子说：“是龟儿王国斌。”

后来还听朋友讲，在外省的码头上见到过王国斌，穿一身军装，佩中校军衔，领几个穿军服的青年男女，操一口普通话在卖药，声称卖的是些“军事科研新成果”，能治百病的药丸子。我想他那军服和丸药肯定都是假冒伪劣。

再后来就听说他突发急病死了，丢下了年轻的妻和年幼的儿子。写到这里，我脑海中又浮现出他那灿烂的笑脸，即使在蒙冤服刑时，他也能用这样的笑容面对苦难。王国斌不管从生理还是心理，都是一个强壮的人，却那么早就死了！

他去世时还不到五十岁。

（选自《温故》（之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