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诡的是，这种企图以告密为手段，要求程凯的机构把他开除。据悉，告密者不止一个，均是反共斗士，全部来自以告密整人声名狼藉的极权国度。这些出离中共政权，追求民主自由的人，要以思想治罪，以言论整人，其理由冠冕堂皇，一如文革时代之正义潮流浩浩荡荡，其做法龌龊猥琐，无论动机和手段都经不起烛照。对错不论，观点各异是人类认知常态、言论自由是社会基本价值，程凯针对“美丽新世界”发表的非主流言论，竟遭到来自“动物庄园”的暗中诋毁，中国追求民主的人士连蒙昧都要差一个时代，展示了“我国”民运的最低水平，令人十分抱赧。可告慰者，告密者失道寡助，无论如何自圆其场，终究人心尽失。事情传出后，各界华人如独立学者吴祚来、民运活动家盛雪、企业家王安娜等多人为言论自由仗义执言，为程凯公开鸣不平。
程凯从未期待自己的观点一呼百应，他只是瞄准真相，躬行直道。回望前半生，在中共治下的强力整肃和凄凉心境中，他就在孤灯寒潮里，抄下陈继儒“任庭前花开花落，看天上云卷云舒”那副名联，置放案头，勉励自己宠辱不惊。他抵抗虚假、拒绝从众、坚持实事、不受成见绑架、不惧政治打压的勇气，早已把昔日的逆境打磨成了他一生的光荣。被告密之后的2025年1月6日，程凯已然病危，他将惹祸的观察和观点，以旧文形式重发，说明他忠于真相，初心不改。而那自命追求“民主”，实则想要“主民”的冷枪暗箭，作为中国文革期间“群众斗群众”的不名誉手段，只能以其蒙昧历史的阴暗，衬托程凯的光荣。
脱胎换骨，穷而后工
真正伤到程凯的是中国共产党。
八九后，为防止学运再度发生，中央召开全国青年工作会议。江泽民接见出席会议的各省代表。在听取海南省团委书记工作汇报时，江突然打断汇报，问道：《海南日报》五•一九后还公然刊登赵紫阳的照片，问题严重，处理了没有？此一问，立即传到海南省委，省委火速开会，决定加码处理程凯问题，许士杰批示：彻查、严处、向中央报告。
1990年过年后，程凯突然接到海南高层友人的电话，将上述情况通报程凯，并说，省委很快要派人押解程凯回海南，友人劝他当机立断，自我流放：“你还有什么留恋呢？快走吧。”说完电话就挂断了。深邃的寂静中，程凯耳鸣一片。
这不是第一次朋友们劝他出走。不过这次消息来自上层知情人，是冒险的密报。程凯的问题已经升级，他再度努力遥望前景，发现的最可能是逮捕、劳改，以及五指山深处与世隔绝的死亡。走投无路了，程凯回忆说，他终于踏上流亡征途，“开始了当年任何一位共产党官员都不曾有过的人生旅程”。
是的，“共产党官员”，这是程凯对自己当年身份的定义。
程凯不在乎官职，在乎党否。不为别的，这是他的信仰。他信仰共产主义，这个主义，在他多年前的理解中，是为人民服务的，正大光明一如天上日月。受审时，他告诉蔚健行他是“按照自己所理解的党性原则和人民原则办报的”，他说的是心里话。
中共建政那年，程凯三岁，髫年红领巾、弱冠共青团、成年共产党，直到不惑之年，他每一步都精准走在红色路线上。他承认，那时的他“离开了共产党等同于失掉生命。”
六四后中共党员都必须必须重新登记，不许登记的等于开除出党。程凯作为报社总编辑，同时兼任报社党委书记。他被清除出党即刻失魂落魄，不能自己。他找到报社代理书记申诉，要求就他登记问题重新表决，他要投自己一票，以便重新登记的票数过半。申诉无效，他被告知，把他清除出党是省委的决定，报社支部投票不过是走个过场。
这一天是程凯一生中最难熬的一天。他那门庭若市的厅房清冷寂寥，不再有人探望，甚至不再有人给他打个电话。寒冷，孤独，绝望，那时“哪怕有人在我面前话一根火柴，我也会感到敞亮和温暖。”没有。那种绝望，大概如同一个浴血奋战的军人回到家里，发现自己心爱的女人抛弃了自己，走前还狠狠踹了自己一脚。整整一天程凯不知所终。傍晚，电话突然响起——是他的母亲。他被撤职的消息从新华社传出，出现在当地《羊城晚报》的头版，母亲见报担心儿子挺不过去。果然，程凯在电话里涉及了“活下去”的话题。妈妈告诉他，他没做错，无论什么时候妈妈都与他站在一起。八九六四殚精竭虑，程凯没有掉过泪，这时他掉了泪，他用颤抖的手握紧听筒，告诉母亲：只要有妈妈和他在一起，他就会坚强地活下去。
置程凯于死地的是那个党，祛魅解惑，让他从绝地中重生的，还是那个党。
北京六四的枪声击碎了程凯前半生的几乎一切：对党的忠诚、对解放军的崇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祖国前途的憧憬、对党中央的期望。停职之后，他赶到深圳，以便收看域外香港的电视。血淋淋的场面证实著一个极为残酷的事实：人民的党和人民的军队枪杀人民。他曾经原谅了中共历史上几乎一切罪过，包括反右迫害几十万知识人、“大跃进”饿死几千万国人、文革十年浩劫。这一次，坦克开上大街，冲锋枪屠杀人民，岂能再原谅！天安门广场自由女神被推到之时，伟大的党也轰然倒下，程凯的良知让他明白一个简单事实：中共是法西斯党。从那时起，彻底走出党锢，只是时间问题。从1989年6月4日北京屠杀到12月被开除出党，程凯经历了身心灵的蜕变，这并不轻松，后来回首，他意识到：“离开中共体制，获得崭新的自我，是多么的不容易。”
他恨自己明白得太迟，幻灭来得太晚。他后悔为接受审查早早就离开了《海南日报》：
“再坚持几天不好吗？我一定会拼死为北京的血腥屠城写最后一篇社论，然后把笔掷向苍天”。
“生命死亡，人生胜利”
程凯是我在<自由亚洲>二十多年的同事，也是<刘宾雁良知奖评委会>多年的同仁，我还是他探索中国政治文明、还原民国历史、存亡继绝的同道。
2019年9月，我到胡佛研究所查阅李锐日记，工作之余去探望程凯。餐桌上，他打开了心匣子，从国事到家事，从历史到现实，从李锐日记到李锐家事、从友人到敌人，从中国到美国，从健康到工作，从悲心、伤感以致出离愤怒的个人经历到物是人非、时过境迁的回忆，无话不谈。我在那几个小时，我走进了他的心灵。论世，中国的政治启蒙在知识界早已完成，因此志同道合易；知人，中国的道德价值破产、文明复兴遥不可及，故君子良朋难。在满世界政治正确、反共及其活动成为个人名利场的世界，志同道合者与会皆是，君子良朋则大音希声，可遇不可求。程凯是我的良朋益友，也是授业解惑的老师。他曾经为我开智：“你除了与郑义逃亡海外所经历的苦难外，在面对人性善恶方面没有多少遭遇和磨砺，因此不具备这方面坚强的心智。”诚哉斯言，我只有继续修炼。
2024年12月2日，我和郑义突然收到程凯一封信：“就罹患血癌事告知郑义北明兄”。程凯在信中说：他八月被确诊血癌，生命只剩十二个月。大约明年（2025年）八月，他可能告别人世。他说，“我对死亡并无恐惧；我的人生对得起天地良心。并无遗憾。”他说他离世后“会去寻找宾雁、王康，与他们喝酒饮茶，讲述天上人间的见闻”。
刘宾雁是我们共同的友人，程凯曾经两次告诉我，当年是刘宾雁推荐他去了《人民日报》，后来又是刘宾雁推荐他去了《海南日报》。程凯不仅感念宾雁的举荐，尤其钦佩宾雁的人格和他为民请命的写作。流亡后，终于有机会再见宾雁，他知道宾雁忙，打定主意飞到新泽西，进屋只给宾雁叩一头，表示感谢，然后就走。他果然就这样了却了自己心愿。说起此事，程凯眼里透著孩子般真挚。——该有多么深厚的敬意和纯正的情感，才会坐飞机横穿美国，搭出租来到普林斯顿，进门到家，只为一个长叩首，表达一个谢意！程凯对王康的敬意也体现他的诚恳真挚，他看过王康主持的千米巨卷《浩气长流》，了解王康在大陆带领一众人马还原民国抗战史的壮举，他也是王康和郑义共同召集的“刘宾雁良知奖评选委员会”的评委之一，在历年评选活动中合作无间。2019年12月，我与郑义和一平、程凯相约，分别从维州、纽约上州和加州三地，飞到王康当时的治疗地去为王康过生日。程凯年岁最高，道途最长，腿已患疾，只为钦佩王康襟抱和担当，横贯美国大陆，飞去了休士顿。
在海外各界精英中，程凯是出道最早的VIP之一。他从不炫耀，甚至也不提及。他的旧雨部下因在墙内，鸦雀无声；海外更无人知道他八九那年为中国新闻自由事业竖起的那座里程碑。关于八九那年的新闻状况，人们只知有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不知有海南的《海南日报》；前者地处信息中心，八十年代顺改革之风，长期倡导言论自由，声誉远播；后者地处偏远，八九期间逆流践行新闻自由理念，独树一帜，却被广泛忽略。在海外，程凯像后进青年一样，在专业媒体甘当一方地域的特约记者，从业兢兢业业；在工余投入公义事业甘当助手，无偿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经验。他也用自己的诚恳、热情和谦卑，填充一些自命不凡空白。程凯不求闻达，不慕虚荣，怀公德而不喻，如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大限到来之前，他正式告知郑义和我这个噩讯，又说：他正在撰写回忆录，争取在离世前完稿，“我会将回忆录的内容讲述给宾雁、王康听，那都是有趣的人间话题。”他生前只管膺服二位对中国的贡献，忘记了自己的壮举，死前才想起要跟两位做个交代。
程凯在来函中又说：“我本不想写这封电邮。但是又一想，不该瞒着我的挚友。只希望二位将我面对的死亡，看作发生在一位老朋友身上的普通人生故事，有此便足矣。”最后，他说：“请二位不必安慰我，也无需回复我的电邮。”
——幽明契阔，生死关头，写得风轻云淡。读之惊魂，思之心痛。八月确诊，命在一年，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程凯兄！这样潇洒的姿态你怎么练就的？你的人生经历风雨苍苍，你体味世态海山茫茫，你依旧磊落光明，率性真挚。你这一生可为孟子那句名言做最佳注释：仰不愧天，俯不怍地。我想这是你面对死亡坦荡从容的理由。
告知罹患血癌的次日，程凯寄来了他正在撰写的回忆录的第一部分，《我的1980年代》。他说，“计划中这部回忆录共四部分，已写完一半以上。不知明年八月前能否全部写完。”他写到：“目前我正在与生命赛跑，有信心赢得这场比赛。”
在很快回复了我和郑义分别给他的复信（后详）之后，2025年1月6日，我收到程凯群发的两年前的檄文一篇，题目是《1月6日之惑》。我就文章内容做了认真的回复。1月21日我问他：“我可以把你的文章发给几个朋友吗？”
“好”，他回答。
这是我收到的他的最后一句话，一个“好”字。五天之后，他就去了。
此前的1月13日，从下午3点半到傍晚7点过，程凯一连给我打了6次电话，他很少打电话，一定有事！可是我该死的手机没响铃。我为时已晚地发现后，立即给他打回去。电话里，他平静地告诉我：化疗失败，已经停止，癌细胞有了抗体，他血项指数太低，随时可能死亡。电话里，他的声音依然洪亮。而且镇定。——这是不是他特有的风格？他就不能叹息一次吗？当年在最艰难的时刻宽慰他的母亲已经先他而去了。他曾经几次申请签证，希望回去探母，不得批准。这世上尽可有人使他流汗、流血、流亡，再也没有人能够使他流泪了。程凯电话里说，他决定试试另类疗法，朋友正在帮他订购相关药物。我全力赞同并竭诚鼓励，心中暗自担心这一决定为时已晚。
放下电话，远望西岸，在洛杉矶大火持续飘散的浓烟里，我看见程凯抱病卧床，一边等待新的药物，一边念着他笔墨未断的回忆录。我旋即与郑义商定，把探望他的时间提前到三月开春。没想到还是太迟了。
最后一封正式的信函，程凯标注为“生命死亡人生胜利”。他写道：
“郑义、北明吾兄，谢谢二位读了我的回忆第一部分。对二位的谬赞实在不敢当，但我欣然接受二位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信中程凯再次提到死亡，态度是英雄般的超迈，针对当时台湾作家琼瑶自裁之死，他说，他敬佩琼瑶面对死亡的勇气，但他不会采取那样的死亡方式：“我会与死亡抗争到底，直到最后失败。”
接着，他敲下了此信最后一行字，这行字，是他对自己人生的总结：
我认为，（与死亡抗争）失败之日，便是我人生胜利之时。
只有真正生活过的人，痛自鞭策而拔乎流俗的人，以一己天良担当历史责任的人，超越物质而拥有精神维度的人，才会在生命的尽头如此笃定、出此豪言，才有资格转败为胜，向生而死，化腐朽为神奇，实现短暂生命的永恒意义。
拂吠声百犬，宁为真相做牛马；历家国沧桑，直凭良心真国士。
程凯吾兄千古。
北明
记于2025年2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