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最近的未来，他写道：“普京和特朗普在围剿中或许失败或许死亡，也是悲壮的失败，永生的死亡。”
……二战期间，乌克兰民族武装配合德国入侵苏联与苏军作战，乌克兰30多年前独立后，捣毁了境内所有二战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墙、纪念碑、纪念雕像。很多人以为乌克兰是在2014年以后才有新纳粹，实际上乌克兰自尤先科出任总统以来，除去短暂的亚努科维奇时期，官方一直给二战德国纳粹合作者班德拉翻案。2010年，尤先科签署命令授予班德拉“乌克兰英雄”称号，这是乌克兰政府在国家层面肯定纳粹。2014年广场革命以后，乌克兰当局对班德拉的吹捧美化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2016年，乌当局重塑其武装部队，要军人认班德拉为宗师。独立后的乌克兰，把当年苏联在乌克兰制造的大批先进武器，包括瓦良格号航母、苏凯35歼击机，低价卖给中国，把制造这些武器的数千张图纸无偿赠予中国，使得中国的军备与军事技术一下子提高了20年。独立后的乌克兰，历任总统都是把国家资产据为己有的巨贪，美国总统拜登之子亨特和拜登本人搅进乌克兰权贵贪腐的浑水中；拜登不顾美国民生艰困花巨额纳税人的钱支持乌克兰，令人怀疑他有不让亨特和自己与乌克兰权贵的猫腻落入普京之手的目的。近些年乌克兰要求加入北约，蓄意引北约东进，逼近俄罗斯家门口，普京不得不出手。……
“知道得越少，相信得越多”，这句名言是针对主流媒体的灌输而言的。我在美国做职业记者近四分之一世纪，对各类信息有职业性的嗅觉，对舆论环境的质量有近乎本能的体察，对重大问题和公共定见，哪怕主流汹涌的结论，也不敢从众而宁肯独立调查、深入追究，再谨慎确认。关于程凯所议上述话题，我可以补充更多资讯和事实，大都政治不正确。我不完全赞同他此议中的全部结论，我也不会在这篇纪念文章中对程凯这些见解做是非判断，我想指出的是，程凯的论述方式显而易见基于他所看到的相关信息。假使能够确认这些信息属实，就难以驳倒他关于“普京和川普是当今世界保守主义阵营的领袖”和“乌克兰是欧洲最邪恶的国家”的结论。反之，若要推倒这个结论，需要证伪他指出的这些信息，并提出相反的真实的信息。
“觉醒运动”导致的“政治正确”，带来新闻界对社会现象的选择性失明，他们甚至对各种信息进行改写，如美化浪迹街头的无家可归者、掩盖严格控抢导致枪击案增加的事实、把黑人贫困归咎于种族主义、掩盖黑人高犯罪率、降低男同性恋和黑人以及西班牙裔艾滋病感染者的比例、丑化企业家等。这种现象已不新鲜，美国国宝级黑人学者汤玛斯•索威尔甚至写了一本专著，其中举证大量被遮盖、忽略、失明或被扭曲的事实，反省知识人的社会责任。凡此种种，约瑟夫•熊彼得总结说，“一个人为他的理想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撒谎”；托马斯•索威尔客气些，他说：“当一个故事符合构想时，媒体人并不总是能够发现检验其是否也符合事实的必要性。”所以，他们其实用不着撒谎，只要过滤掉他们不喜欢的事实就行。这种对“理想主义”也就是心中定论的捍卫，导致“电视屏幕上所播映的经过过滤的信息，塑造出我们当今时代的模样”。
然而真相才是我们时代的真实模样。真相是抵达任何目的地的唯一途径。真相也是其他价值（或原则）生成的土壤。追求真相，在我们的时代乃是最高道德，指出这一原则的古今大学者不在少数，践行这一最高道德的知识人和记者，也并未因“政治正确”大行其道而完全消失。近十几年来，随着“政治正确”的逐步深化，美欧世界涌现出一些忠于事实的知识人，如职业记者塔克•卡尔森、广播专家丹尼斯•普里格、胡佛研究所学者维克特•汉森、耶鲁法学教授杰德•鲁宾菲尔德、俄罗斯出生的电脑工程师和博客莱克斯•弗里德曼、前澳大利亚副总理约翰•安德森、英国记者和作家皮尔斯•摩根、联合国前武器检查官斯哥特•莱特、“真理部项目”创始人詹姆斯•奥基夫、加拿大肿瘤医生威廉姆•马凯斯等等。他们都意识到自己并非全知全能，都因此“想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想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想要辨别真相和谎言”（塔克语，引自“未经审查的皮尔斯•摩根”2025年1月29日），都因此自愿承担起调查事实，探索真相的责任，他们的工作平衡著“觉醒主义”和“政治正确”一边倒的舆论环境。流亡美国的程凯本质上属于这个行列。
美国是程凯的避难地和理想国，来自奴役之地，落脚自由之邦，他比任何本地人都清楚美国的正统价值，都希望这座世界自由灯塔长明不灭，都有动机，美好的动机，为维持这个“理想”而过滤不利信息。但是他拒绝为捍卫理想而昧于事实，他拒绝把理想当作教条来信奉，他拒绝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而放弃追查真相。从本土到流亡，从1989天安门民主运动到2020年总统大选再到2022年乌俄战争，从党报总编到自由媒体特约记者、撰稿人或自由撰稿人，他的一些反主流的观点，其立论建立在他看到的事实真相基础上。这些事实，主流媒体大都讳莫如深。他的结论未必准确，但是他和当代那些探寻真相的人们一样，一直走在从苏格拉底到索尔仁尼琴这类求真相、说真话的往圣先贤的道路上。
人格衿式：勇敢持定
在极权国家，真相往往与“正确”背道而驰；在自由社会的一些特殊时期，真相与某些“正确”也并不总是一致。而“在一个欺骗的时代，说真话是一种革命行为。”之所以说真话成为一种革命行为，是因为“老大哥时刻盯着你”（奥威尔语）。无论面对谎言的横行霸道，还是面对被钦定为唯一标准的“政治正确”，要把追寻真相这个最高道德行为进行到底，需要勇气。勇气是求真的保证，是敢于政治不正确而犯众怒的力量。程凯的勇气不同凡响。
回首大陆，他主持的《海南日报》对1989年北京学运的报导，是在刀丛中起舞，有五步溅血之虞。报纸既要传达真相，又要防止冒进而自杀；既要表达民意，又要刊登新华社电讯，程凯为此压力山大，他说：“我不是赌徒。整个89民运期间，我所主持的《海南日报》，所有版面，都是经过审时度势后安排的。”整个过程中，他一直在等候头上把利剑落下。焦虑加上操劳，仅四十天，他的心脏、肠胃两疾就加剧了。
5月27号，海南省委见高层改革派大势已去，召开大会，明确表态，支持北京戒严、谴责赵紫阳，宣布了程凯的错误、谴责他带领《海南日报》背离省委领导。程凯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30号，趁还在职，他召集报社编辑记者会，确认该报目前方向，表态日后无论发生什么，自己绝不后悔。至于总结经验教训，他公然声明：“还是等待历史裁决吧。”
大丈夫计利要计天下利，真君子求名当求万古名，程凯顶风而上，勇气还不止于此。海南省委下发正式文件：程凯被责令停职检查“动乱”期间的严重错误，报社被派驻检查工作组。利剑终于落下，程凯没有躲闪，反而包揽全部责任。他直接告诉单独召见他的省委书记许士杰：他接受省委的审查，《海南日报》在八九六四期间所作所为和所发生的一切及其后果，责任全部他一人承担，与报社其他人，包括处理版面的编辑和采访记者均无关。为了确保部下同仁安全，他还说，与省委也无关。程凯回忆说，这是他与省委书记之间的一场交易：如果许书记和省委不保证不追查报社任何其他人，那么程凯就会把责任推到许书记身上，“灭顶之灾就立刻会降临到他头上”。这位海南省委书记爽快地答应了程凯的要求。而程凯在后来的审查中只谈自己，不涉他人。就这样，在追查和清算降临的时候，程凯铁肩担道义，扛住那把利剑，保护了自己手下全体同仁。在全国整顿的恐怖中，这份报纸“所有编辑、记者照常工作”，不仅免遭处罚，“几位参与处理版面的编辑后来还得到升。
六月四日以后，大搜捕行动在全面展开，中国一片萧杀之气。各地机关厂矿单位学校整肃开始了，人人过关，新闻界、文化界、知识界成了重灾区。程凯拒绝同仁、友人出国避难的劝告。当时他已病倒住院，竭力抑制纷乱的思绪，只盼早日康复，以便承受劫难。
7月中旬，程凯被勒令出院接受审查，在海南省两位处长“陪同”下，从深圳医院回到海口。其时，省委书记省许士杰和省长梁湘已被中央专机送抵北京，书记许士杰揭发省长梁湘，将《海南日报》问题推脱干净。结果是，书记返回岗位继续任职，省长就地关押京郊西山，饱受折磨三个月后，押回海南继续关押。程凯的问题随之升级，审问机构是中央监察部和中纪委，审问者是监察部长蔚健行和中纪委华南组组长张氏。程凯被要求揭发省长梁湘。对程凯来说，这是逃避责任而自保的良机，但是程凯拒绝落井下石。他直接告诉逼问他的监察部长蔚健行：“梁湘是个好干部，我没有什么要揭发的。”再问还是那一句：“如果你们一定要我揭发，我只能说他的好话。”
他同时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声称自己“是按照自己所理解的党性原则和人民原则办报的”，“看不出自己有什么错。”蔚健行警告程凯：你这样顽抗要“想想自己的后果”。程凯不受威胁，把这番奉劝还赠了回去，而且还赠得有力、有理、有底蕴，他说：“蔚部长，我倒想奉劝你几句话：你曾经是胡耀邦时代的组织部长，为平反冤、假、错案做过许多工作。你应该珍惜自己，不要制造新的冤、假、错案。”
七寸之痛。蔚健行闻言怒而拍案，程凯则起身拂袖而去。没走成，被中纪委组长拉了回来。
此番对峙后果严重，当晚程凯被责令端正态度、深刻检查，有事外出须经批准。10月下旬，程凯被正式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继续受审。12月底，程凯被取消重新登记资格。清除出党。蔚健行先生则后来晋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一官位升降、前途反差之别，反而提升了程凯的荣誉感，他回忆说，“我为我能怒怼这样一位大人物而感到荣幸。”
流亡美国，程凯观察感受现实、凭事实针对美国现象和国际事务发言，也遭遇了迫害的企图。“政治正确”是一种教条，在中国，它是权力集团意识形态的教条，在美国，是左翼知识分子自我圣化的产品，关于后者，索威尔在其《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有详尽而清晰的描述。这些年，这种“圣化”更演进为“觉醒主义”（Wokenism）教条及其运动。有论者认为它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翻版，更多人认为它是上个世纪强调阶级、种族、性别身份的沿袭，带有斯大林、毛泽东或雅各宾派色彩。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学者维克特·汉森指出，无论这种主义从何演化而来，它是一种“残酷而危险的邪教教条”，其自然逻辑是摧毁所有男女、种族，甚至所有年龄段的人的生活，行使一种原本行不通的意识形态议程。它通过媒体煽动对川普的仇恨，或美化拜登带来的灾难，撕裂社会人群为敌友。汉森指出，觉醒运动源自幼稚，或乌托邦幻想，或蓄意的卑鄙，导致美国众多人群受害。美国左翼精英制造了一个奥威尔式的世界。汉森提供的近距离的、具体的图景，实非远观可以感受，更不是只要坚持“美国例外论”观点就可以辨析的。
“觉醒主义”作为一种种族主义或性别主义的意识形态，近年来逐步占领了学界、教育界、行政界、金融界、科技界，在决策者的推动下，一度成为“政治正确”，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在这个追求“正确”的世界，任何人若在重大问题上持反主流观点，将会声名狼藉，成为“国家公敌”、“人民公敌”甚至“世界公敌”，重者还会遭到司法处罚。这些年美国各界诸多异议人士的遭遇证明了这一点，本文前述提及的那些逆主流观点而行的有影响的美国人中，很多都有类似的遭遇，其中一些至今在公众领域被主流舆论所黑。在一种从众的世俗潮流里，在追求“正确”的社会，做一个真相的探索者和传播者，必须具备敢为天下先、不惧千夫指的勇气。
程凯追索真相，按照核实过的信息说话行事的勇气伴随他一生。我们已经看到在中国1989年那个特殊时期，他承受打压而坚持传播真相的勇气。这无疑是他的职业道德和性格特色。流亡海外，他的这一优势没有改变。面对自己热爱的伟大国家近年来出现的另一种的现实，一种被主流媒体掩盖、被DEI（多元、平等、包容）口号包装的异象，他依然以事实发言。这无疑冒被审查和迫害的风险，美国诸多有影响的异议人士的遭遇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程凯果然遭遇了剥夺其发言权的企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