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3年，嘉祐八年，三月，宋仁宗驾崩，为了修筑帝陵，凤翔府要负责提供大批木料。光这件事，就耗费了苏轼整整五个多月的时间。当时大旱，河水干涸，木料根本运不出去，苏轼内心极其痛苦。他在诗里说，帝陵工期迫近，府里县里都在逼迫百姓，帝王的身后事谁也不敢反对，可是“民劳吏宜羞”。当官不能为民造福，反而使民众不堪重负，那就应该感到羞耻——他是在警告其他的官员，也是在责备自己。
他为此感到气馁，觉得做官没什么意思。一天，他登上宝鸡县斯飞阁，极目远眺，开始思念故乡。他在心中问自己：“谁使爱官轻去国，此身无计老渔樵。”谁让我留恋官位，而轻易抛弃故土呢？这辈子，我是不可能像渔父樵夫一样悠然度日了！
宋选离任后，接任凤翔知府的是陈希亮。陈希亮是眉州人，按理说，他既是苏轼的老乡、长辈，也是其顶头上司，二人应该有一段融洽的共事经历才对。而实际上，两人却颇不对付。这让苏轼吃了不少苦头。
史载，陈希亮是一名雷厉风行、刚毅干练的能吏，“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贵人，皆严惮之”。到任后，他听到凤翔府中的差役都尊称苏轼为“苏贤良”，就很生气地说：“府判官就是府判官，什么贤良不贤良的。”虽然板子打在差役们身上，但难堪的却是苏轼。
由于苏轼才气过人，他写的公文，以前宋选在任时几乎一字不改。但陈希亮不一样，总是毫不客气地删改，来来回回都表示不满意。这又让以文章自负的苏轼颇为难受。
二人的摩擦多了之后，苏轼不愿意和陈希亮出现在同一个场合，以至于官府宴请、衙门开会都会缺席。陈希亮一怒之下，向朝廷弹劾苏轼，导致苏轼被罚了八斤铜。
到了年底，陈希亮建了一座凌虚台，落成后请苏轼写一篇文章纪念此事。
年轻气盛的苏轼认为“报复”这名“恶上司”的机会来了，于是洋洋洒洒写了《凌虚台记》。《凌虚台记》跟常规纪念盛事的歌颂文章完全不一样，此文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想要通过建筑一座高台来夸耀于世，这是不靠谱的。苏轼在文中说，不要说高台起、高台塌，本身就是速朽的，更何况你真有自己可以依仗的本领，也不会依仗一座高台来青史留名吧。
如此语带讥讽地内涵凌虚台的建造者，陈希亮读完后，这次却一字不改，还命人刻写在石头上。
多年后，苏轼才明白，陈希亮为什么以往老是要为难他。陈希亮私下曾对人说，我挫苏轼的锐气，是怕他年少得志，将来要吃大亏。苏轼知道这一点后，一辈子感念这名前辈的大恩。
陈希亮的儿子陈季常，后来成了苏轼最好的朋友之一。我们熟知的成语“河东狮吼”，就是苏轼调侃陈季常惧内而来的。苏轼曾应陈季常所请，为陈希亮写传记，其中一段写道：“轼官于凤翔，实从公（陈希亮）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形于言色，已而悔之。”因为体会不到陈希亮故意刁难自己的深意，苏轼早已后悔了。
正是有宋选、陈希亮这样的人，从正面鼓励，也从反面打击，才有了一个逐渐成熟和超脱的苏轼。
苏轼在凤翔任职三年多。宋英宗想破格将他召入翰林院，让他担任皇帝的秘书，负责起草皇帝诏书或修起居注——历史上很多宰相都是从这个职位升上去的。
但宰相韩琦反对宋英宗的决定，他说苏轼还年轻，缺少历练，骤然提升不能服众。
最终，苏轼参加馆阁考试，以优异成绩成为一名直史官，专门编修国史。
就在这时候，苏轼的妻子王弗病逝，年仅27岁，留下不满7岁的儿子苏迈。王弗16岁过门，跟苏轼过了十年美满的婚姻生活，可惜这段姻缘就此戛然而止，两人生死殊途。
苏轼想起王弗刚过门，苏轼读书时，她只是坐在一旁做针线活，没有人知道她其实知书识字。直到有一次，苏轼背书，背着背着卡壳了，在一旁的王弗悄悄提示了一句。这让苏轼大吃一惊，拿起书逐一考问王弗，结果她都能答出来。
苏轼做官后，王弗陪同到了凤翔。每次有客人来找苏轼，她都躲在屏风后听双方谈话，客人离去后，她会帮丈夫判断此人值不值得深交。她知道丈夫心直口快，吃了不少苦头，所以希望自己能够帮助丈夫在复杂的人性面前少栽跟头。苏轼回忆说，她的这些观察和判断，事后大多得到了证实。
王弗死后，苏轼很长时间都感觉失去了依靠，颇为失落。在王弗去世十年后，他还做梦梦到了她，醒来悲痛欲绝。他披衣下床，写下了流传千古、感人至深的悼亡词：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王弗去世第二年，1066年，苏轼的父亲苏洵病逝。朝廷派了官船，护送苏洵的灵柩回眉山老家，苏轼兄弟扶柩返乡守制。这也是兄弟二人最后一次还乡。
▲眉山市三苏雕像。图源：图虫创意授权
当苏轼在27个月后从家乡返回帝都时，朝廷上的事情已经起了变化。
1069年，熙宁二年，年轻的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主持变法，揭开影响北宋历史的新政序幕。但变法从一开始，朝廷上的士大夫就没有达成过共识。这导致此后的朝廷政治走向撕裂、攻讦与党争。
1070年的科举考试，吕惠卿是主考官，苏轼是考官之一。当时的举子知道皇帝热衷变法，所以都在考卷里面鼓吹变法伟大。一个叫叶祖洽的考生，在试卷中答道：祖宗法度，苟且因循，皇帝应该和豪杰之臣一起，“合谋而鼎新之”。这种言论本身并没有错，但考官之间由于立场的不同，导致对这种言论的评价差异甚大。
苏轼认为，叶祖洽这种考生谄媚君王，应该黜落。而主考官吕惠卿，直接将叶祖洽的考卷列为第一名。
苏轼对这个结果十分气愤，话不多说就给宋神宗写了折子，说古代的名医都是有什么本领就治什么病，没那个本领就不敢乱来，而现在的医生则是“未能察脉而欲试华佗之方”，这跟操刀杀人有什么区别呢？
宋神宗看完后，非但没有反感苏轼的直谏，反而颇为欣赏。他把苏轼的折子拿给王安石看，王安石说，苏轼确实很有才，可惜路子不正。
宋神宗还是决定召见苏轼，想跟他见面聊聊。
1071年，熙宁四年，正月，宋神宗见到了传说中的苏轼。面对宋神宗关于变法意见的询问，苏轼直言皇帝“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实际上是批评皇帝对于变法操之过急了。宋神宗略作沉思后说，这三句话，朕一定仔细想想。
退朝后，苏轼很兴奋地将这次召见说给同事和朋友听。这件事也传到王安石的耳朵里，他担心苏轼的书生之见会影响到皇帝的决策。
不久，针对中书政事堂办事效率低下的问题，朝廷成立编修中书条例所，希望改革吏治。宋神宗想到苏轼，意欲调任苏轼到这个新部门。当皇帝询问王安石的意见时，王安石却直言不讳：“苏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素有歧异，不宜担当此任。”
后来，宋神宗又想任用苏轼修起居注，这是一个最接近皇帝的侍从职位。王安石又一次坚决阻止：“陛下不过是听了苏轼的言论而已，这些言论又没有可用之处，恐怕不宜轻率任用。”
最终，在这一轮人事任命中，苏轼被任命为开封府判官。王安石的用意，是要让繁杂的首都行政事务困住苏轼，使他没时间对朝廷上的事发表意见。
▲王安石画像。图源：网络
后人回顾这场变法，已经很难用对错来评判各方的选择与作为。简单来说，王安石眼光向上，主张变法是对皇权和国力负责。经过这场变法，北宋确实强盛了一些，尤其是国库收入有了大幅提升，但他看不到背后的代价。而苏轼看到的，恰恰是变法的代价。
与王安石相反，苏轼眼光向下，看到了变法的具体执行和落地过程中，一步步演变成对老百姓的盘剥。这种认识跟苏轼的情怀、出身和地域都有关系。苏轼来自四川，四川在北宋开国后的半个世纪内，是全国最乱的地区，先后爆发了王小波、李顺、王均等多次起义。原因正在于朝廷征服四川后采取了深度盘剥的模式，逼得当地底层民众没有活路。这段历史，离苏轼生活的年代不过三四十年时间，他对此肯定感触颇深。所以当他目睹底层民众在王安石新法的搜刮之下痛苦呻吟时，就本能地站在了弱者的一边。
李一冰在《苏东坡新传》中说，四川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蜀人有一种独立天地的思想根源——擅言辞而好论理，不认同世上有所谓的权威存在。苏轼从政，每次都站到当权派的反对立场上，奋不顾身，争论事理，就是源于此。
苏轼曾对好友说：“我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
于是，政治斗争的黑暗很快扑向了他。
御史谢景温弹劾苏轼，说苏轼在五年前父亲病逝时乘官船归蜀丁忧，趁机满载货物，贩卖私盐和瓷器等。针对这一莫须有的罪名，朝廷竟然煞有介事地派出六路兵马，追查此事。闹得沸沸扬扬，结果却不了了之。这起杀伤力不大、侮辱性极强的诬告风波，使苏轼的名声严重受损，天下人不问是非，只知道苏轼涉嫌“贩私”罪。
苏轼只能请求外放，到杭州担任通判。
至此，那些对变法持有异议的人，包括欧阳修、司马光、范镇等等，退休的退休，归隐的归隐，离京的离京。变法派取得了人事上的全面胜利。
去往杭州任职的路上，苏轼过陈州（今属河南周口）与弟弟苏辙一家相聚，住了两个多月。随后，苏辙送哥哥到颍州（今安徽阜阳），在那里，他们一起拜见了退休定居于此的恩师欧阳修。欧阳修年过六旬，须发皆白，步履蹒跚。他一生历经宦海波澜，受到无数次攻击和造谣，人家把许多不可启齿的污蔑之辞扣在他头上。苏轼在这两三年的政坛风波中，才深刻体会到恩师的不容易。
苏轼兄弟与欧阳修饮酒赋诗，畅谈终日。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相见，第二年，欧阳修就病逝了。
在杭州，新法的执行依然让苏轼不吐不快。他在诗里讽刺新法不顾底层死活，而这为他后来遭遇文字狱积累了“证据”。
新法实行后，官府收税要钱不要米，造成米贱钱荒。以救济农民青黄不接为名，由官府放贷的青苗法，这时顺理成章地给下层民众设了一道“陷阱”。虽然其本意也不算坏，但执行过程中却变成了强制。地方官为了多赚取利息，邀功请赏，在规定的利息外又附加各种名目的勒索。本利相加，遇上天灾人祸，农民根本无法偿清国家贷款，在官府催逼之下，只得付出加倍的利息向豪强富户借钱偿还官债，最后弄得倾家荡产。
苏轼在一首诗里讽刺青苗法说：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农民跟国家贷了款，到头来却两手空空，破了产。而让人啼笑皆非的是，青苗法手续繁杂，农民为了办理这些贷款手续，一年中倒有大半年的时间耗在城里，耽误了生产劳动，唯一的“好处”是让孩子学会了城里人的口音。
这些破产的农民，最终铤而走险，做起了私盐生意，导致杭州官府的监狱里，人满为患。即便到了除夕，苏轼还在忙碌，将狱中囚犯一个个点名过目。他知道这些囚犯都是被逼无奈，很想将他们释放。但他终归没有这样的胆魄，只能在内心骂自己太怂：
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
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承认自己太怂的苏轼，这段时间开始了他的填词生涯。从此，一个不世出的伟大词人上路了。
中举前，他忙着读书，而且太年轻，没有机会参加宴饮酒会，也就没什么机会接触词这一俗称“艳科”的体裁。开始为官的前十年，他是一个积极的儒家入世主义者，也没什么精力和欲望去留意词的创作。直到出任杭州通判后，他结识了前辈词人张先。
张先是宋初最重要的词人之一，以“云破月来花弄影”等带“影”字的词句闻名，被称为“张三影”。苏轼与张先年龄相差近半个世纪，但两人相处颇为自得。张先成为苏轼步入词坛的引路人。民间至今还传说，张先85岁时纳妾，苏轼写了“一树梨花压海棠”进行调侃。张先89岁去世的时候，苏轼写了《祭张子野文》寄托哀思，回忆两人在杭州结下的忘年之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