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吴樾在北京进行暗杀端方等“出洋五大臣”（奉慈禧太后之命出国考察的五位朝廷大员）的行动，致其中两人受伤，自己则当场牺牲。

同年，作为孙中山重要助手的汪精卫则将暗杀对象锁定了当时的摄政王载沣（溥仪生父），失败被捕后还留下了“饮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一时成舍身仗义之偶像。

1911年，温生才在广州成功枪杀了广州将军（将军在清朝是从一品的武官官职）孚琦。

1912年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彭家珍则用炸弹炸死了主张坚决镇压的“宗社党”头目，禁卫军统领良弼，彭本人也当场牺牲。

暗杀行动此起彼伏，成为了清末历史中一道另类的风景线，是什么因素，使得革命党人屡屡运用暗杀手段呢？

基本原因是，武装起义屡屡失败，寻找“捷径”很多革命党人不免对前途悲观失望，使得革命党人需要另寻出路，希望用一种“短平快”的方式，用超常规手段来迅速取得胜利。

于是，相对来说简单易行，成本很小的暗杀行动就被革命党人所看重，比如吴樾就表示“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革命党人普遍认为暗杀仅仅靠“一爆裂弹，一手枪，一匕首”就可以，“较之以军队革命之需用多、准备烦、不秘密、不的确者，不可同日而语”，这可以说是其心理的准确写照。可见当时革命党内部普遍认为暗杀行为是一条胜利捷径，比武装起义要简单得多。

传统刺客游侠文化以及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中外双重影响

暴力频繁，暗杀四起，起义连连，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末年的普遍现象。

古代中国刺客游侠的形象及其影响，一直在民间辗转流传，“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荆轲，堪称中国刺客经久不衰的典范。晚清志士受到了这一传统的深刻影响。

除中国传统之外，在清朝末年，当时的俄国革命者也起到了很大影响。自1825年，沙俄部分受到法国启蒙思想影响的贵族军官组织发动反对沙皇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之后，沙俄革命组织开始盛行无政府主义思潮，进行了针对沙俄高层的多次暗杀，甚至在1881年成功炸死了当时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革命党人对此相当推崇，章太炎就称“今日欲行无政府革命，必以暗杀为首务也”，可见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颇深。

暗杀被革命党人视为一种对清廷的复仇行为

清末革命党人抛头颅，洒热血，相当数量的志士惨死于清廷的屠刀之下，因此，革命党人就将很多积极镇压革命的清廷大员视为刽子手，欲除之而后快。

曾多次镇压革命的清廷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就被革命党人进行过多次暗杀，并两次身负重伤（不过此人后来不仅倒向革命一方，还劝说其他清军将领投降）；而端方于1911年在四川大肆镇压“保路运动”，最终也被革命党人枪杀身亡，其首级还被游街示众。

晚清革命党人暗杀的对象，不是皇族宗室，就是高官大员，都是清廷极具政治影响力的人物，革命党人认为对这些人搞“定点清除”，可以震慑统治阶级，带来较大影响，对高层起到震慑恐吓的作用。比如徐锡麟刺死安徽巡抚恩铭后，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就颇为恐惧的说“自是而后，我辈将无安枕日矣”，可见对清廷大员的震动。

平心而论，这些暗杀活动还是起了历史作用的。

良弼在遇刺断气之前，曾留下遗言称“炸我者，英雄也。我死，大清遂亡”，此话一语成谶，随着良弼身死，清廷的强硬派也失去了主心骨，结果十余天后溥仪就宣布了退位。

清廷在1912年正式寿终正寝。

三、冤有头，债有主，万莫杀无辜！

当下中国的“张献忠化”，中国社会暴力化的加速，是共产中国的末世征兆。

然而，人们也注意到，当代有相当部分的此类事件，滥杀无辜，驾车撞人，婴孩、妇女、老人，不分青红皂白，血流漂杵，有人宁可报复社会也不敢反抗当局，从而引发了社会的恐惧和舆论的不满，招来不少诟病。

对比清末的暗杀风潮，清末革命者暗杀的目标是清晰的，其对象，不是皇族宗室，就是高官大员，都是清廷极具政治影响力的人物。这些人，对民间的灾难，负有责任；对革命人士的受刑和死亡，负有罪责。反清革命人士的暗杀，虽是法外行刑，但在一个没有法治没有独立司法，只有官方单向杀戮的国度，是不得已之举。譬如，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流血，请自嗣同始”，汪兆铭的”饮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秋瑾的”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均获得历史和民意的认可与褒扬。

简言之，清末的暗杀风潮，内蕴正面的价值取向，那还是一个大体上“有是非，重因果”的世界。

何以当下中国“张献忠现象”有一部分带有盲目的滥杀无辜的特点？

它和中共统治75年来造成的精神环境有关。首先，是与中共比晚清远为暴虐残酷的控制方式相关，反抗者几乎不可能知道谁是迫害者更是几乎不可能接触到加害者；更没有独立司法体系为他申冤。上访这条过去唯一可以伸冤的管道也消失了，再难得到任何救济，于是陷入绝望。再者，75年的血腥镇压以及对国民心灵的奴役式灌输造就了相当部分人的奴才心态，对统治者、强者的深入骨髓的畏惧，面对强暴霸凌，无胆拼死一搏，同时所受的“唯物主义”“唯权主义”教育又使之丧失了任何恻隐之心，于是，唯一的泄愤出路就只有对更弱者挥刀欺凌，滥杀无辜。这是畸形政权造就的畸形国民。几千年来灾民和奴才心态刻入了基因，近代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成为共产中国的铁律。绝望者无路针对陷害她的恶人或体系发泄，于是泄向更无辜者。

人性中的幽暗面，在当代中国被诱发调动出来了它的最大值。中国，作为一个互害社会，目前，也达到了它的巅峰。

四、民情正在变化

但是应当客观看到，不是所有的都是“张献忠事件”。情况正在变化，民情在发生变化，在中国发生的这些事件的外在形态以及内涵诉求都在演变。

人们看到，发生于2024年11月16日晚间造成8死17伤的江苏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内杀人惨案，该校2024毕业生21岁男子徐某金无差别持刀袭击校内学生，中共官方通报称因嫌犯不满拿不到毕业证和实习薪酬引发。该事件已引发中国民众觉醒和行动。

据网络上未经证实的消息说，近日大陆南方多地人员密集的劳务市场流传着多种手写的《告全国人民书》，直言纪念无锡惨案8位受害者的方式就是“要打倒间接害死他们的这个体制！”该书号召“全国的工友们、学生们、人民们都行动起来”，呼吁“打倒共产党”。受此影响，广州一职校学生也组织起来手写传单散发。

网友“昨天”11月21日推出消息称，一位署名“广州的社会革命者”的学生投稿称，他们是广州的职校学生，深知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压力锅，“在中共的统治下没有人能逃得过去”。该学生称，“这个政权以前用共产主义的名号剥夺我们人民，实际上是给他们的官僚积累，现在又推行官僚的资本主义。同胞们，我们该起来反抗了。”这个消息也是未得到证实。

五、中国末日演变的价值链条

如此看来，中国当下的民情演变是相当迅速的，现在愈加相似于晚清的暗杀时期，不仅是社会戾气高涨，而且其矛头所向，愈益清晰了。特别是敏感的青年，越来越具有晚清志士秋瑾们那种清晰的正面价值取向了。

中产阶级也在快速变化。对于极权和威权国家的政党来说，中产阶级往往是最大的敌人。例如，台湾80-90年代的社会运动，65%的组织者来自中产家庭。也就是说，衣食无忧且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通常是极权国家的最大反对者。当然，中共也并非如外界所认为的那样愚蠢。但他们现在面临一个抉择：不改革，经济将崩溃；继续改革，则可能亡党。但最近习*近*平仍然强调要吸取苏联改革灭亡的教训，中共显然更倾向于选择前者，宁肯经济崩溃，国民吃草，他们也要赖在舞台上。

于是，民怨沸腾，戾气高涨，民间的目标也日益清晰，类似晚清的一切条件都出现了，当下中国与晚清末年的相似度越来越高。乱局将至。

于是，在末世中国演变的路径上，人们将发现有一条价值链条呈现出来：

价值链条：张献忠——杨佳——自由骑士——彭立发——中共退位告天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