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劫掠商船，绑架肉票，绑架后勒索赎金。肉票的亲属一旦对赎金表示犹豫，他们会立马寄出肉票的一根手指或一只耳朵，以示恐吓，手段毒辣而残忍。他们唯一遵循的江湖规矩是，收到赎金，立马放人，从来没有发生食言的案例。在海盗眼里，最值钱的是洋人，被红旗帮绑架的英国人格拉斯普尔，最终花了7654西班牙银元才被赎回。

第二，控制粤西的运盐航线。通过对运盐船队的劫掠，把大盐商们都吓到了，盐商们直接向海盗交纳一笔保护费，以换取安全通行的权利。到后来，大盐商甚至为海盗提供粮食和武器，让他们为运盐船护航。这就变成了海盗帮派的固定收入。类似的生财之道，很快被海盗们用在了鸦片商身上。

第三，直接将势力向陆地上渗透，在华南沿海一些市镇、村庄收取保护费。那些抗命的市镇、村庄，难逃被夷为平地的厄运，上岸的海盗杀死男性村民，掳走妇女儿童。最嚣张的时候，海盗们公然袭击官军营地，抢夺武器弹药，无所畏惧。

他们会通过制造残忍的名声，来传播海盗的震慑力，对胆敢抵抗的商船船员进行非人的折磨，对待打击他们的水师船员，一旦掳获，不是凌迟就是开膛破肚，手段极其凶残。据当时的西方人观察，海盗们在参加战斗前，都会将火药掺入酒中喝下，有时甚至会吃下被掳者的心肝，借此壮胆。

他们劫掠的手段也十分卑劣。在打定主意劫掠一艘大商船之后，他们会先劫下两艘小渡船，把同伙安置在小渡船上，伪装成遭遇海盗袭击的样子，向大商船求救。当大商船出于同情实施救助，允许他们登上船舱时，他们就露出真面目，与此同时，几艘海盗船靠拢过来，一起对大商船进行洗劫。

海盗联盟在郑一嫂、张保仔等人的带领下，在4年时间里规模扩大了一倍。1805年，六大帮派大约有800多条船，到1809年，已经拥有1800条船和7万人。历史学者穆黛安说，这个规模是1588年英国舰队和西班牙无敌舰队两者规模之和的两倍。

而此时，广东水师的兵力和船只，仅为海盗联盟的1/4左右。

对于紫禁城内的嘉庆皇帝来说，该操心的远不止于此。

在华南海盗联盟势力最强的同一时期，帝国东南闽浙海疆也出现了一个海盗巨魁——蔡牵。南起福建、北至山东的广大沿海地区，都曾留下蔡牵的海盗帮进犯的痕迹。在其鼎盛时期，1805—1806年，蔡牵自称“镇海威武王”，不断进犯台湾，想学郑氏家族独占台湾为长期据点。

嘉庆被帝国海岸线充斥的庞大的海盗势力，彻底激怒了。他几乎对那些地方官员破口大骂：

现在闽浙粤三省海盗这么猖狂，还不是各个衙门的官员胥吏，与这些海盗声息相通，提供庇护，收受陋规导致的！

▲电影中的“清夫人”，原型是郑一嫂。图源：影视剧照

1805年春天，嘉庆寄予厚望的新任两广总督那彦成到位了。

这个满族高官，以镇压白莲教起义成名。嘉庆显然是想利用他的铁血个性，去广东发动一场清剿海盗的大行动。

但，那彦成很快就领教到，华南海盗这块硬骨头有多难啃。

广东的水师官兵，惧怕海盗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经常以船只坏了为由，不出海缉盗。实在推诿不过，必须到海上巡查，大多时候也绕开海盗经常出没的海域。

而海盗的势力，确实如嘉庆所说，已经渗透到了官兵内部。官匪相通，导致清廷发动的打击海盗行动屡屡失败。1805年3月，广东巡抚孙玉庭得到一个海盗头目潜回老家陆丰县的密报，随即率兵前往搜捕。突然，一个官兵一声枪响，泄露了整个秘密抓捕计划，行动宣告失败。

雄心勃勃的那彦成，在当年9月份发起一场清剿广州湾海盗的战役。虽然官军出动全部主力，取得击毙海盗600名、俘虏230多名的战绩，但这点损失对于海盗联盟来说根本就微不足道，而官军却耗尽了所有精力。此后，广东水师再也打不动了，那彦成只得走回传统的老路子——改剿为抚。

那彦成把主要精力放在招抚海盗的计划上。他命人在沿海城乡遍贴“通谕口岸接济自首免罪”“通谕裹胁难民杀贼投诚立功”等告示，规定一名海匪来投，可免其罪并赏银10两，海盗头目带队投诚还可额外得到官衔。

这个计划反响“热烈”。很多海盗纷纷带着据称是海盗大头目（实际上无法分辨是肉票或者无辜渔民）的人头，向官府投诚，目的是换取赏银和官位。在这一拨投诚的浪潮中，官府至少接纳了3000名海盗，其中数十名匪首摇身一变，当上千总、把总等官。

但事实上，真正强悍的海盗，仍旧活跃在华南海面上，并且嚣张到时不时会对珠三角的重要市镇发起攻击和劫掠。那彦成对这些情况通通隐匿不报，只向皇帝汇报海盗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假消息。直到广东巡抚孙玉庭揭穿了假象，指控那彦成向海盗滥赏顶戴银两，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

孙玉庭在奏折中向嘉庆说，原本罪该万死的海盗，现在非但不问其罪，还加以重赏、授予官位，以致民间出现了“为民不如为盗”的俗语。

1805年12月，任职不到一年的那彦成，遭到解职。后来被判充军，流放伊犁。

两年多后，1808年初，一起悲剧发生了。

当时，浙江提督李长庚，追剿福建海盗巨魁蔡牵，在进入广东洋面后，进行了一整夜的战斗。但李长庚不幸被海盗船发炮击中，次日毙命。

这起悲剧对广东的官员震动很大，一个恪尽职守、力主剿匪的朝廷要员，最终命丧大海，结局悲情。时任两广总督吴熊光的第一反应，是赶紧向嘉庆请求组建一支新舰队。

不过，吴熊光永远也等不到皇帝的批复了。

在他上奏之后，张保仔率领的海盗联盟就侵入珠江口，把战火烧到广州城外。70多岁的虎门总兵林国良在战斗中丧命。海盗们在后来的战斗中，几乎扫清了进入珠江的一切障碍，出入珠三角如入无人之境。第二年，1809年1月，吴熊光被撤职。

新任两广总督来不及到任，走到半路就死了。嘉庆只好临时更换人选，提拔汉军正黄旗人百龄为继任两广总督。

百龄是4年内的第四任两广总督。

百龄到任后，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改海路运盐为陆路运盐，二是下令实行“海禁”。通过这两招，切断海盗的补给来源。

广东沿海居民苦于海盗肆虐，这次愿意配合官府的行动，出海的渔船纷纷回港，秘密为海盗提供粮食的内奸，也受到了严惩。海盗们撑不住了，纷纷上岸抢劫粮食。

1809年7月，虎门总兵许廷桂的船队被海盗围住。经过激烈的战斗，许廷桂最终被张保仔的红旗帮杀死，尸体抛入大海。这是一年时间内死于海盗之手的第二个广东总兵。

百龄知道，要击败强大的海盗联盟，官军并不可恃。他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珠三角各地的精英和民众身上，发动团练，组织乡勇，通过人民的力量保家卫国。

这是一场惨烈的对决。一些市镇的村民组织起来，打赢了入侵的海盗，但另一些市镇，则遭到海盗们的疯狂报复，最终被洗劫一空，放火烧光。顺德一个村子，在海盗洗劫过后，带走了全村的妇女儿童，仅留下被杀村民的80个头颅，挂在村口的榕树上。

1809年下半年，整个广州城陷于恐慌之中，嚣张的张保仔张贴告示，要求百龄交纳赎金，换取广州安全。驻广州的英国领事馆报告称，大小河道出没无常的海盗船队，已经使清朝最繁盛的通商城市的进出口贸易十分糟糕。

澳门——葡萄牙人占据的贸易据点，也一度被海盗联盟围困。

在这种形势下，广东官员开始联合英国、葡萄牙的舰队对海盗联盟进行追剿。1809年11月20日起，广东水师提督孙全谋率领百余艘兵船，会同葡萄牙舰队，突袭红旗帮的基地大屿山。这场旨在一举消灭郑一嫂、张保仔海盗集团的海战，在历史上被称为“大屿山（赤沥角）之战”。

战后，葡方海军向澳门报告，吹牛说他们摧毁了1/3的海盗舰队，但清朝方面则承认这次海战，联合舰队失败了。当时被红旗帮绑架为肉票的格拉斯普尔，后来回忆说，联合舰队一字排开，对大屿山海盗基地进行轮番炮轰，但9天后，11月29日，张保仔的船只都修理好了，算准风向和潮汐，起锚扬帆，轻易就突破了封锁线，一点也不把联合舰队放在眼里。

红旗帮以这样孤傲的姿态，证明了大清和葡萄牙联合剿匪行动的失败。

据说，张保仔在得意之际，曾命人给在澳门的葡萄牙长官写信，让对方提供4艘军舰，等他张保仔打下整个帝国之后，愿意以两到三个省作为回报。

这次清剿海盗的联合军事行动失利后，忧心忡忡的两广总督百龄，认为自己也逃不掉前面几任总督的相同命运了。

谁知，人算不如天算，在华南海盗联盟实力如日中天之时，崩溃的危机悄然到来。

▲张保仔画像。图源：网络

5

一场内部分裂，毫无征兆地结束了华南海盗的黄金时代。

黑旗帮魁首郭婆带，推倒了第一枚多米诺骨牌。

郭婆带的命运跟张保仔很像，都是出身渔民家庭，少年时代被郑一掳获后，得到宠幸而加入海盗帮，晋升为海盗头目。跟所有海盗都不一样的是，郭婆带非常喜欢读书，船舱内藏着很多书，史书说他“手不释卷”。他的船头锦幔上写着两行大字：“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可见这个海盗头目的见识非同一般。

论资历和文化水平，郭婆带都在张保仔之上。但郑一死后，年轻干练的张保仔凭借与郑一嫂的特殊关系，扶摇直上，这引起了郭婆带等一批老资格的不满，只是碍于郑一嫂的情面而未发作。

有的文献记载说，郭婆带其实也倾慕郑一嫂，所以郭、张二人还是情敌关系。

在大屿山之战的尾声，张保仔的船队冲出中葡联合舰队的包围圈后，曾派人给郭婆带送信，请求黑旗帮支援。郭婆带拒绝了。张保仔恼羞成怒，发誓要报郭婆带的不义之仇。两人的矛盾，自此公开化。

仅仅10天之后，黑旗帮与红旗帮就发起了一场摊牌之战。在张保仔与官军的一场对战中，郭婆带的船队突然出现，并围住了张保仔的退路，张保仔立即对其发起攻击。战斗的结果，郭婆带取得胜利，俘获了红旗帮300多人和16艘战船。

有了这次战绩作为筹码，郭婆带派人向朝廷释放了投首的诚意。

事实上，两广总督百龄在战胜海盗无望的情况下，也暗自采取了那彦成当年的做法——招抚。只是百龄比那彦成精明，没有一抚到底，而是边剿边抚，双管齐下，希望从内部攻破海盗联盟的堡垒。

百龄等到了这一天。

1810年1月，他亲自赶往归善县，在那里接待了黑旗帮魁首郭婆带和黄旗帮一名重要头目冯超群。两名海盗首领带来5500多名海盗、110多艘帆船和500门火炮，向朝廷投诚。郭婆带还交出了不久前俘获的红旗帮300多名海盗。

作为回报，百龄赏予郭婆带把总的官衔。

郭婆带的投诚，起到了极大的示范作用。很快，投诚的海盗达到了9000人。当初六大帮派的海盗联盟，无形中被瓦解了。

张保仔的红旗帮，依然实力雄厚，但他已经开始怀疑与朝廷对抗下去的意义。在上一年，1809年，福建海盗巨魁蔡牵在得到张保仔和乌石二的援助后，仍然被官军击败，死了。华南六大帮派之一，白旗帮帮主梁宝，也在这一年死了。现在，与他反目的黑旗帮帮主郭婆带，投降了朝廷。中国海盗衰歇的势头，看来是越发明显了。

张保仔可能是第一次感受到了孤独和孤立的滋味。他也动了投诚的念头。

他派人与官府接触，试探投诚的可能性与条件。

就在郭婆带投诚一个多月后，张保仔与百龄第一次会面，谈条件。张保仔坚持朝廷要给他保留80艘船和5000人，而他将以这支队伍加入清剿华南其他海盗的行动。百龄则认为，如果是真心来投，就应将船只器械全部上缴，将来随同官兵出海剿匪，戴罪立功，还怕没船、没人？

史载，在双方谈判过程中，突然有10艘英国船开炮驶过。张保仔十分警觉，怀疑官府与洋人背后有阴谋，立马率队离开珠江口，驶出外洋。谈判因此中断了。

此后，张保仔投诚之事一直陷于胶着状态，没有突破性进展。直到两个月后，郑一嫂出马，才打破了僵局。

1810年4月，郑一嫂不顾众人反对，仅带了一队妇女儿童，前往广州面见百龄。她始终要求百龄承诺给张保仔保留一支船队，最后，百龄屈服于她的要求。

数日后，张保仔、郑一嫂的红旗帮有17318名海盗、226艘帆船和1315门火炮，向广东当局投诚。当局则授予张保仔千总的职衔，允许他保留一支有二三十艘帆船的船队。同时，郑一嫂被准许嫁与张保仔。

至此，驰骋华南海域十余年的第一海盗大帮，烟消云散。

张保仔、郭婆带双双受命于朝廷，开始率水师亲征，围剿广东西南洋面上的海盗余部。

同年夏，黄旗帮帮主吴智青（东海霸）降清，蓝旗帮帮主麦有金（乌石二）被斩获。广东海盗余部遂告土崩瓦解。中国大规模海盗活动的高潮，落下了帷幕。

在投诚7个月后，张保仔被调往福建任参将。两年后，1813年，他和郑一嫂有了一个儿子。再后来，张保仔被擢升为福建闽安副将，委任到澎湖驻守，郑一嫂被诰封为命妇。就在张保仔还可能进一步升迁的时候，1820年，监察御史林则徐向朝廷上奏，提出“勿忘台湾郑氏”，意见被朝廷采纳。从此，张保仔再没有升职，以副将终身。

1822年，道光二年，张保仔病死于澎湖任上，终年36岁。郑一嫂第二次成为寡妇。

两年后，郑一嫂带着11岁的儿子回广东南海县定居。据说她在家祠中供奉着两广总督百龄的画像（百龄死于1816年）。

到1840年，时任两广总督林则徐翻起张保仔的旧案，上奏说，张保仔“所聚大小匪艇数百艘，盗伙数万人，劫掠商民，戕伤将士，其罪逆更有甚于郑一，粤省滨海村庄，受其荼毒之惨，至今闾巷传闻，痛心切骨”。意思是，这样的人即便投诚了，也是朝廷罪犯，无法洗白。在林则徐的建议下，朝廷褫夺了郑一嫂“命妇”（朝廷命官之妻）的头衔。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作为曾经最为传奇的女海盗，郑一嫂开了一家赌场，过着淡漠的生活。她老死于1844年，终年69岁。

▲19世纪西方报刊上的郑一嫂画像。图源：网络

6

随着雄霸帝国海疆的大海盗相继被剿灭或被招安，嘉庆终于在他统治的后期实现了海不扬波。

但是，仅仅过了30年，当英国的战舰从海上来，用船坚炮利轰开了帝国的大门，他的继承人道光皇帝感受到了一种更深刻的来自海上的屈辱。后来的史学家定义这个时期为“嘉道中衰”，说明道光朝承受的屈辱，嘉庆朝是脱不了干系的。

美国历史学者安乐博说，1520一1810年是中国海盗的黄金时代，中国海盗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范围上，一度都达到了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海盗均无以匹敌的地步。

但在1810年，以张保仔为首的海盗帮派被招安或被剿灭后，清政府未能抓住这一向海洋发展的良机，仍然执行内收性海洋政策，将掌控海洋社会权力的胜利果实丢弃掉。

对于海盗的投首，清政府虽然表现出了相当的宽容，赦免其罪，赏赐官位，但在对投首海盗的安置上却出现了极大的失误——绝大部分擅长海上作战的海盗，被强行遣散至内地，并令地方官严加管束，永远扼杀了他们再次涉足海洋的机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帝国海盗的消失，是大清帝国的胜利，却是构建海洋帝国的失败。

史学家已经达成共识，这是大陆性王朝的统治思维使然。大陆性王朝“总是充分利用大陆资源，以消灭海盗为第一目标，把国家水陆武装力量用于禁海迁界，以断绝沿海对海盗势力的交通接济为海防的不二法门。王朝国家这种与海盗海商势力势不两立的姿态，是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迭遭不幸的一大根源”。

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方的海洋性王朝。最早的海上霸主葡萄牙和西班牙，无一不是通过海盗方式向世界扩张并掠夺财富；继起的荷兰，靠劫掠葡、西的商船起家，以“海上马车夫”闻名于世；给中国造成近代民族创伤的英国，更是公开支持本国海盗对其他国家的掠夺活动，同时限制其对本国商船的劫掠。正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宠臣雷利所说：“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贸易，而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地球的财富和地球本身。”

海盗，在这些国家的海上力量建设中，均扮演了重要角色。

同一历史时期，中国也曾出现海盗的黄金时代，结局却是另一种命运。

明朝中期以后，汪直、郑芝龙等海商海盗集团，不仅要对付国外的海上竞争力量，还要迎接来自本国朝廷的剿杀。尽管如此，他们对本国朝廷仍有强烈的体制认同心理。也正因此，汪直才会被明朝诱捕而后杀死，而郑芝龙也才会最终投降清朝，并在儿子郑成功东渡台湾后，失去诱饵作用而被处死。

明清两朝对于来自海上的力量，都有相同的惧怕，惧怕的结果是要全力杀死它而后心安。

1805年，当英国通过特拉法尔加海战最终确立全球海上霸主地位的时候，中国华南的海盗联盟也达到了权势巅峰。但是仅仅5年后，这股孤立于帝国海疆的强大势力，就以表面被招抚、实际被遣散的命运收尾。归根到底，他们无法像在西欧国家一样，被接纳成为合法的海上力量。

中国的海上力量，在官匪对抗的结构中，不仅不能一致对外，反而互相内耗，最终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

如今，我们回望这段历史，仅能得出一个悲剧性的结论：

19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海盗的最后一个传奇时代，留下了恐怖而血腥的历史记忆，留下了郑一嫂和张保仔的历史传奇，却没有留下一点点有利于时代与国家进步的历史贡献。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