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前中国的排版技术还很落后，用的是铅字。因此不少老工人的牙龈发黑——铅中毒。我经常看着那些已经怀孕的女工仍然一天站立八小时拣字时，就会顿觉一阵悲凉更是绝望，我的青春啊。

就在我以为自己会在这样的环境中干到老死的时候，命运终于有了转机。那天下班后车间召开紧急动员大会，车间党支部书记传达上级指示：“我们中华印刷厂接到了一项非常光荣而又艰巨的政治任务：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排印大字本，所有的书籍都停止排字，全力以赴赶排大字本。”——因为领袖年事已高，普通书籍的字号即使用放大镜也很难看清，于是就要用排标题的大号字排正文。

大腮帮仰着头慷慨激昂地接着宣布：“毛主席要看《一千零一夜》，我们就要给他老人家排大字本。明天开始老师傅上字架撮字，你们青工还字，三班倒！”

我忽然发现了问题，问大腮帮：“《一千零一夜》不是大毒草吗？怎么毛主席自己倒要看大毒草呢？”因为我记得当年抄家时看到过像《一千零一夜》之类的书籍都被丢到火堆里焚烧的。

这下大腮帮愣住了，她想不出该怎么回答我，也许她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什么《一千零一夜》吧。大腮帮决定不理我，开始宣布人员安排。谢天谢地，我这个最需要“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的青工，居然不用三班倒地参加这项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

第三天上班，只见车间里可谓“热火朝天”。两排字架站满六位年龄在三四十岁的排字老手，她们飞快地从字架上拿字，整个人就像趴在字架上一样紧张而投入。而那些还字的青工们则像蚂蚁搬家一样，在铸字车间到字架的走廊上往返穿梭运送铅字。她们在走廊上相互碰撞着，在字架间和撮字的师傅们互相避让着，整个车间就像被灌进了开水的蚂蚁窝那样显得热气腾腾、忙碌而无序。

显然，这样低效的劳作无法赶得及毛泽东的阅读速度。忙乱了不到两个星期，忽然车间里传出一个好消息：为了进度，上面决定用地图值字的照相排字机代替古老的活字排版。于是车间里增添了七台照相排字设备，先挑选两名撮字快、表现好的青工参与制作大字本的字模板，然后最先学习照相排字技术。

我每天只保证完成产量指标从不愿意超产，宁可到二楼的报栏前看报也不肯多排一个字，这不仅属于“表现不好”，而且也显不出我的撮字速度，所以我想我是肯定不在领导考虑的人选中。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我竟然和另一位女青工被选上了。

当时不明白仅有的两个名额怎么会选上我？后来才知道，在我们这批几十名青年女工当中，我排字的差错率最低。这对于照相排字的工艺而言，差错率直接关系到后面几道工序的简繁和质量。我真庆幸自己平时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我的阅读量和知识储备帮助了我能借助上下文的意思辨认作者潦草的字迹而准确读稿。这就是我这个在青工中思想觉悟最不高但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会被选上的唯一理由。这样，我终于从繁重的劳役中解脱出来了！

显然，这个选择也大大出乎大腮帮的意料。从此，每次和她对面相向走过时，她看我的眼神从最初的不屑，变成了用力掩饰的愤怒。这时，我就抬起头目不旁视地从她身边经过，其实我更不屑与她较劲，我只要让车间领导认为没有选错人即可，也可以告诉那些踩过我的青工们：现在你们知道你们就是不如我了吧，哈。

不久，照相排字车间发展了好几台照排机，学照排技术的女工也增加到了十几个。那天车间主任来照排车间宣布：“现在要进行技术考核，每个人打一篇文章，32开本两页。大家装好照相纸，我说开始就一起开始。”

我们每人都拿到一份相同的手写稿子，然后大家都去暗房里装好了照相纸，再把装照相纸的滚筒装进照排机的暗箱里。车间主任看着手表，举起右手，等了几秒钟说：“开始！”

只听立即响起了咔嚓咔嚓的打字声，车间主任和机修工就坐在照排间的另一头，一个看着手表计算每个人完成的时间，一个准备着谁的机器出故障就能及时检修。

稿件的字迹比较清晰容易辨认，而我取胜的关键在于我向来喜欢自己瞎琢磨加鼓捣，一方面早已把字模板的排列顺序按我认为更合理更方便找字的顺序重新安排过了，另一方面我用全曝光的胶片剪成各种弧度弯曲的遮挡片，遇到冷僻字就可以选取适合的偏旁部首拼接而成，所以我打得非常快。

打完两页32开本的文字，我起身卸下装照相纸的暗箱滚筒去暗房，经过其他人的照排机时我偷偷瞟了一眼她们稿件版上的读稿棒——只见她们大多数刚刚打到第二页，有一个甚至仍然还在打第一页。

车间主任看着我，一脸的笑意，我给他争气了，说明他没有选错我。等最后一个女工打完，车间主任大声宣布我是第一名，仅用了41分钟完成。最后一名用了1小时42分钟。哈，我所用的时间比最后一名的零头都短。

然后，将所有的照片洗出来送到校对组去校对，计算我们的差错率。仍然，我的差错率最低，千分之1.5，而合格的差错率是允许千分之3。除了我和另一名女工的差错率在允许的范围内，其他人的差错率都超过了千分之3。最离谱的超过了千分之10。我赢得很漂亮。

接着，常有外宾被引来参观中国的“先进印刷技术”，常有市委“重要人物”来视察我们的排版进度，也常有摄影记者来为我们照相排版摄影，我们也就成了新闻稿的拍摄对象。记者选择我为主角，拍了一张我在打字的照片，陈列在长宁路近长寿路口的宣传画廊里，以宣传我国印刷技术革命的“科研成果”，以及青年工人的精神面貌。

不过，毛泽东等不及我们排印出所有他想看的大字本名著就去世了。那些已经排版并冲洗成胶片的底版就变成了一摞一摞的废料，最终都拿去充当字模版的充填物了。而我的花季岁月，也随着文革的结束而结束了。

物理学中有这样一个现象：当物体在高速运动时，一个小小的外力就会改变它的运行方向甚至将它毁灭。若不是领袖要看大字本，照相排字机也许永远只能用作地图植字，或者它的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只是在什么节日里作为什么“献礼”。而我，就像宇宙间正在运动的一粒尘埃，由于某一特殊事件的发生而改变了我原来的轨迹、改变了我差点持续一生的命运。

那个年代终于永远地过去了，但是那个年代在我们花季岁月中留给我们的思索却永远挥之不去。以致时隔几十年以后的偶尔噩梦，还会是那家印刷厂。不过，在印刷厂当排字工的唯一收获就是，我在那个知识匮乏的年代，因为排字而比同龄人“阅读”过不少文史哲的文章。这种积淀让我在高考时获得了全市语文的最高分：84分。但我也常常会在噩梦中惊问自己：咦，我不是已经逃离了么，为什么又回来了？

电视里曾播放《二十世纪重大悬案》的前言说：“在历史的长河中，往往会有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一个人的生存或死亡，会影响着历史的进程、决定着整个时代的命运。”中国六、七十年代是一个非常特殊和不可思议的年代。那个时代的“伟人”也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甚至他们后几代人的素质和命运。

完成于2021.10.8.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