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毕业按“档次”分配，刚从初中学校大门跨出来的我们就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做工务农或扫地卖菜。

我被分配到上海中华印刷厂当工人。印刷厂在拥挤的澳门路上，一边是厂房，一边是沿马路的民居，门口放着拖把、马桶。街上的男女老少大多裹在蓝色灰色的衣服里，缩脖子驼背地走着，整个画面阴沉凌乱而丑陋，一跨进厂门更觉寒气逼人。门卫是个矮小的老头，一脸阴沉地伸手拦住我：“录取通知！”

我掏出录取通知递给他看，他却一把收走了，指着一栋四层的大楼，眼睛看着别处对我说：“三楼。”那神态，就像他是这家工厂的老板。

我被分配到排版车间。带我们青年工人参观的是车间团支书。她长着一张紫红色的大脸盘，配上一对三角眼再扛肩伸脖仰着脸，就只剩一个大腮帮子了。大腮帮带我们绕着车间走了一大圈，一边指着什么人说：“这个是‘四类分子’。”“那个是中国的安东尼奥尼。”

那时，意大利摄影师安东尼奥尼来中国拍摄了文革时期的中国后不久，中国掀起了批判安东尼奥尼的热潮，而这位被叫作“中国的安东尼奥尼”的老工人，因为过年后从乡下回来说了一句乡下吃不饱，就被戴上了这顶帽子，听着有点滑稽。

这时一位年逾花甲瘦骨嶙峋的老人佝偻着腰，两手吃力地拎着两大桶热水走过来。大腮帮指着他说：“那个是国际间谍，他叫林鸣奎。”

我问：“这么老了还不退休啊？”

“他是阶级敌人！”大腮帮的三角眼瞟了我一眼，好像惊讶我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阶级觉悟，“毛主席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要监督阶级敌人，阶级敌人怎么好退休啊？！”

“哦，那么他就要干到老死了？”我问。她这次没有回答，但是看我的那对三角眼忽然变得恶狠狠的，估计我给她的第一印象很糟糕。

我被带到了一个字架前，看着这汉字的海洋，我觉得有点晕眩：这上下左右地拿字，而且左手还要托着铅字盘呢！我好奇地秤了秤铅字盘，哇，排满了字大约有六斤重，这比纺织女工还辛苦啊。

我眼前虽然车间明亮、空气只有铅字气味并不浑浊，但如此强体力的劳作，对于当时只有十七岁的我来说可真不容易。好容易熬到下班铃响了，我换好衣服刚要走，一个女工提醒我说：“今天是礼拜三，青工要政治学习的！”

车间中央有一张长条桌，四周放着长条凳，青工的政治学习就在那里。大腮帮已经坐在当中的位置了，一本正经地说：“今天是批评和帮助王贤萍提高思想觉悟，年轻人要树立共产主义思想，艰苦奋斗，不能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但王贤萍放松思想学习，烫头发！”

原来青工中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工用电烙铁卷过两根辫子的发梢。那是在不让美的年代里我们常用的办法，但丑陋的团支书最讨厌漂亮姑娘，她命令王贤萍：“去把头发洗直！”王贤萍只好垂头丧气地去洗手池当众洗头了。

那天我刚到车间就听说车间里发生了大事：有个叫程凤琴的女青工被关进了一个小房间，原因是她“作风不正派”。那时的单位就像一个民政局或派出所，管你结婚生子还管你是否犯错误。团支书安排了几名“要求进步”的女青工三班倒地看守她，三餐由“看守”去食堂帮她打饭，上厕所也由“看守”押着她一起去。

第二天我刚进车间，只见女工们围在一起正在大声地议论：“程凤琴本事也大嗷，敢爬脚手架！”原来程凤琴逃走了！当时大楼的外墙正在整修，窗外搭着脚手架，我想象着程凤琴是翻出窗子爬上脚手架，再慢慢地顺着竹柱子滑到地面上的，而下面就是通往工厂大门的过道。门卫当然不会知道排版车间居然可以羁押一个年轻女工，他们更不会想到这个面目清秀的程凤琴，其实不是中班或夜班下班的女工，所以没有拦她。

强体力的劳作使人感觉时间像爬一样慢。好容易熬到星期五快下班时，坐了一天办公室的大腮帮扛着肩膀伸着脖子来了。她仰着下巴大声宣布：“大家要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树立共产主义思想，我们明天搞‘星期六义务劳动’！”

我说：“我有事，要请假。”

“什么事情比政治任务还重要？”大腮帮义正词严地瞪了我一眼。

“那你干嘛不义务劳动，每个月还要拿工资？”我忍不住怼了她一句。

“义务劳动是要锻炼你的革命意志！”大腮帮恶狠狠地瞪着我说。她大概从来没有碰到过像我这样不知天高地厚、胆大包天的人，公然敢于和她这个代表着革命真理的团支书唱反调，当着那么多青年工人的面，她必须在气势上要压过我，同时也是杀鸡给猴子们看，看哪个青工还敢和她顶嘴。

“那你为啥怕苦不去插队落户要到工矿来呢？”我仍然鄙夷地反问她，倒不是我一定要赢她，而是觉得她的说教总是自相矛盾。大腮帮恼羞成怒了，说：“下个礼拜三青工政治学习，让大家帮助你提高政治思想觉悟！”

到了星期三，大腮帮开始了训话：“今天，我们政治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对后进青工进行批评教育。”然后巴拉巴拉地批判我捡字时带指套、平时学英语还练琴。

“弹琴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学外语是吃中国饭放外国屁！”有几个“要求进步”的女工也附和着大腮帮控诉我。这就是我在未成年时挨的第一次批斗，也是我此生的噩梦。我看着大腮帮心想：这种文盲加丑女的人应该是让人看不起的，现在却成了“领导阶级”。而那些女工们，自己已经活得够可怜了还要充当帮凶，更是可怜而可鄙啊。

中午吃饭时，我从不和她们在一个餐桌上吃饭，而是一个人找一个角落面朝墙壁吃饭。因为我不知道那些几乎每餐饭只买四分钱一盘青菜的女工们要是看见我每餐有荤菜时，会不会在青工政治学习班上继续批斗我。吃完后，我也是独自一个人回到车间，目不旁视地从她们身边经过，一个人在车间里遛达。

车间角落里堆着放铅字版的木盘，那天我忽然看见有一位老人在堆得很高的木盘中间弯着腰在修理木盘。老人佝偻着腰瘦骨嶙峋，但他天生的卷发、高高的鼻梁，在逆光下形成的剪影让我立即认出他就是那位被叫做“国际间谍”的林鸣奎。车间里所有的人都疏远他，或对他呼名唤姓地使唤他。

我反正是在“地富反坏右”的“毒堆”里浸大的，也不在意多沾一点“毒”，就走过去看“国际间谍”干活。老人低头顾自干活并不理睬我，我也并不指望和他有什么交流，因为即使交谈，一个六十多岁的“国际间谍”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女孩来说，理解的距离恐怕也是很大的。

忽然老人手里的钉子掉落在地上了，但他老眼昏花一时没找到，我连忙帮他捡起钉子递到他的面前。老人伸出青筋暴突的手接过钉子时看了我一眼，我发现他的眼神很慈祥，就像记忆中的法国婆婆。他双手端起身边的一张小凳子递给我：“请坐。你叫什么名字？我经常看见你一个人玩，你和他们不一样的。”老人说。

“他们说你是国际间谍，什么是国际间谍？”我唐突地问。因为我只听说过“地富反坏右”，还不知道“国际间谍”是什么。

“我的同学是比利时人，我翻译给他听《人民日报》的内容，就变成国际间谍了。”老人无奈地笑笑。

“哦，你会讲比利时话？”我很惊讶，眼前这么瘦小的老人，居然会讲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一个国家的话！

“是法语。比利时人讲法语的。”老人笑了，“我小时候是在徐家汇的育婴堂长大的。十八岁的时候，是一个外国传教士把我带到比利时去读书，就会讲法语了。”

“什么是‘传教士’？”我忽然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懂，几乎老人说的每句话里面总有一两个词是我陌生的。

老人神情紧张地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然后两边看看，说：“不说这个，不说这个。”然后微笑地比划着说：“我十八岁时这么高，和七八岁的小孩子坐在一个教室里读一年级，呵呵呵呵，一直读到高中毕业就回国了，在徐家汇的教会里翻译《圣经》，后来把《人民日报》翻译给比利时的同学听就变成国际间谍了，发配到这里来当清洁工。”老人平静地叙述着，眼睛里波澜不惊。

我愣愣地听着，感觉故事既陌生又熟悉。熟悉的是眼前的老人和我们25号楼里那些“地富反坏右”们非常相似；陌生在这个叙述是一个闻所未闻的荒唐故事。

老人告诉我：“学外语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明，重要的文件都用法文签署的。我教你法语好吗？我每天中午教你几句日常用语，日积月累你就会说法语了。”

于是从那天起，每天午餐时我就挑排队最短的地方随便买一点饭菜，然后快速扒完后就飞跑去那个角落。我们躲在高高堆放着的木盘后面，没有课本，我们就上法语对话课。有时候我贪玩没有去上课，第二天老人就会严肃而温和地说：“你现在还年轻，一定要趁年轻多学一点知识啊，人没有知识就会像那些人一样野蛮的。”

这位别人眼睛里的“国际间谍”，就这样成了我尊敬的林老师。林老师幽默而睿智，经常在讲课中穿插着做人的道理。他说：“人的相貌一半是爹妈给的，一半是自己的心给的。你去看看，心术不正、心地不善的人绝对不会生着一张端正的面孔。其实人也是有等级的，不过不在权力和财富，而是在品格。”

林老师还说：“有三种人不可交：不知羞耻、不知好歹、不懂感恩的人”。

这些话，是连我的父母都不曾告诉过我的知识，当我走过青春、阅读人生之后，才真正理解了它深刻的道理。但林老师却说：“谢谢你给我的友谊啊，你不像那些人一样歧视我，你真的和别人不一样的。我信天主教，但是我也希望有佛教中的来世，那么我们在来世还可以做好朋友。”

文革结束后不久我就离开了那家印刷厂，再后来老人去世了。但每次在梦里惊喜地看到他时，却总是在那家噩梦般的印刷厂。

我曾有过许多老师，然而习琴学画、行文赋诗，只是技艺。惟独林老师用其丰富的阅历、高尚的品德影响着我，让我受益终生。在那知识匮乏、人性泯灭的年代里，他把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女孩当作挚友和女儿，帮我捱过了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岁月，使我回忆人生中最短暂而最可贵的花季年华时，不至于脑海中只留下一片冷酷、愚蠢和丑恶的荒漠。有人说我“在骨子里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可能，这就是林老师的精神罢。

完成于2021.10.8.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