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财经作家汪浩3月20日在脸书发文，质疑陈薇团队研发疫苗的速度。新冠疫情病毒去年爆发后，陈薇少将于2020年1月26日被派往武汉病毒研究所，并接管了该所的P4实验室。仅仅一个月时间，即2月26日，陈薇团队与康希诺公司就宣布研制出“重组新冠疫苗”，3月16日该疫苗就获批临床试验。汪浩指出，这种疫苗生产周期需要5～6个月的时间，也就是陈薇在2019年9月武汉举行“新型冠状病毒应急处理”演习后就开始研制疫苗了。那么，是根据谁的“基因组序”研制呢？据推算，从2020年2月26日倒推5个月，正好是去年9月26日（如果倒推6个月，则应该比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应急处理”演习时间更早——本文作者）。据台湾《自由时报》报导，世卫组织过去曾以流感病毒为例，说明鉴定并分离出病毒新毒株，还需大约5至6个月时间来生产疫苗。因为生产1种新疫苗的程序涉及许多系列步骤，其中每个步骤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只能认为，在2019年9月武汉举行“新型冠状病毒应急处理”演习之前，陈薇就已经掌握了造成武汉乃至全球疫情大爆发的病毒及其基因组序。而正是陈薇当时所掌握的这种病毒，造成了日后武汉乃至全球的疫情大爆发。那么，陈薇当时手中的病毒是出自于她自己的团队，还是石正丽团队，还是曹务春团队，还是武汉P4实验室，还是中共军事医学研究院与武汉 P4实验室的联合团队?这是中共当局早晚都必须向世界交代清楚的关键问题。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三桩事件的排列——2019年9月18日，中共在武汉举办“新型冠状病毒应急处理”演习；2019年10月18日，世界军人运动会在武汉举行；2019年11月17日，第一例武汉肺炎患者确诊。不让人产生联想都不可能！中共当局何以“未卜先知”?2019年9月18日，武汉海关与世界军运会执委会在武汉天河机场举行联合演习，演习的主题就是机场口岸通道发现“1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处置全过程。旅美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清涟3月14日刊文，质疑中共当局为何数月前就知道“中共病毒”将会袭击武汉城？并对此展开演习。何清涟指出，中共政府在这场为期十天的运动会正式开幕之前的一个月，已经提前知道中国将发生中共病毒这类公共卫生事件，因此进行了演习。“但‘中共病毒’这名词，在武汉肺炎爆发之前，除了病毒学界，一般人很少知道，爆发之后一度被人称为 SARS。”何清涟认为，湖北省委相关领导人没有人出身于病毒学行业，千挑万选，挑了一个自己不知道的病来预演防疫，只能说湖北省政府与省委预先知道“武汉军运会期间将流行中共病毒”。世界军运会从2019年10月18日开幕至10月27日在武汉举行。从现在逐渐披露出来的信息我们知道，有包括美国运动员在内的多国、多名运动员在武汉军运会期间疑似感染中共病毒肺炎。在中共御用专家钟南山奉旨出来甩锅，声称病毒源头不一定是中国以后，跳梁小丑，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13日公然在推特上宣称是美军将病毒带到了武汉军运会，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赵立坚的胡言乱语引起中国的五毛和红粉们一片欢呼雀跃，以为终于抓到了美国的把柄，于是纷纷挖掘出外国运动员在武汉军运会被感染的事例。因为这些信息是用于印证赵立坚。
对美国的“揭露”，所以现在在中国的网络上仍然大量保留着。当然，其中不会包括美国运动员被感染的内容。让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国内网络上的相关信息——在本周，两位参加了军运会的运动员都表示他们在去年参加比赛的时候就已经患病了。武汉军运会的时间是在去年10月，而中国出现第1例正式的确诊病例则是在11月17号，这两位运动员患病的时间大大早于中国。其中一位意大利击剑选手马特奥就明确的表示，当时他来到中国武汉之后没多久就病了，后来他所住公寓当中有6成的人都已经患病。开始以为是水土不服的感冒，但抗生素起不到任何作用。他透露自己病了差不多三周的时间才康复，回到意大利的时候还处于生病中，而且还把病传染给了儿子以及妻子等家人。而法国女子现代五项运动员艾洛蒂·克劳威尔表示，在武汉参加军运会的时候，法国代表团中就有包括她自己在内的多人感染了中共病毒。她坚信自己得的不是感冒或者其他疾病的原因是，自己当时的症状与新冠肺炎类似，而自己回国后至今无症状也没有被确诊，但是自己却有了抗体。这篇信息来自于5月10日的搜狗，标题为《武汉军运会再被提起，运动员接连发声，美国感到慌张了吗》。在介绍这两个事例之前，还有一段议论，结论是:“真相似乎越来越近了。”类似的报道和议论还有5月9日《今日头条》转载的一篇。作者议论说:“中国武汉确诊第一例中国本土病例，是出现在2019年的11月17日，也就是说中国人第1个患病病例，是在10月28日武汉军会结束之后的20天，而通过这样一个时间点来看，马特奥的患病时间是大大早于中国本土民众的。这也就是说，马特奥被中国人感染的几率几乎为零，因为他更有可能是被参加军运会的其他外籍人士感染的……到底是哪个国家的运动员将病毒带到了中国来，传染了这么多的运动员?”可怜、可悲的五毛和红粉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武汉军运会之前一个月，曾经有过一场中共组织的中共病毒感染应急预演！而在此之前，造成武汉乃至全球疫情大爆发的病毒就掌握在中共的生化武器专家手中，并开始了病毒疫苗研制。当然他们也没有想到，2019年11月17日的武汉感染者并不是首例，而是另有其人。参加武汉军运会的外国运动员确实不是被中国普通民众感染的，而是被中共军方以及军方控制的专家手中的病毒感染的。中共究竟有没有趁武汉军运会之机故意放毒，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至于武汉民众在军运会以后陆续被感染，究竟是因为原来估计的病毒“能放能收”，结果能放而不能收，从而造成扩散，还是中共故意要让武汉市民充当牺牲品陪绑，与美国等“敌人”一同葬身瘟疫，以掩盖中共研制生化武器的罪责，那也只能到总清算的时候，由相关责任人交代了。如果原因是前者，那么湖北省领导下台就是必然的，因为你们坏了 X中央的部署。不知道五毛和红粉们得知了这个信息究竟是会五雷轰顶、丧魂落魄，还是会如丧考妣、气急败坏呢？习惯了由中共喂食的五毛和红粉们是不是也该学一学如何探寻真相、独立思考呢？
中共研制疫苗最初是由军方一手垄断的，完全把国内非军方的研究机构排除在外。据此也可以看出，疫苗的研制是属于中共的军事项目，与民用无关。唯一与陈薇团队合作的康希诺生物是个来自于北美的华人公司。搜索了一下，发现康希诺早就与陈薇合作研制过埃博拉病毒疫苗，并且还是中共臭名昭著的千人计划成员。这样，就使康希诺与中共谍报系统产生了交集。应该是因为美国在对埃博拉病毒的研究上早于中共，中共的研究不占先机，故而转向研制中共病毒及疫苗。一个蹊跷的现象是，2019年3月，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在香港上市，最初一直低迷，股价一直徘徊在30港元。但是，去年10月，该公司股价突然大涨，并一路上涨至今，直至突破160元。而且，有人从去年10月初开始，就一直在抢购该公司的股票，这又是一个未卜先知，早早得到了该公司参与疫苗开发的消息，这也表明，至少去年10月，就有人已经掌握了病毒的信息，而且料到会有大爆发。
另外两条信息也有助于佐证中共高层对中共病毒爆发事先知情——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月1日报道，一位名叫 Dr. Eric Feigl Ding的人日前在推特上转发印度科学家有关中共病毒基因的示意图，他指出，武汉中共病毒被发現4个S蛋白可让這款病毒更好地進入細胞部分，是來自愛滋病基因。
与印度科学家的說法形成呼应的，是來自中国的一則消息：中国国家卫健委专家組成員王广发确诊感染中共病毒後，在1月23日接受採訪時称，爱滋病治疗药物克力芝對他的病情很有效，服用後一天体温就好转了。（BBC中文网2月7日）这則消息給公众带来联想:治疗爱滋病的药物對武汉新冠狀病毒“很有效”，是不是病毒中隐含了爱滋病毒元素？還有更為隐性的追問与质疑：按照常识，爱滋病毒与肺炎病毒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病毒，卫健委专家是如何发挥超級想像，选择用治疗爱滋病的药物作為治疗自己的肺炎的药物的？由此人們自然联想到，中共內部的高级专业人员可能清楚，中共病毒是通过病毒混嵌方式制造出来的;或者是知道，希望通过爱滋病毒與与中共病毒产生抗体，並进一步研制出疫苗。
然而，武汉市、全中国、全球的普通民众，包括普通医生就没这么幸运了，王广发们并没有向他们透露这个秘密，于是他们只能听天由命等死。包括李文亮医生，他虽然吹哨提醒了民众，但他也没有获得这种机密的治疗方法，最后仍然死去。陈薇们、石正丽们、曹务春们，以及他们的主子习*近*平，是不折不扣的谋杀凶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