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中的这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反右运动”，当局至今仍只承认划了五十五万“右派份子”，而实际上根据近年解宻的资料透露：全国共计有三百一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被划为“右派份子”；另有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列为中右份子，成为“内控右派”，总计共有四百六十一万六千零三十二人被划为“右派份子”和“内控右派”。“反右运动”还造成四千一百一十七人非正常死亡。

“反右运动”的直接后果是在中大陆出现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政治局面。绝大部份知识份子、青年学生、民主党派中的精英都被打成“右派份子”和“内控右派”他们有的被判刑关进监狱、有的被送往农场、矿山、工厂劳动教养、有的被降职降薪留原单位交“革命群众”监督改造，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诸如打扫厕所卫生、搬运物资、杂务、后勤……等工作。他们被剥夺了从事科研、教学、文艺创作和从事技术工作的权力如机会。这对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知识份子十分匮乏的中国大陆来说，无疑是一种不堪承受、影响深远的巨大损失。

四百六十万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内控右派”的中国大陆知识精英们，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造福民众的宝贵知识、技能、时间和精力，都被白白地耗费在监狱、劳改劳教的农场、工厂、矿山和农村那永无止尽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中，这些永无止尽的沉重的简单体力劳动不仅损害了他们的健康，还剥夺了他们思考问题的时间和精力（这正是毛和中共当局要达到的重要目的。凡是有过“劳改”、“劳教”和下放农村“改造思想”经历的人，想必对此都有深刻的体会）。

例如前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先生（束星北被许多高能物理专家公认为是中国大陆最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潜质的天才物理学家）被划为“极右份子”后的经历就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束星北“解放”后因曾为国民政府研制出我国第一部雷达，而被划成“历史反革命”，因而失去了从事他擅长的高能物理研究和教学的资格（高能物理被中共当局列为军事机宻），改行从事气象学研究。五七年被划为“极右份子”，被完全剥夺了科研和教学的权利，被迫在学校打扫厕所卫生和在水利工地劳动，直至1978年“摘帽”后才恢复教学和科研工作。1983年在抑郁中去世。

“右派份子”们有的失去了赖以养家糊口的工资（被判刑坐牢和劳改的右派），或只发给完全不足以养家糊口的极少的生活费（被劳教的右派），或被降职降薪（主要对内控右派），使他们在经济上陷入困境；政治上他们被说成是梦想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阶级敌人”、“反革命份子”；道德上他们被歪曲丑化成自和自利、品格低下、道德败坏、不学无术的小人，他们被与地富反坏（四类份子）并列为“五类份子”，使他们沦为中国大陆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不敢或不愿与之接触的贱民，以此消除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当局还挑动他们的同事、同学、亲友甚至妻室儿女对他们进行批斗，与他们划清界线，他们之中许多因此而被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也是毛和中共当局要达到的重要目的）。

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了我高中时代的语文教师何吉荪先生，何老师“解放”前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中文系，瘦高个、长相英俊，是全市最优秀的语文教师之一，上课时注重仪表，常理小平头，西装革履，显得风流倜傥。讲课时引经据典，潇洒自如，同学们听得如醉如痴、印象深刻，以致课堂上讲的诗词和篇幅不太长的古文，何老师的一堂课后，有些记性好的同学就能背诵出来。

1957年何老师因历史问题（何老师“解放”前在益阳地区政府当秘书时曾短时间代理过专员，“解放”后已向当局交待清楚）和向学校党支部写过大字报，提了一些并不十分尖锐的意见被划成“右派分子”，被开除公职遣送某采石场劳动教养，其妻在当局的压力下，为与其划清界限，被迫携女儿与其离婚。何老师三年劳教期满后，因不堪劳教采石场的沉重劳动和不能忍受管教干部的凌辱，不愿留在劳教采石场就业（留场就业有一份工作和工资，而当时劳改、劳教释放人员要在社会上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这就是当时劳改、劳教释放人员为什么明知留场、留厂就业等于乃是变相的劳改、劳教，仍然选择留场、留厂就业的重要原因），而选择回原户口所在地自谋生路。

从此何老师便孤身一人流落街头，靠卖苦力勉强维持生计，其当年英俊潇洒的形象早已不复存在。据一次高中同学聚会时，一位在晚报当总编的高中同学回忆：文革后期的一天，他在街头偶遇一衣衫褴褛的瘦高老头叫他：×××同学，你还认得我吗？这位在晚报工作的同学仔细一看，面前这个衣衫褴褛、形象猥琐的老头竟是他当年崇拜的那位文采飞扬、英俊潇洒的语文老师何吉荪，此时的何老师也许是由于饥饿和贫困，已顾不得师道尊严，竟然低声下气地向他这位昔日的学生讨要一点吃的。这位同学强忍住心头的悲愤，把何老师带到报社的食堂点了几个菜和一盆饭，何老师一顿狼吞虎咽，桌上的饭菜便被一扫而光，这位同学尽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才没有让已经涌到了眼眶里的泪水在何老师的面前流出来，临走，这位同学又把自己身上的所有零钱（那时大家都很穷）都给了何老师，何老师连声道谢而别。

“反右运动”的另一严重后果是：由于四百六十余万知识精英被逐出了科研单位、学较、工厂、矿山……去从事笨重的简单的体力劳动，失去了从事科研、教学、设计、文艺创作……的机会，这进一步加大了中国大陆在科研、工程技术、文化教育、经济发展和文艺创作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就连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原来与中国大陆在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文化教育水平……等方面处于同一起跑线的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大陆“反右运动”之后，都迅速发展到接近或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中国大陆在这些方面不仅没有进步，或进步缓慢，甚至有些方面还在倒退。

“反右运动”还导致了另一影响深远的严重后果，那就是这场运动彻底消除了此后对毛泽东和中共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祸国殃民的胡作非为、为所欲为的搞法的最后一点制约。尽管“解放”后毛和中共进行极权独裁，但他们表面上仍装出尊重知识份子和民主党派的意见的样子，知识精英和民主党派领导人中还有人敢于对毛和中共当局的政策措施表达一些不同的意见，尽管不起什么作用，但毛和中共在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时还是多少有点顾忌的。

自“反右运动”之后，那些在毛和中共面前敢于直言不韪或表示异议的知识精英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划为“右派份子”和“极右份子”，被毛和中共打入十八层地狱，被搞得家破人亡，哪里还有资格有能力对毛和中共的所作所为表示异议。剩下那些侥幸没有被打成右派的知识精英和民主党派人士，其中品格卑劣如郭沫若、史良……者，都趋炎附势沦为毛和中共的吹鼓手、辩护士；其中良知尚未完全泯灭者都只能保持沉默，不敢对毛和中共的胡作非为再发异议，以求自保。这导致毛和中共发动异想天开的“大跃进”时的所有违反常理、违背常识的胡作非为得不到任何制约，以致最终造成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饿死四千多万人的惨重后果。

“反右运动”的间接后果导致毛和中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违背常识、常理的、无法无天的胡作非为，得不到任何制约，终致造成国民经济再次面临全面崩溃的深渊，死伤达两千万人，造成的经济损失达一万数千亿元这样严重的后果。

至今中共当局仍坚持“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一点。四百六十余万“右派份子”，最终只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应文、陈仁炳、林希翎等六大右派未获平反，这仅仅是扩大化了一点吗？况且邓小平和中共当局刻意保留的这六大右派仅仅是为了证明“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才坚持不给他们平反的。

“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吗？真的很有必要吗？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在当年所划的四百六十余万“右派份子”之中，真正是因为看透了毛和中共的封建共产极权体制反人性、反文明的本质而起来反对它的也只有储安平、罗隆基、林昭……等寥寥数人（顶多算数十人吧！），绝大多数“右派份子”都是听信了毛和中共当局的蛊惑，怀着帮助共产党整顿工作作风的真诚愿望，而对共产党的工作提出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最终被划成“右派份子”的，在被划为“右派份子”的四百六十余万知识精英和民主党派人士之中95%以上都不是共产党的敌人，而是它的朋友、拥护者和支持者。毛和中共把本来可为他们所用的四百六十余万各界知识精英打成自己的敌人，即使站在毛和中共的立场上看，都是一种愚不可及的、完全没有必要的、后果严重的巨大错误；如果站在中国大陆社会文明进步的立场上看，毛和中共发动的这场“反右运动”则是对中华民族犯下的不可饶恕的、史无前例的滔天大罪，哪里还有什么必要性和正确性可谈？

六十年前发生的这场“反右运动”是西方传来的共产极权体制的产物，要防止“反右运动”以新的形式在中国大陆再次发生，就要彻底消除产生它的根源——外来的共产极权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