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反地方主义斗争”在中共建政后共进行三次，分别从1951年1月至1953年;1957年6月至1962年10月;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1年林彪逃亡。广东“反地方主义斗争”令中共中南局与华南分局矛盾激化，两方代表人物林彪、叶剑英正面交锋的背后又牵连着当时中共最高层的派系斗争，其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陶铸，乃至日后成为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因“广东地方主义”而产生的震荡甚至波及到赵紫阳下台、江泽民尚未完全独立主政之时。杂文家朱健国撰写长文《广东为何“反地方主义”》，为读者还原这场跨度长达20年的政治斗争。
何谓“广东地方主义”
如果简要地概括“广东反地方主义”历程，可以这样说：“广东反地方主义”起因于周恩来支持叶剑英组阁华南分局和毛泽东委派林彪主持中南局;发难于李雪峰批“广东土改右倾”，深入开展于赵紫阳、陶铸入主广东，停止于林彪、黄永胜垮台，终结于毛泽东去世;初步平反于叶剑英上升为中共三号人物、成为邓小平必须依靠的元老，彻底昭雪于赵紫阳下台、江泽民尚未完全独立主政之时。
叶剑英统帅“广东派”
1949年9月之前，中共华南分局领导人为方方，但1949年9月11日-19日，叶剑英奉命代表中央主持了在江西赣州召开的中共华南分局委员会扩大会议，宣布中央决定：由叶剑英为首，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陈庚、邓华、赖传珠为常委组成新华南分局。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又任命叶剑英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达为副主席[3]。这两次改组，就形成了以广东籍回乡干部(叶剑英、古大存)和解放前外地来粤干部及广东籍本土干部(冯白驹、方方)三合一的“广东派”干部。这种“广东派”干部的共同特点是，熟悉广东、热爱广东，力主因地制宜治理广东。由于这时“四野”为主的大批南下干部还未成为广东领导层主流，没有真正的“外来通天权威”，这一阶段是“广东派”的发展良机，毫不存在“反地方主义”。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将全国一分为四，批准成立东北、华东、西南、中南四大军政委员会[4]，“分封”给高岗、饶漱石、刘伯承、林彪。广东省隶属于中南军政委员会，叶剑英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林彪任主席)。1950年春，根据中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广东开始试行“土改”，由方方担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主任。1950年9月正式成立了广东省土改工作团，团长李坚真，副团长林美南、罗明。叶剑英提出了“广东特殊”，先从“三县着手”的土改试点方案，确定先在揭阳、兴宁、龙川三县进行试点。“同年8月，李坚真到中南局参加土改会议，向中南局汇报了‘全省着眼，三县着手’的做法，中南局没有提出不同意见。10月，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土改工作，毛泽东说：‘土改面积除原定三县外，其他各地委均需选一个区乡进行试点。11月，分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增加了惠阳，鹤山、曲江、宝安、遂溪、丰顺、英德、普宁等八个县各选取一个乡为土改试点。[5]”
陶铸、赵紫阳提出广东“地方主义”三大特征
但是，以林彪为第一书记，邓子恢为第二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土改委员会出面)，在对广东土改的评价上，一直同华南分局存在着严重分歧。不久，时任中南局土改委员会主任的李雪峰，公开对广东的土改工作不满意，多次在机关报《长江日报》批评广东土改群众发动不够，太右，是“和平土改”(若没有中南局一号人物林彪的支持，能在机关报上公开批广东么?)。然而以叶剑英为代表的华南分局却一再不同意中南局的批评，我行我素。在这一背景下，1951年4月，中南局开始大动“手术”，将河南南阳地委书记赵紫阳调到广东，任华南分局“俱乐部”(办公厅)秘书长，不久升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12月25日，又将四野政治部副主任、广西省委代理书记陶铸调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铸一来，就接替方方主管广东土改运动。于是，陶铸与赵紫阳紧密合作，从牢牢抓住广东土改大权为突破口，全面接管广东大权。至此，中南局正式提出了“广东党组织严重不纯，要反对地方主义”的口号。
在陶、赵主持下，广东先后36次大规模进行“土改整队”、“整肃”，到1952年5月，全省共处理广东“地方主义”干部6515人。这期间，提出了“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由大军、南下干部挂帅的方针”，于是，各级党委都要由大军和南下干部挂帅，当第一把手。任命四野第十五兵团副政委欧阳文、第四十三军政委张池明分别担任粤东区和粤西区党委第一书记，第四十四军政委谭甫仁、第四十五军政委谢明分别担任东江和珠江地委第一书记，其他各地、县，原则上均由南下干部担任第一书记;先后调入数万名大军、南下干部。作为广东地方干部的老领导方方，一直不同意“广东干部队伍不纯”的估计，挺身保护广东干部。这样，陶、赵便开始提出广东地方主义问题，最终得到中南局和毛泽东的肯定。
1952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主持会议，在周恩来、薄一波、罗瑞卿、邓子恢、叶剑英、方方、赵尔陆、陶铸在场的情况下，毛当面批评方方：广东搞地方主义，并说：“这里是最高会议，讨论广东问题。”又说，方方“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问题犯地方主义错误。——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国三个乌龟，广东、福建和广西。现在福建、广西爬上来了，广东还在爬[6]”。毛泽东宣布，陶铸取代方方，叶剑英抓总(实际上让叶不要管陶)。叶剑英只好当场检讨自己的广东特殊论。这时，人们方明白，所谓“广东地方主义”，其特征是：1、反对中南局提出的“依靠大军、南下干部”，在干部任命中，偏重本地干部。2、提倡广东特殊性，搞“和平土改”。3、拉帮结派，“组织反党小集团”。
广东“反地方主义斗争”的真正根源
从1979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广东省委《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请示》报告，1980年10月29日以调和折中留尾巴的方式为冯白驹、古大存地方主义反党联盟案平反，1982年4月7日以任仲夷为首的广东省委上报中共中央要求彻底为地方主义平反割尾巴(《关于冯白驹、古大同志问题复查结论的请示报告》)，到1983年2月9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彻底为冯白驹、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到1994年4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为方方彻底平反的通知——历经15年的反复伸冤，广东反地方主义冤案才算真正彻底平反。中共中央1994年批复的《复查报告》说——
1994年4月，中共中央根据广东省委关于方方历史问题的《复查报告》，作出平反决定，指出：“解放初期，方方同志在华南分局、叶剑英同志领导下，为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广东的国民经济，作了大量工作，作出了贡献，应予肯定。1952年对方方同志‘土改右倾’、‘地方主义’的批判，1953年对方方同志的‘官僚主义、分散主义’的批判，都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应予否定”，决定撤销原对方方同志撤销华南分局第五书记、常委、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本兼各职的处分，为方方恢复政治名誉。这样，广东解放后的所谓“反地方主义”斗争，从组织上、政治上均得到彻底纠正。[28]
广东反“地方主义”为何能持续20年，广东为“地方主义“平反为何要历经15年——一个省的“地方主义”冤案，竟比全国的‘反右扩大化’、为‘资本家’平反还要艰难?这个问题必须通过挖掘广东反“地方主义”的真正根源，才能回答。
叶剑英的“广东特殊论”为导火线
中共中央1994年为方方平反后，广东的“地方主义头子”全部平反了，广东的“地方主义”也就自然不存在了。这证明，1986年10月29日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在叶剑英追悼会上的悼词仍是正确的——“叶剑英在领导广东省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广东省的实际结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注意保护华侨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29]这也证明，叶剑英当初关于广东土改应注意广东七个特点的论断也是正确的。叶剑英的“广东特殊论”有这样一些内容——
(一)以公尝为名的大量土地占有。广东全省公尝土地占有总耕地的33%。公尝田名义上是宗族或家族所有，实际上绝大部分支配权在地主手中。由于公尝以公有财产的面目出现，“活地主”隐藏在“死地主”后面，掩盖了阶级矛盾。但另一方面，也确有一小部分公尝田由该族子孙轮流掌管或耕种，其收入作为祭祀和办学的费用。因此，应作深入调查，区别对待。
(二)占总耕地面积10%的沿海、沿江围垦沙田，高度集中在官僚、恶霸、地主以及“大天二”手中，他们利用封建特权，在沿海、沿江淤泥积快要成田的时候，围以卤草，就有所谓“沙骨权”，如果别人在他有“沙骨权”的地方围垦，他们仍然可以按季向农民收取所谓“粳谷”;如果他们将沙坦围以木桩或堤坝，向政府缴税领照，就可以取得土地权。他们取得的土地，除大部分出租外，也有少数雇工经营。沙田的租佃关系复杂，农民往往须向“二地主”、“三地主”租种土地，地主层层加租，封建剥削严重。
(三)华侨和工商业地主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华侨地主或华侨小土地出租者多是在国内无法生活而出国谋生，以在国外出卖劳动力或经营工商业所得赡养家属。抗日战争期间，由于侨汇断绝，许多侨眷无以为生，饿死或逃荒。华侨鉴于此，所以在家乡购买一些土地，作为瞻养眷属或归国后生活凭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