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林彪所一再推广的群众性学毛著运动的蓬勃展开，随着“小红书”人手几册随身携带，“三个副词”早就变成林彪的了。林彪既没偷，也没抢，就像“四个伟大”一样，不知不觉中就归属于他了。当年的老百姓只知道这“三个副词”是林彪说的，谁也不知道原来邓小平说在先。
笔者在文革时就是在北京的大学生，也一直不知道有这回事，也不知道周围的同学中有谁知道这回事。直到前几年，看到吴法宪的回忆才知道历史上竟曾有过这样一出戏。更想不到当下某些人出于某种目的，硬要将此发明权“谦让”地还给邓小平。
邓小平虽然说过这“三个副词”，但后来归于林彪了。无论是在邓失势时还是得势时，他自己从来没有出来说明这一点。邓小平早就放弃了。
再举“一句顶一万句”的例子。
其实“一句顶一万句”不过是一句口头语，与形容封建皇帝的“金口玉言”的意思也差不多。但是这句话被林彪在文革前后的讲话中反复强调了：
1、“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1966年1月25日《解放军报》
2、“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1966年“五一八”讲话
3、“毛主席的话，一句等于我们一万句。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帅全国，来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
——1967年3月20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这三个版本大同小异，第一个用“顶”，第二个用“超过”，第三个用“等于”。
正是由于林彪的反复推销，“一句顶一万句”家喻户晓，在“造神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理所当然地也归属于林彪的创造。
对此，现在也有人为林彪“抱不平”，比如堪称“林彪研究专家”的舒云女士居然说：“至于一句顶一万句，只是一个形容词，像李白的‘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样。”
解放后，林彪之所以从一个长期养病的“老病号”异军突起，最终登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接班人的宝座，并不主要是靠他解放前的军功，更重要的是靠他狂热的、无节制地推行“个人崇拜”起家的。当年这些“四个伟大”、“三个副词”、“一句顶一万句”与“顶峰论”、“天才论”、“四个第一”，全都是林彪“造神运动”中的“主打歌”与“组合拳”，它们在“造神”的同时也为林彪捞取了很大的政治资本。
如今这“三个副词”、“四个伟大”、“一句顶一万句”与林彪其它许多阿谀奉承的话全都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从当年的“香饽饽”变成了“臭狗屎”。如今想甩了，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就像背在背上的一只湿漉漉的粪袋子，早就凉溲溲、臭哄哄地贴紧在林彪的背脊梁上了，现在想甩，晚了!不可能了!谁让你当初当作宝贝似地捡了去的呢!
六、毛泽东对“四个伟大”的态度演变
前述，如将“四个伟大”比作一项“专利”，作为“专利权”拥有者的林彪当然也是“专利”受惠者。当亿万军民在对“伟大领袖”顶礼膜拜之际，这位“造神运动”的大祭司也同样享用了亿万军民“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祝词。
那么，此项“专利”有没有审批同意者呢?
有的，他就是毛泽东。
早在“四个伟大”还处于“3+1”的雏形阶段时就已经得到了毛泽东的“口宪”御批。
笔者注意到在吴法宪的回忆中有这样的相关叙述，在1966年8月18日大会开始前，负责大会保卫工作的吴法宪看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室里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一起审阅和修改大会的讲话稿。
这个历史细节告诉我们：“四个伟大”中的“三个伟大”与“一个伟大”是毛泽东当时审阅时就已经分别同意了的。
在“四个伟大”流行的五年多时间内，毛泽东耳听目睹了无数次，他早就用他的“微笑”在全国军民面前表明了他的态度。虽然间或也有不满的发作表演，但都是在内部极小的范围内，只有极少数的人与闻，毛泽东既不强调，也不重申，更不连续。
“四个伟大”面世三个多月后，1966年12月2日，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报送的文件中，亲自将“四个伟大”删去，但却没有任何文字上的“批示”及语言上的“指示”。当然，凭周恩来的精明与细致，他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个细节。但他能有什么具体动作呢?他也只能当作是伟大领袖的“伟大谦虚”了。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这样一次对外讲话的记录稿，当然会有多一些的高层人知悉，但他们又能怎样想呢?
喔!又一次的“伟大谦虚”!我们怎么办?只能该怎样喊还得怎样喊!
1967年7-9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时对随行的杨成武说：“我现在很不喜欢‘四个伟大’，讨嫌!”这一次，毛泽东将自己对“四个伟大”的不满情绪宣泄得既浓郁又清晰。既然是惹你“讨嫌”了，那你就下个命令不就得了吗?也没有。事涉“伟大领袖”，又涉“亲密战友”，天大的事，你又没有一个正式的“最高指示”，谁敢造次啊?
其实在那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心态就是既要表现“讨嫌”，又不加以阻止，先就让这件事糊里糊涂的混下去，真要挑明态度还得寻找另外的时机。
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对刘少奇已经作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决议，文化大革命取得了“阶段性的伟大胜利”。于是毛泽东反对“个人崇拜”的态度才在枝节上有所明朗。有一次，他交待周恩来把人民大会堂所挂的语录牌统统摘下来。当周照办以后，毛还故意当着林彪的面说：这些王八蛋的东西没有了。【注12】
在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林分歧已经呈现在与会的党国要人面前。会后，毛泽东选择了一个微妙的时机将他对“四个伟大”的不满进一步公开表示。
12月18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接待了他的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多次谈到关于“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的话题。
毛：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Teacher，GreatLeader，GreatSupremeCommander，Great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
斯：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
1971年5月31日，经毛泽东本人审定和批准，中共中央将这次谈话纪要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党的基层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注13】
毛泽东选择了这样的时机，用了这样的方式，让全国人民知道他对“四个伟大”讨嫌了，也就是向全国人民表示他对“亲密战友”讨嫌了。
话说到这种份上，林彪的末日也就快到了。
七、结语
第一、笔者认为毛泽东对林彪的讨嫌并不是由对“四个伟大”的讨嫌引起的;相反，毛泽东对“四个伟大”的讨嫌却是由对林彪的讨嫌引起的。
第二、毛泽东需要“个人崇拜”的原因：
1、享受精神上的愉悦。诚如陈毅在诗《手莫伸》中所写：“颂歌盈耳神仙乐，爱河饮尽饥若渴。”
2、政治斗争中的工具。
为了打倒刘少奇，所以他不仅容许个人崇拜，而且要制造个人崇拜，所以他批准并长期容忍了“四个伟大”。
前者是常人之人性之弱点;后者是“伟人”之所以不同于“常人”之处。
第三、毛泽东对“个人崇拜”降温的原因
1、九大开过了，刘少奇打倒了，林彪式的“个人崇拜”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2、毛泽东一向主张“不断革命论”与“革命阶段论”，他曾这样说：“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注14】眼下，刘少奇已经打倒了，面对军方势力的日益坐大，林彪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他势必要对林彪下手。于是，新的革命阶段来到了，新的革命目标也已经锁定了。
林彪是靠鼓吹“个人崇拜”起家的，对林彪式的“个人崇拜”降温，就是对这个新目标的“釜底抽薪”。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年“升温”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如今“降温”也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第四、当年毛对“个人崇拜”的“降温”，仅仅是针对林彪式的“个人崇拜”。搞掉林彪后，“个人崇拜”以新的形式继续在中国大地上肆虐无忌。终毛之世，不可盈绝，忽忽至今。
注释：
【注1】：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10月北京第2版56页。以下简称为“阎书”。
【注2】：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七十五)“支持‘红卫兵运动’”
【注3】：阎书57页。
【注4】：阎书57页。
【注5】：见于清华校友网2010年1月27日
【注6】：原蜀有、邱心伟主编《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173页。
【注7】：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在1967年8月(正值首都红卫兵“揪刘火线”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掀起“打倒刘少奇”高潮中)，一天秘书张云生给林彪讲一份中央文革关于清华大学造反派学生领袖蒯大富的材料时，“林彪随口说了这么几句令我当时颇为惊奇的话。”
【注8】：以上均见于清华校友网2010年1月27日前后
【注9】：孙维藩著：《清华文革亲历孙维藩日记》164页。
【注10】：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21人起草委员会也起波澜(6)”
【注11】：阎书55-58页。
【注12】：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七十八)“林彪事件”
【注13】：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五章《周旋在文革营垒的内斗之中》第三节：“毛、林交恶的根由”
【注14】：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