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曾称开国领袖毛泽东为“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胡鹏池在2014年第1期《炎黄春秋》杂志撰文《“四个伟大”的由来》，详细剖析了毛泽东批准并长期容忍“四个伟大”的经过，以及后来因讨嫌林彪导致厌恶“四个伟大”的态度演变。全文如下。
毛泽东
“四个伟大”作为一句口号，其最完整的表达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是“亲密战友”关于“伟大领袖”的语录，四“伟大”与三“万岁”连接得堪称流畅完美，所以在自其面世后，立刻就显示其权威性，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是不能改的，四“伟大”的前后次序也不能颠倒。
但如此严格规范的定式毕竟也有其发展、形成的过程。
一、“四个伟大”的雏形：3+1
早在1966年6月10日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就说：“全国各地的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去大闹一场，才高兴哪!”
毛泽东的这种心态，常人无法理解，过去被誉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现在叫“大折腾”。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不久，毛泽东决定于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各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
那天上午九时半左右，毛泽东、林彪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穿上了一套崭新的草绿色军装，头戴一顶缀有红五星的新军帽，在刚结束的中央全会上成为中共中央唯一副主席的林彪也是一身军装，摇着“小红书”紧挨着站在他身边。
十时正，大会开始，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陈伯达宣布会议开始并致词。陈在致词中说：“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简单的一句话，三个头衔就有了。
接着由林彪讲话，林彪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统帅的指挥下。”这样，林彪又给毛泽东加上了一个“伟大统帅”的头衔。
3+1=4了。其中三个是陈伯达提出的，一个是林彪提出来的。
这就是“四个伟大”的雏形。
二、“四个伟大”的第一次合成，康生是合成者
虽然“3+1”的雏形在8月18日的林、陈讲话中已经具备，但在第二天的新闻报导中却还没有将它们捏合在一起。
到了第三天，即8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这篇社论开头就说：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穿着人民解放军军装，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其它同志，在天安门上检阅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万大军。”【注1】
这是经过合成的“四个伟大”第一次面世。
第五天，8月22日《人民日报》的“报眼”又刊登了“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的口号。
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仍然由林彪讲话。林彪在讲话中称毛泽东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注2】
这以后，“四个伟大”的说法就流行开了。
至于“在“四个伟大”中，为什么将“伟大的导师”排在最前面?据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说：这是康生的“功劳”。穆欣的回忆还有具体细节：“康生还把几本外语词典带到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室来，翻查、考究、推敲的结果，认为‘伟大的导师’最重要，应放在前面。”【注3】
这就是说，进行合成操作的是康生。没有资料显示林彪或是陈伯达，或是《人民日报》的编辑参与了具体的合成。
穆欣说：“四个伟大”的发明权当属于林彪与陈伯达和康生“共有”。
曾经担任过江青的秘书与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的阎长贵先生对这一历史细节特别重视，在他的文章中详细引述了穆欣的回忆，认为穆欣的看法“这是有道理的，符合历史实际。”【注4】
三、蒯大富与“四个伟大”
2009年4月27日，在一次有蒯大富参加的清华校友聚会时，两位文革时在校内有一定知名度的校友曾经专此将蒯大富唤过来，澄清几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林彪的“四个伟大”题词，是否是你老蒯“拟稿”?
蒯大富毫不含糊地回答：林彪的“四个伟大”题词，确实是我拟稿的。
蒯随即叙述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67年春末，位于二校门的毛主席塑像即将落成，就想请林彪题词。在一次中央首长接见时，蒯向叶群讲了这个意思，叶群很痛快地答应了。于是蒯就写了一个条子转呈林彪，请林彪题写“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纸条上还写着“横写竖写都可以”的话。【注5】
蒯大富写的条子是在《人民日报》所刊登的口号基础上去掉了“我们”两个字，又在第一个“万岁”后加上了“万岁!万万岁!”五个字及两个惊叹号。虽说主要内容是抄来的，但蒯大富毕竟作了增减字。当时的蒯大富已成为造反派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的名字已经无人不晓，他在文革初期“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无人不知。虽然比起林彪来，他仍然是“小不搭拉子”，但他以他自己的名义及《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兵团》的名义请林彪题的词，叶群是欣然同意的。
如果没有蒯大富之请，就很可能没有林彪后来的题词。没有林彪的这一题词，“四个伟大”的影响也不会有那么大。所以说蒯大富在“四个伟大”的口号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应忽视。
四、“四个伟大”的林彪题词提前发表
既然，林彪题词原本是应蒯大富之请而专为清华大学毛主席塑像而题的，照道理说应该在塑像落成之日正式发表。当然提前或滞后发表也都是可以的，但至少应该说明这是为清华大学毛主席塑像而题的缘由。
然而，林彪题词的手迹却正式发表在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毛主席像的下面。
5月2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的位置称：
“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为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题词，最集中的表达出了亿万人民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感情，成为今天整个节日庆祝活动中最响亮的颂歌。”
从上述报导中，人们清楚的看出林彪题词的缘由是为“五一”国际劳动节，根本没有涉及蒯大富及即将落成的清华大学毛主席塑像。
三天后，即1967年5月4日，全国第一座毛泽东巨型塑像在清华大学落成。
《清华文革的大事日志》描绘了那天清华园内的热闹景象：
彩色缤纷气球云集，迎风漫展红旗林立。林副统帅的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刻在雕像上，映着骄阳金光闪闪。上午全校欢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塑像落成。【注6】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记载了全国第一座毛主席像落成时的“盛况”：
四日，在清华大学，万众欢呼，群情沸腾。
一座巨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在清华园矗立起来了!
这座用钢筋水泥制作的毛主席塑像，加上底座，高达八点一米，像雄伟的泰山，巍然屹立在清华大学校园中心。毛主席身穿军大衣，神采奕奕，高举他老人家那雄劲的手臂，为无限忠于他的革命师生和亿万人民指出前进的方向。
通过时间的提前，缘由的变更，林彪题词的份量加重了，“五一节”的份量加重了，但清华与蒯大富的份量却降轻了。人们看不出林彪的题词与清华大学有什么关系。不明真相、不知就里的校外群众甚至会认为蒯大富与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只不过是抄用了林彪的“五一题词”而已。
笔者迄今为止没有发现有任何资料来直接解释与说明“变化”的原因及过程。
笔者初步分析：
作出“变化”决策的，只能是林彪本人或者是叶群的主意，即使是叶群的主意也一定会得到林彪的同意。
如果是由林彪本人直接指示的话，那么就与林彪对蒯大富的看法有必然的关系。而林彪对蒯大富是确实有很负面看法的，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刘少奇是党中央的副主席。蒯大富反刘少奇，实际是反党!”【注7】
虽然，林彪说这句话是在题词之后，但表明了林彪内心对在“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充当中央文革马前卒的蒯大富的不满是由来已久了，也表明了林彪对“打倒刘少奇”并不是完全赞成的。
如果这个“变化”是出于叶群的主意，那说明在这一点上叶群的眼光颇为“远大”。叶群充分利用了这个题词加大对林彪的炒作力度，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而不想让蒯大富这个“小不搭拉子”独擅其美。
对于这个“变化”，清华大学师生同样也是十分敏感的，对清华文革进程也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蒯大富的同班王同学回忆说：“这个题词，确是蒯向林彪提出的。”“在修建中，就听蒯不止一次的说林副主席答应给题词。”“到了五一前，又听说，不宜说是给一个组织提的，登到报上全国用。说是给一个学校题的不太好。”“那天题词到了清华，在西大操场向同学展示，我参加了。我们排成一排，一位举着题词左右走让大家看，我不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去年我问过蒯，这个原字哪里去了?假如在，就值钱了。蒯说，后来也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参加了塑像制造的戚同学回忆说：记忆中林彪的题字确实是为清华的毛泽东塑像提的。当年五一前夕(好像是四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的夜里)派人从中央取来的题字原稿，然后突击刻在塑像的基座上。至于题字被发表在五一报纸上，我认为应该是为扩大林彪题字的影响吧。
孙同学在文革时是蒯手下的一个部门负责人，他回忆说：然而，题词发表时却“抹杀”了老蒯的功劳。塑像题词已堂而皇之地改变为“为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题词”，同时老蒯能捞到的政治资本也大打折扣了。【注8】
当时的清华围绕着“解放干部问题”已经初步形成了意见不同、情绪对立的两派，站在蒯大富对立面的是以沈如槐、孙怒涛等为首的“414派”，当时的组织简称为《414革命串联会》。工物系的孙维藩同学是《414串联会》的一名普通群众，他在日记中写道：
1967/5/1星期一晴
今天发表了林彪同志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林彪六七年五一节”。这是为我校毛主席塑像题的，但报上没说，看来中央对老蒯是有了解的。【注9】
林彪大概没有想到，他的题词发表时间与缘由的“变化”，居然被清华《414》的群众理解为中央对蒯大富的看法是有保留的。
五、林彪是“四个伟大”的专利拥有者
由于林彪“四个伟大”的题词手迹首先发表在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继之，《人民日报》又对此进行了大力炒作，紧接着由林彪题词的全国第一座毛泽东塑像在清华大学落成，报纸上又是一番炒作，“四个伟大”就成了神州大地的一股旋风，同时也催生了长达十多年的劳民伤财的“塑像风”。虽然全国各地所建造的“毛主席塑像”造型不一，尺寸也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基本相同的，那就是大都沿用了这一林彪题词。
从此，“四个伟大”，就在全国范围内更为广泛的流传开来，与之同时也将林彪的名字与“四个伟大”紧紧地扣在了一起。
在“四个伟大”定型前，中央领导人、红卫兵、造反派、普通群众对毛泽东的称谓都是各说各的，无非是在“敬爱的”或“亲爱的”之前之后，将领袖、导师、红太阳、大救星，这些最好听的名词中任意选择并任意排列组合，形成了各种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口号”与“颂词”的“搭子”。其中“统帅”用的并不多，“舵手”的说法更是少见。但是，这些说法在中共历史上全都曾经出现过。周恩来就曾说过毛泽东是“艄公”，他在1962年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谈到犯错误的责任时说：
“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注10】
无论是“艄公”还是“船老大”，这些称呼都有“舵手”的涵意了。
自从林彪作了“四个伟大”的题词后，全党、全国人民这才口径高度统一，动辄就是“四个伟大”，排序不能变，三个“万岁”一个也不能少，再也没有什么人可以自创了，也没有了自创的余地。
虽说林彪不是“四个伟大”唯一的原创，但他是原创者之一，他的地位及他所起的作用也远远超过了陈伯达与康生，所以将“四个伟大”挂在林彪的名下，不仅是“自然形成”，也是“人心所向”，更是历史的真实。
打个比喻，如果将“四个伟大”比作为一项专利，林彪就是唯一的“专利注册者”。“专利注册者”也不一定是“专利发明者”，而其它在“专利”发明过程中的参与人，又从来也没有与林彪来争抢这个“专利权”。
曾经喧嚣五、六年之久的“四个伟大”是“个人崇拜”史上一件绕不过去的事，搞清楚它形成的过程，再现当时的历史，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阎长贵先生是有影响的文革史专家，在他的《关于“文革”中“四个伟大”由来的历史考察》及《“四个伟大”是谁提出来的?》两文中，相继郑重指出“四个伟大”并不是林彪提出来的，它是一个集体创作。并向读者呼吁“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以讹传讹了。”【注11】
笔者认为阎先生的理由是有一点的，但是不充分。阎先生的这一“呼吁”也是不必要的。笔者一向对阎先生治史的严谨态度深为感佩，但对在这一点上的“史识”却不敢苟同。
笔者认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将“四个伟大”归结于林彪的名下，说成是林彪提出来的，都不是“以讹传讹”，而是更大、更重要的历史事实。相反，如果仅以陈伯达、康生，也包括蒯大富在内的其它人曾经参与的历史细节而淡化林彪的主导作用，这倒不是历史的真实了。有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意思。
诸如“四个伟大”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关于“三个副词”的由来就是另一个典型事例。
林彪于1966年12月16日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里写道：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前面用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作为前置状语，后面是三个动词：“继承、捍卫和发展”，联在一起，不知有多么好!当年，凡有文化的中国人对“再版前言”无不倒背如流;即使缺少文化的，如叶群在江苏太仓搞四清时一手培养的“顾阿桃”这样六、七十岁的农村老太太也能倒背如流，可见这“三个副词”的普及程度。
但是，“三个副词”也不是林彪首创的。据周恩来对吴法宪讲：
“三个副词不是林彪提出来的，而是在中央书记处开会时，邓小平总书记想出来的。我认为邓小平提出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三个副词是很英明的。”
如此说来，“三个副词”的首创者是邓小平，发现者是周恩来，林彪只是一个应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