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央行上周六发表声明说，将重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汇率灵活性。此举被赞扬为一项重要的经济举措。实际上，这更多地是为了在周末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G20峰会前，把全球注意力从中国的汇率政策上转移开来，而不是中国政府下决心从根本上把增长模式从出口导向型转变成内需主导型。

中国政府接受人民币兑美元大幅升值有利于中国长远利益的看法。正如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承认的一样，中国“不均衡”的经济过于依靠出口和固定投资，而对内需的依赖不够。中国约有一半的基本消费品和燃料需要进口。通过升值人民币令进口商品更加便宜将是增强民众购买力的一个途径。

中国还面临来自美国的强大政治压力，需要升值人民币以解决贸易“失衡”问题。美国参议员舒默(Chuck Schumer)又像2005年时一样扬言，如果人民币不很快升值，将用税收打压中国出口商品。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周强调了这一说法，他在致G20的信中强调“市场决定的汇率对全球经济活力至关重要”。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的汇改声明可以被视为一项政治药膏，因为从经济角度讲，上周六的声明中有充足的线索让人相信任何汇率调整都将是小幅的。声明中没有给汇改设定时间表，并且排除了“大幅升值”的可能。正如2005年至2008年的情况一样，更加“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可能只是意味着人民币盯住的一篮子货币的构成规则有所调整。除声明本身之外，有多个理由可以说明在可预见的未来人民币不太可能大幅升值。

首先，有相当多的中国共产党官员认为，华盛顿方面正试图通过在汇率问题上向北京施压来造成中国增长放缓。这些官员回顾了80年代美国国会提出类似要求时日本的经历。东京方面最终与华盛顿在1985年签订了升值日圆的协议。在接下来的两年中，美元兑日圆从240日圆跌至160日圆，不过美日两国之间的经常项目失衡并没有受到影响。当日本的增长随后放缓时，东京方面增大了政府支出并降息，引发了房地产泡沫，泡沫最终破裂，如今依然在困扰着日本经济。

在创纪录的政府支出和银行放贷（其中很多被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官员用来投资于房地产资产）之后，中国也出现了房地产泡沫，需要为楼市降温。2009年底，新屋开工数较上年同期增长了近一倍，上海和北京等城市的房价在短短几个月中就涨了约50%。北京方面无力承受出口的下一步下滑，因为政府已经承诺要通过减少政府支出和银行放贷为房地产降温；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政府支出和银行放贷提振了中国经济。

其次，北京方面仍更加关心在国内创造就业岗位，而不是恢复宏观经济平衡。尽管官方的失业率在体面的4-5% 之间徘徊，这些数据衡量的对象不足中国总体劳动力的十分之一。地方政府官员私下里向我承认，失业率很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一倍以上。据官方数据显示，2008年发生了12.7万起“群体事件”，较2005年的8.7万起有所上升。其中绝大部分是因为失业问题、或工资太低或拖欠工资，以及非法征地造成的。在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之后的一年中，约失去了2千-4千万出口相关制造工作，正因为如此，北京方面突然叫停了2005年至2008年实施的人民币兑美元逐步升值的做法。

政府几乎不会允许对出口业的任何进一步打击。就在2010年3月份，北京方面还对1,000多家出口企业进行了全面的压力测试，以确定人民币的大幅升值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参与测试的大部分企业当时的利润率都在约2-4%。测试的结果显示，人民币兑美元每升值1%，劳动密集型出口商的利润率就会下滑约1%，这让央行几乎没有调整汇率的空间。

此外，政府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实施的政策增强了国有企业的实力，却牺牲了私营领域。据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至2009年刺激资金和银行贷款中有80%-90%发放给出了国有企业。2008年以来，在国有企业增长的同时，私营领域无论是相对值还是绝对值都出现了萎缩。这非常重要，因为无论是出口还是非出口领域的私营企业在创造就业岗位方面都比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一倍。

北京上周六发表的声明忽视了国内经济学家的呼声。中国的经济学家一直建议领导层取消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或至少大幅升值人民币。鉴于政府对就业的极度关注（这是可以理解的），这首先就要求对中国富有活力的私营企业投入更多关注以推动就业岗位的创造，致使共产党对经济力量的把持逐渐放宽。不幸的是，北京方面不愿冒这样的风险。

中国央行的声明远远没有开启恢复全球平衡的新篇章，而最好被理解为权宜之计，为的是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周六抵达多伦多之前，减轻他面临的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采取措施的政治压力。


（编者按：本文作者John Lee现为悉尼独立研究中心(Centre for Independent Studies)外交政策研究人员，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访问学者，曾出版《中国会失败吗？》(Will China Fail?)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