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安 BBC中文网记者

大学毕业：多少普通中国人还能跳过“龙门”？

高考，高考，就在今年中国600多万大学毕业生中的很多人仍然工作无着的同时，又有1000多万考生刚刚经历了一年一度的高考。

中国高考制度恢复三十多年来，产生了不少带着各自历史痕迹的同高考有关的说法：80年代把仍然为数不多的大学生称为“天之骄子”；后来把高考形容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应试教育开始为人诟病；90年代末中国高等教育“产业化”，大学为了经济效益盲目扩招，毕业生人数从2002年的100万一步步跃升到如今的610万，于是“就业难”又让高考脱不了干系。

最近几年，和大学生“就业难”一并出现的，是一波新的“读书无用论”，据统计今年就有84万应届高中毕业生放弃了高考。

原因除了正常的出国和不正常的某些地区为了提高纸面上的升学率而要求“差生”弃考外，放弃高考的主要原因无非两点：一是读书贵，二是就业难。

因此可以说，不是中国的学生和家长真的认为“读书”无用。再过两千年，这个曾经出过孔子的国家也不会对读书持这个态度，“读书无用”的真正含义其实是：通过今天中国的高等教育改变命运已经太难。

新版“龙生龙凤生凤”？

今年的调查显示，目前中国大学生中来自城市和农村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高校中农村学生的比例比上个世纪80年代减少了一半。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年初的一篇署名文章更提到“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

温家宝的那个年代有特殊的政治原因导致了大学生工农子弟比例偏高，用现在的概念说是存在过“正向歧视”。而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大学甚至高中招生中就已经一直存在着给农村考生另设高录取分数线的实实在在的歧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80年代高校农村学生的比例也在30％以上。

”就业难“只不过是”读书无用“的表面原因。

温家宝说，他“一直在想”农村学生比例下降的问题，一国总理关注的问题不能说是小问题，不少专家学者也跟着分析原因，其中绝大部分把问题的根源归咎于城乡差别和大学教育费用的高涨。

中国城乡人均纯收入之比已经超过3：1，同时一个普遍接受的说法是：在中国供一个大学生上四年学的费用相当于一个中等地区农民十年的纯收入。（请注意：不是现金收入，根据中国的统计方法，农民的“纯收入”是要把收回到院子里的秸秆也作价计入收入的。）

可见，这两点都是事实，但是不是根本原因呢？

城乡问题，还是阶层问题

也许换一个角度，放下“城乡”之辩，看看“城市大学生”都是些什么样的家庭出身，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教育的准确图景。

遗憾的是，这方面我找不到现成的统计。但北京一所大学1998年时的数字就显示，当时来自城市的大学生出身干部、军人、专业人士家庭的已经占到40%，而我们同时知道，这类家庭的父母们在整个中国人口中的比例不到5%。

‘读书无用’的真正含义其实是：通过今天中国的高等教育改变命运已经太难。

而这种比例失调现象在大学生的前身——高中生身上则更为明显。

根据《中国教育蓝皮书2009》的调查，1978-2008年期间江苏某重点中学高中生家庭背景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优势阶层的子女，由1978年占总数的不到一半，增加到七成以上；而工农子弟的比例，从42%锐减至5.9%！

更为赤裸的是，深圳市教育局2008年曾以“吸引金融高管人才”的名义提出“金融高管子女中考可加10分”的优惠政策，引起舆论哗然。

高中生是大学生的主要来源，高中如果是这个情况，大学的情况可想而知。何况即使按照3：1的收入差距计算，一个农民十年的收入也够一个普通城里人干上三年多，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教育不公，不是城乡问题，而是阶层问题。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每当谈及高考，特别是高考的弊端，人们也习惯于把高考和科举相提并论。1905年被废除的科举如今不仅成了历史名词，也带着强烈的负面含义。

然而，科举可以说是中国“四大”物质发明之外的一项重要的非物质发明，它用考试替代了出身门第，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也在相当大程度上保证了中国历代王朝的稳定。试想，如果总有考试做官的机会，有多少秀才肯去造反呢？

相反，科举成为制度之前的魏晋，世族当道，门第成了官员选拔的唯一条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结果天下英才多成了隐逸之士，房中术成就斐然的同时，魏晋也成了几乎史上无二的乱世。

近年不断有人，包括人大代表，提议取消高考，这种说法可以说是中国教育不公的一个“合理延伸”：既然大学高昂的学费已经让“田舍郎们”望而却步，何不让已经“产业化”了大学自己挑选自己的“上品”？

取消高考的提法，让我想起了关汉卿。元朝初年曾中断科举几十年，出仕无门的读书人只好繁荣了元朝的戏曲。

元朝恢复科举后的取仕也可以说是三心二意，不仅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元朝的短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