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文中，我为朋友们讲述了黄碧琴女士的礼貌周全，在我此后的与人接触中，我感到讲礼貌似乎是台北乃至台湾大多数人的待人常态。

 由于要将父亲的某些物品装框或装裱，那天我和哥哥一起去台北的工艺大街“南京东路”联系装裱店。由于不熟悉，下车后便去求教路人。

 一位帅小伙站在街边仿佛在等着什么，我上前对他说：“先生，请问，这附近哪儿有装裱店吗？”他一脸惶惑，忙不迭地答：“噢！我对这一带不太熟悉。对不起，我……我不知道。”一副歉疚不已的样子。我和哥哥“安慰”他说：“没关系，没关系。谢谢你！”他不停地点头说：“谢谢！谢谢！”

 他的“谢谢”让我在感激之余有些疑惑：“打搅一下”的是我们而不是他，帮不上忙他道声“对不起”也合情理，但说“谢谢”，则似乎逻辑不通了。

 前行几步，遇一老者。老人把我们带出20米之外，指着一排店铺说：“那儿。那就是。”那份热情和诚意，令人难忘。

 晚上，妹夫李耀来访，我把白天的经历和疑惑告诉他，他说：“小时候，学校和长辈就是把‘对不起，谢谢！’一起教给孩子的，所以他会说‘对不起’，‘谢谢’。”

 我好像理解了。

 在武汉，我常常不满人车争道，尤其反感在过斑马线的时候车跟人抢道。不过反感归反感，无奈自知打不过它（指车），只好停下来礼让之。

 台北某日，去超市购物返家，经过一个巷口时，恰遇一辆小车从巷子里出来，我自觉地停下来让车先行，可是那车却慢慢地一副欲行欲停的样子，让我十分不解。正疑惑和愤愤间，忽然看见那开车人笑眯眯地挥着手做着请我先过的手势，他的笑容和手势顷刻间让我的疑惑和愤愤变作笑容和轻快的脚步。

  有朋友说，这种情况在武汉也是有的。我相信！只是我几乎没有碰到过。

  真希望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谦让能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多一些再多一些。

 日日在家，也有闷的时候。小妹体会到这一点，便邀我去她的单位“华视”（中华电视公司）玩。其时我也听说，台湾“空中大学”的课程是由“华视”播出的，因此也有意去“考察”一下，说不准能捞到点什么资料造出一篇《台湾‘空大’与内地‘电大’之比较》的论文来，也是一件“美事”。离家不远就有公汽站，站牌上也有“华视”一站。想也未想，车一到就爬上去了。那师傅关门启动，我对他说：“先生，车到‘华视’的时候请你叫我一声。我不熟悉。”那师傅说： “你去‘华视’呀？搭反方向了。”我一时对我的糊涂无可奈何，站在车门前意欲到站后再转乘。不料车行不远即遇红灯，那司机停车后居然打开车门让我下车并告诉我“过马路往后走就有车站。”我道过一声“谢谢”后慌忙下车。

 的确，从这件事我们能够看到，台北的交通管制可能不太严格，交警大叔大概一般也不罚分不罚款不扣执照。但这位司机的与人为善，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台湾的选举很热闹，2000年的选举“嘉年华”让我赶上了。那天无事漫步街头，恰遇宋楚瑜的“拜票”车队缓缓而来，打头的车上有人向我招手，我一时高兴便向他们“拱手”致意，不料那车上的人齐刷刷向我拱出手来。那情景让我感到剑拔弩张的选举也不再那么狰狞了。

  当然，三个月里总难免有遗憾之事。二月某日，天下着雨，我去邮局给有关部门寄一些文件，把伞放在邮局门前的桶里。寄完文件后，伞却不见了。我知道是有人错拿了，等了等，不见人还回来，又不敢贸然拿别人的，只得冒雨返家。由于这把伞是父亲的遗物，伞柄上还刻有一个“YAO”字，因此，我还是有些不忍它的失去。第二天，我又去邮局，伞桶里的确还有一把伞，外形也有些像父亲的，但实则不是。我没有要。

 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是，这个错拿了伞的人，或许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台北人。

 但总的说来，我在台北的日子里，与人交往的次数十分有限，然所遇之人，都显得礼貌、友善、有教养。

 我们常常自豪于我们的“中华礼仪之邦”，不过在“两岸三地”间，我们大陆的人们尤其一些大城市里的人们，在礼仪方面，是有些荒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