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温总理：

您好！

在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一个农村妇女的信不知您是否会看到？至少我从电视上知道您很关心人民的疾苦，心里装着我们老百姓。

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是现在医院的医药费高，我们农民看不起病。

虽然医改后，不少常用药品降了价，但是有疗效的低价药却不见了踪影。虽然有十元钱的医保，但我们还是不敢去医院。

拿我和我家来说吧，我1994年胆结石在广州铁路中心医院动过一次手术，切除了胆囊胆管。当时我在广州湖天宾馆打工，11，000多元医疗费都向亲戚朋友借、工友们捐助凑齐的。手术后身体一直不好，家里有点钱都送到药店里了。2000年又因结石症在浏阳人民医院动手术，把肝也切除了一些。这次的医药费竟高达12，000多元，东借西借，到信用社借不到钱，人家是看在我家母她老人家的面子才借到100元钱，其他的钱都是借私人五分息的钱。再后来，没钱了，还没拆线就只好出院。好在我妈妈以前是接生的。我做女儿时，看过她接生，看过她给人家拆线。回家后，我自己用酒精消毒剪刀，给自己拆了线，吃消炎的药。我的命贱没有感染。出院时，还欠医院600元，连本带息二年才还清医院。

除我之外，我的老公也有银屑病，一看病打针拿药就几百元、上千元。这病又治不完全，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我的父亲则患有脑动肪硬化、眩晕，每年都要吃掉上千元钱的药。今年2月4日，家父病了，送到医院要先交2，000元才办住院手续，凑不至2，000元钱，只好留观一天一晚，做了几个检查，拿了药水回家输液。我的母亲也有高血压和心脏病，长期药不离身。好在我的小孩没什么病，只在五岁时得过一次肺炎。我们一家五口种了二亩八分水田，刚够吃饱肚子，打短工赚得点钱都送到医院药店里了。

我的老公起初用摩托车送客，赚点钱来维持生计，可老是被城管抓去罚款。前年咬着牙借钱去学开车、考驾照，因不懂人情世故，一次没考上，第二次送了红包才考到了驾驶证，然后借钱买了一辆二手小四轮。车子每个季度要上一次检测台，修好了不能通过，倒过头开出去又去修。修车的说已经全部换了新的，还要怎么修，你去买包烟吧。

他恍然大悟，从测试的，到写条的、盖章的一人一包芙蓉王，这才通过了。现在油价高、生意不好、载客价格又低，连车的维修费用、管理费用都有赚不到。艰难维持了半年，最后不得不把车贱价卖掉。

元月14日，我从别人手里花3，000元顶了一个小铺面，借了5，000元钱进了些南杂，因资金少，码头不好，没有流动人口，实在很难赚到钱。不得已，我只得空闲推着一张破单车，沿街去送槟榔。

唉，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活命，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都有病，身体又不争气，生活的艰辛压得我抬不起头来。

元月30日，老公的摩托车又被拖走了。找关系花了500元把车取回来，派出所的警察说他可以抓人去拘留，他还有24个任务没完成，完成了还有奖金，好在他高抬贵手，要不然我老公还会在拘留所过年。

唉，怎么了？不偷不抢凭气力争口饭养家糊口都这么难？

左起:被称为湖南三壮士的喻东岳余志坚和鲁德成。喻东岳当时23岁，是《浏阳日报》美术编辑；余志坚25岁，是浏阳小学老师，鲁德成也是25岁，是湖南汽车运输公司司机。他们三人到北京参加89民运，并在5月23号实施了“损毛像”的行动，还在天安门城楼挂上了“五千年专制从此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此可以休矣”的标语。三人在事后被判处重刑，余志坚判处无期徒刑，喻东岳20年有期徒刑，鲁德成判处有期徒刑16年。(图/六四档案)

还有一件特别让我心痛的事。我哥哥喻东岳89年因参加了“6.4”运动，被判了20年刑，在湖南沅江赤山监狱服刑。92年因听了收音机喻东岳被关小号子关严管队，警狱及犯人对喻东岳人格的侮辱和对身体的摧残，使得他精神失常。94年、95年就出台了《监狱法》和《人民警察法》，赤山监狱既不给我哥哥治病，也准他不保外就医，2006年2月22日，我哥哥才刑满释放。那时他已经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我们多方求助，给他治病，还是没有医治好。经过多次反映，浏阳市政府给我哥哥落实了一个120元每月的低保。可对我哥哥而言，这120元是够他治病？还是够他温饱？想想我自己生活的艰难，我不知道我哥哥今后的一生怎么过。

南非的黑人曼德拉坐了27年牢出来，还能竞选总统，我哥哥一个风华正茂的大学生、人民教师、美术编辑、记者，坐了17年牢出来，却成了一个疯子！我们的监狱是不是太不人道了？把一个好人整成一个疯子，湖南沅江赤山监狱难道不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吗？

总理，和谐社会，象我这样的穷人想的是怎样才能活下去。如果您能读到这封信，我盼望您能过问我哥哥喻东岳的天大的冤情，多多帮忙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当然，我不知道这封信最终能否转到您手里，也不知道写这封信的结果，警察会不会又来找我，我就象凡卡一样，信寄出去，就高兴了。

祝愿我们的温总理永远是关心百姓疾苦的好总理，永远健康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