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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有这些支撑杆，朝鲜才得以挺过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孤立和压迫，即使是在导致数百万人饿死的“苦难行军”中也得以坚守住体制。
现在支撑着朝鲜体制的势力就职于劳动党和行政机关、国家安全保卫部、人民保安省、检查、审判等政权机关。
朝鲜的劳动党党员人数约为400万（95年数据），约占总人口的20%。其中党内细胞秘书、初级党秘书等处级干部和军队内军官、保卫员、保安员以上职务的能够直接控制朝鲜居民的核心势力就更少了。这些人成为控制2300万居民的基本势力。
这些核心势力中的大多数对体制的忠诚程度相对高一些。中央党或军队将领等核心集团普遍惧怕体制变化导致特权的丧失和对自己的处罚。
地区当秘书、保卫员、保安员们是一直以来直接控制、监视和处罚居民的当事者。他们因为是直接当事者，所以惧怕来自居民们的直接报复。他们也有可能随着体制的崩溃成为“没娘的孩子”。
在上世纪80年代末江界军工厂爆炸事故时，以为是战争爆发的居民们声称先杀死辖区保卫员在去逃难或上战场，拿起棍棒和石块儿杀到辖区保卫员的家里。这一事件在全国传开后，曾一度让全国的所有保卫员都高度紧张。因此末端统治势力才成为支撑起当今朝鲜体制的栋梁。
朝鲜自政权初期开始就系统地培养和安排抗日斗士及相关者、万景台革命学院出身、朝鲜战争有功人员及被害者和战死者家属等，因此核心权力结成的阶级意识普遍都高，对金正日的忠诚程度也更高。
加强对核心阶层的思想教育洗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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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核心阶层的阶级意识产生动摇，朝鲜政权主要采取了强调金正日的权威性、阶级教养、各种特权的赋予以及多重监视体制等措施。
在朝鲜，将一切权威和决策集中在金正日一人，强调其每句话的威严。这既是领袖体制的特征，也是使干部们对金正日产生敬畏感的手段。
对核心阶层的教养工作与一般居民不同。当上世纪90年代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发生连锁崩溃时，为防止干部们产生动摇，内部传阅罗马尼亚前总统齐奥塞斯库受到处决时的录影带，用于引发干部们的恐惧心。
最近，向中队长以上军队干部放映关于伊拉克事态的录影带的事实也得到公开。通过这些过程给他们树立“在守护体制的过程中，让步就意味着死亡”的意识。
金正日政权在对亲信们加强教养的同时也赋予他们特权，以此来增强衷心。向中央党组织部、宣传部干部们按级别配发带有金正日生日号牌“2.16”的从高到低的系列奔驰轿车。
为中央党干部和军队要人们在平壤市内建立最高档次的公寓区，还配有武装警卫，连亲戚们的进出都要控制。他们享用国家给予的全套日本产家电、家具、沙发乃至食品等，享受着西方文化。
据传，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实施先军政治以来，军团长等军队首脑们都配有专职护士、保姆以及专用公寓、专用别墅、专用轿车和野战指挥车等，甚至还运营共他们与年轻美貌的女性享乐的“将领休养所”。
每当主要节日向亲信们提供高价的进口商品作为礼物。但是向仅隔一层的地方党责任秘书、组织秘书、相关机关负责人提供的礼物却是韩国的超市里常见的水果和烟酒等。但是因为能够得到金正日的礼物本身就已经有别于普通居民，所以这些人也能够感到满足。
蜘蛛网一样缜密的三重监视体系
越是高层，权力机关对其的两重、三重的监视网也越多。而且一旦发现反体制倾向，就会加以残忍的处罚，将反金正日意识扼杀在襁褓里。
监视最为严密的对象为军队高级指挥官。朝鲜军队可以说是政治局和部队指挥官的双重体制。作为军队党组织的政治局干部们密切监视着主要指挥官。同时在部队内设有通报科，一旦发现部队内的异常现象就可以直接与中央党通话。再加上保卫司令部利用专门的窃听装备24小时密切监视指挥官的私生活。
同时，对将来成长为朝鲜体制内精英集团的大学生们的监视程度也非常高。为加强对大学的监视社会专门的负责保卫员，还有密探。此外还有保安员们组成安全小组（情报人员）监视着教师和学生们的动向。据传，分布在大学内的情报人员密度达到每5个学生配有1个情报员。
甚至在核心权力部门的中央党、省、内阁内部都派有国家保卫部的直属保卫员监视干部们。
“资本主义商品很好，但是改革绝对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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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我们插上翅膀，也追赶不上韩国经济。”这是朝鲜某高层官员对韩国访朝团说过的著名言论。在朝韩部长级会谈以及8.15活动当时，来到首尔的朝鲜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对三星数码相机的喜好和对现代汽车的关注。但是他们对资本主义改革的必要性表示否认。
喜欢资本主义商品，却又否定改革开放的理由是，如果思想中心的体制发生变化，他们就会丧失主导权。对于长久以来仅忠于党的领导的党务人员来讲，他们并不具备可以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生存的特殊技能和心理准备。与其说去面对竞争社会，还不如安分于现在的地位和名誉。
核心阶层也非常清楚朝鲜经济的局限性。他们知道长期遭受粮食困难的原因是集体化农业，也明白党推出的经济政策缺乏一贯性，是失败的政策。但他们仍不愿放弃这种不合理的体制为其提供的特权。
他们已经习惯了利用权力得来的特权与专横。即使朝鲜遭受饥荒，他们也无需为吃穿而发愁。
例如某工厂党秘书将工厂的产品卖掉，以谋私利，还以搞活工厂运作为名，让工人从事副业生产，将其收入划为己有。即使这样，他们也不会受到任何法律制裁。
新兴富豪的双重性，紧密附着于权力机关
“7.1措施”实施以后，随着买卖活动的允许，朝鲜开始出现新兴的富人阶层。他们能够积累财富得力于朝中贸易从原有中央集权形式转变为企业自身运作模式。
新兴富豪们都非常关注改革开放，也深知如果朝鲜体制不进行改革，就无法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
但是他们也并不关心体制的崩溃。已经积累了财富的他们在朝鲜的窘迫状况不会感到任何负担。资本主义也好，目前朝鲜的体制也好，他们都可以生活得很好，他们具备这种双重性。
朝鲜当局一面加强对他们的监视，一面从他们那儿收受钱财，以此为代价保护他们。因为一旦他们被查处，自身也脱不了干系，所以对他们的非法行为常常是视而不见，甚至还为其提供情报。
朝鲜核心阶层虽说是维持体制的中坚力量，但他们具有比一般居民更高的学历，接触外国事物的机会也多，所以具备将朝鲜与外部社会进行比较的识别力。其中的绝大多数顺应朝鲜体制，但也不能排除部分清醒的干部处于对金正日体制的反感而采取某种行动的可能性。
并且，随着朝鲜社会腐败的加重，过去的腐败链结构也可能面临危机。一旦因腐败加重而出现体制松动现象，中央党就会实施为控制局面而制定的措施。在此过程中，如果处罚延续下去，也可能有相当数量的干部背叛其政权。
尤其是随着外部社会的情报不断流入，居民对金正日的反感不断得到膨胀，这种失去民心的现象，即使是干部阶层也无法完全回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