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边──为发现《死亡右派份子情况调查表》而作

·维一·

一九八一年的初夏，我正在考古所里伏案修改论文，准备毕业，不想被到访的吉德炜先生拖去给他的讲演作口译。

吉德炜先生是美国加州大学的中国上古史教授，当年是美中文化交流委员会的成员，这次又是头一回面对中国考古重镇──北大考古专业的师生作专题讲演，心情之紧张可想而知。

为了万无一失，他在讲演的前几天特意跑到考古所来，把事先打印好的讲演稿交给我，让我也好有个准备。他并且谦逊地说，因为中国刚刚开放门户，对这里的种种禁忌实在不甚了了，若是看到文中有冒犯讳言的词句，让我一定给他指出。

隔行如隔山，对吉先生金文甲骨的商周学问我只知皮毛。如今二十多年过去，时过境迁，他当年讲演的内容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但有件小事却是至今记忆犹新。

据我的观察，洋人做学问有个毛病，到了收尾的部分总是要纵横捭阖一番，似乎非如此不能善罢干休。读了吉先生的讲演稿，发现也是如此。当他抒发完毕对殷商大墓，鼎彝铭文的研究之后，便进一步微言大义地阐发道：若是几千年之后的考古学者发掘出毛泽东的纪念堂遗址，他们能够凭借墓葬的规模和型制，把公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断定为“奴隶制时代”么？

这虽说是句幽默，但我明白此话绝对不合时宜，于是讲给吉先生。可能吉先生认为这正是他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到了那天的讲演，这段精采的文字终于未能忍痛割爱。不过关系不大，从我耳朵里听进去的是英文，从我嘴里吐出来的中文里却少了这段话。倒不是说我对吉先生的论说有什么异议，而我是担心：万一有个无事生非的听众闹场，宾主的面子上都不好看。

不过，我至今认为：考古学是社会人文学科里面最讲求实证的一门学问。胡适先生的“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实在是研究考古的不二法门。因此直到眼下，尽管众多学问的研究都已经是江河日下，溃不成军，唯独考古学还算差强人意，其中的道理或许就在这里。

在潘家园发现《死亡右派份子情况调查表》，进而发掘出《调查表》后面一连串动人故事的姚小平先生就是出身考古所，潜移默化之间肯定受到这份传统的濡染。

二ＯＯ二年三月九日，这份一九六三年七月造册的《死亡右派份子情况调查表》1)发现于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据专家认定：此物是从北京市公安局五处流出。若不是姚小平先生的慧眼独具，收藏了这份文献，那些庾死黑龙江兴凯湖农场、河北清河农场和京郊北苑农场的九十四名右派的临终命运和葬身之地，很可能永远湮没无闻。

此后，姚小平先生根据《调查表》的线索暗察私访，再从中抽丝剥□，去伪存真，找到其中三位当年被打成右派而惨死劳改农场中人物的后代及旧友，从而写出让人不忍卒读，但又使人不忍释卷的文字。感人肺腑之处不仅在于其惨烈，还在于其真实2)。

我们已经读过不少那个时代幸存者的行迹，但据死亡者墓葬资料钩沉史实的情形实不多见。“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与幸存者相比，死亡者不能再为自己的冤屈辩解言说，他们有着更大的不幸。

我的考古专门是在几千年以至上万年前的石器时代。考究那个时代的面貌，依据的是墓葬型制的高低，随葬器物的多寡，以及墓群的排列，人骨的测定等等。至于年代，最多也只是倚赖误差上下几百年的碳同位素断代仪器。

比照上古的发现，我想不妨将这份《调查表》也当作考古墓葬群的专题研究：共三地，九十四座单人墓，其一在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其二在河北宁河清河农场，其三在京郊北苑农场。调查表大致可以算是墓葬中出土的“墓志”（诚然，古代墓志大多歌功颂德之语，调查表却以损诬贬抑为词，两者到底有所不同），而姚小平先生根据走访调查写就的三篇文字乃是关于个案的考据报告。另则，由于《调查表》提供了墓葬年代上的精确记载，无需再费精力去作考究；至于墓主的姓名及其生卒年月，以至生前职业和遇难原因等等状况，也都有了大致的勾勒。况且，那个时代离我们不算太过久远，墓主的亲友、故旧、上司、下属很可能还健在，他们都是墓主生平的知情人。从这些方面来说，《调查表》提供的信息绝对与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不可同日而语。

今天在“二闲堂”公布这份《死亡右派份子情况调查表》，就是想旧艺重拾,将它认真当作一项考古研究，以这三地墓葬发现为线索，梳理考证每座墓葬主人的生亡始末。

当然，如同石器时代考古一样，九十四座墓葬中大多数墓主生前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肯定会永远无闻于世，这也是预料可期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愿意试一试，再试一试。

在“二闲堂”驻足少歇的过路诸君，若是见到这份《调查表》，万望能够拨冗细看，辗转相询。或许你的有心就会成就一段早已湮没的真实历史，姚小平先生已经写出的大作就是明证。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话说至此，在下这厢先有礼了。

来函请惠赐：二闲堂·墓葬研究〈[email protected]〉。

维一谨上，丙戌岁末于二闲堂。

《死亡右派份子情况调查表》

③ 京郊北苑农场墓地：

注：表中背底涂绿的名字表示已经找到线索；背底涂黄的名字表示略有线索；浅色背底的名字表示目前尚无线索。凡名下有横线者表示已有相关文章链接，可点击进入。

《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出土记

·姚小平·

图一：《死亡右派份子情况调查》封面书影

图二：《死亡右派份子情况调查》之一页

一九九八年，学者李辉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了杜高的右派档案。不久，李辉与杜高就这套档案进行了深入交流，于是有了李辉的《关于杜高档案的问答》一文，刊登在湖南《书屋》杂志上。

　　二ＯＯ二年二月下旬，我偶然看到这篇文章，被杜高所讲述的悲惨遭遇所震撼，对右派运动产生了了解的冲动。我以为，这套档案的主要意义在于它的原始性，由于没有经过后人根据各种需要去进行重新加工和涂抹，从而保证了史料的绝对真实和相对完整。借用考古界挖掘文物的说法，这处墓葬从未遭到过盗墓者的侵扰。也许因为我在考古所工作过几年，所以对用实物来考证历史情有独钟。往往一件新发现的实物，即可平息此前众多专家学者发表的“高论”。我决定前往已几年未去的潘家园旧货市场碰碰运气，寻找些有价值的右派材料。

　　二ＯＯ二年三月九日是星期六，我凌晨五点骑车来到潘家园。黑暗中鬼影瞳瞳，手电光下，面目狰狞。先转了一圈，如饿鹰般逡巡，毫无所得, 却心有不甘。于是耐下性子，再慢慢看，转了一圈又一圈，一直转到中午十一点，已累得眼酸腿乏，仍未遇上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咬牙坚持，决定再转最后一圈，即打道回府。忽见一摊位上放着本一九六三年七月造册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装订极其简单，纸张粗糙泛黄，显示出那个年代的特征。表内文字全部为钢笔手抄，收有九十四名死于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和京郊清河农场、北苑农场的北京劳教右派，每人两页，文简字省却“五脏俱全”：姓名年龄、家庭住址、收容日期、案情性质、个人简历、教养理由、教养表现、死亡日期、死亡诊断及坟墓标志等逐一记录。一看就是“开门货”。在一般人眼里，这些内容实在枯燥无味，毫无“价值”可言，难怪这份材料从清晨一直摆到中午都没卖出。对右派问题我知之甚少，但对这份“调查表”的份量，却还能掂量出一二，心中狂喜，表面却静如止水。我把“调查表”放下，先指着旁边一本《红旗》杂志创刊号，问摊主价钱。摊主是位近三十岁的男子，大约生意清淡，一见有人问价，忙上前脸上堆笑答道：“三百元”。我故作漫不经心地又随意一指《调查表》问：“这个多少钱？”摊主答：“一百五十元”，在他看来，《红旗》创刊号显然比《调查表》值钱多了。我指着《红旗》创刊号商量道：“东西不错，就是太贵，能不能便宜点？”“最少二百五十元，不能再少了。”我故作困难状道：“唉，没带那么多钱!”随即突然一指《调查表》说：“算了，这个便宜点，就八十元卖给我吧。”摊主道：“行，半天没开张了，八十元卖给你，就算开个张吧！”货款两清后，我急忙把《调查表》放进书包，心说：“不虚此行”。

　　回家后，我把《调查表》拿给曾历经右派磨难的杜高先生过目，他认为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和京郊清河农场、北苑农场均归北京市公安局五处（劳改处）管辖，这份材料应该是从那里流出来的。他说，他还认识其中的一些人，包括音乐家张权的爱人莫桂新。

　　文革结束后，党中央在极短时间内，以雷霆之力为几十万右派迅速“改正”，显示了纠正冤假错案的决心，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无数运动中的不实材料被从个人档案中抽出，当众销毁。其效率之高，速度之快，销毁之彻底，是前所未有的。以至当我们回过神来，作为历史研究者要想再深入研究当年这一政治运动时，突然发现实证材料竟是如此缺乏！死亡右派张勖仁之子张蕴新为了解父亲生前情况，曾到北京清河农场查找父亲档案，结果仅存寥寥几行字，记录了一个人的从生到死。杜高个人全套右派档案被发现后引起的轰动，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近年出版的一些右派回忆录或回忆右派的文章，关注点多为劫后幸存者，对教养期间死亡的右派极少涉及，他们的情况鲜为人知，资料也大多湮灭。从这点来看，这份《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作为官方档案，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二ＯＯ七年二月十日于平雅居

《调查表》里的姚平

·姚小平·

　　二ＯＯ五年春节，在家看冯亦代的《龙套集》（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版）。读到“哭姚平”一文，忽有所思：这个姚平好像就是二ＯＯ二年三月九日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淘到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以下简称《调查表》）里的那个姚平。一查，果然如此。《调查表》是北京市公安局五处（劳改处）一九六三年七月汇编造册的内部档案，收有九十四名死于该局所辖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及京郊清河农场、北苑农场的北京劳教右派。《调查表》里每人两页，文简字省却“五脏俱全”：姓名年龄、家庭住址、收容日期、案情性质、个人简历、教养理由、教养表现、死亡日期、死亡诊断及坟墓标志等逐一记录。九十四人中能记住姚平，是因为他与我姓名相似。

　　“哭姚平”写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第四次文代会期间。冯亦代说，他成年后很少流泪，因为历尽人世艰辛，对世间悲欢离合漠然了。然而，在一九七九年举行的姚平追悼会上，当姚平的女儿姚珠珠哽咽地念着“祭父文”时，他却“悲从中来，老泪纵横”。“祭父文”附于“哭姚平”后。一九五八年，四十一岁的姚平被打成右派时，姚珠珠只有十三岁。“祭父文”哀婉动人，使人感受到一个女儿对父亲真挚的爱。在我印象里，我国有位舞蹈家也叫姚珠珠。“祭父文”透露的信息证实，此姚珠珠就是彼姚珠珠。在“祭父文”中，姚珠珠恨自己软弱，在父亲最痛苦的时候不敢去安慰他；恨自己无知，竟相信那些把父亲指责为人民敌人的谎言。姚珠珠回忆自己当时给父亲写信，信的开头没有称呼，“因为你是人民的敌人，所以我就不能叫你爸爸。”尽管女儿的作法使父亲非常痛苦，但父亲还是用放大镜困难地在《人民画报》“鱼美人”舞剧剧照中去竭力寻找女儿。姚珠珠沉痛地写道：“‘不敢爱’本身就是一出人间悲剧，能把纯洁的爱变成无知的恨，这种爱与恨的颠倒是很残忍的。爸爸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被折磨致死”。解放后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使阅历丰富、精神正常的成年人尚且变得“疯狂”，何况从小接受革命教育，天真无邪的孩子？忏悔的十字架不该让孩子去背负。

　　冯亦代听“祭父文”而落泪，更为姚平蒙冤而英年早逝婉惜。冯亦代听说姚平的名字是在抗战末期。那时姚平在桂林新中国剧社工作。一九四六年冬在上海，凤子和叶以群筹划恢复在桂林出版过的杂志《人世间》，冯亦代由此与姚平相识。姚平在上海的《人世间》杂志社任编辑秘书，催稿、送审、发稿、校对、发行、收广告费等杂差都是他去跑出来的。只要有要跑腿的事，他一开口就是“我去”。这种干劲让冯亦代感动。文艺评论家杜高曾被打成右派，历经磨难。当年与姚平同在桂林新中国剧社工作。他对我回忆说，新中国剧社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剧社，负责人为田汉、瞿白音、杜宣等。杜高一九四二年在桂林进新中国剧社时只有十二岁，与田汉的女儿马丽（解放后改称田野）、孟超的女儿孟健同年，剧团小孩子的戏主要由他们演。他们曾在桂林同台演出田汉撰稿，瞿白音导演的话剧《秋声赋》，参加演出的主要演员有朱琳、石联星、李露玲、费克等。姚平时任剧社前台主任，非常热情、负责、耐劳：流氓或国民党伤兵不买票看戏，他去处理；票房卖多少钱的票，他要计算；连门口收票的活，他也干；同时还负责照顾杜高等几个孩子的生活。杜高记得，演《秋声赋》时，每天下午、晚上要连演两场，中间吃晚饭就在舞台上。每次都是姚平给大家从外面买来烧饼、面条。有的场次观众买票的多，他非常高兴，会给大家打“牙祭”，买些肉回来，改善生活。虽然他既不编剧，也不演戏、导戏，却是剧社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正像姚平追悼会上悼词中的评价：“和他共同工作过的同志，都忘不了他不求名利，不顾安危，总是默默地承担政治压力，积极去解决困难和不辞劳苦终日奔波的工作精神。”

　　在《调查表》里，我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个姚平。据《调查表》记：姚平为浙江吴兴县人，收容前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美术编辑室设计员，其妻陈慧芝是妇女干部学校保训班教员。一九五八年姚平被打成右派、坏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三月十二日被收容。在按程度不同而划分的六类右派分子中，这是最严重的。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七日一时三十分，姚平因肺结核、肺原性心脏病死于北京清河农场劳改处三分场医院，埋葬地点在北砖窑公墓七十二号。杜高说，“三年灾害时期，很多所谓病死的右派，其实就是因饥饿导致浮肿死去的”。食品极度缺乏加上超强体力劳动，身体衰弱或岁数大一点的人很难熬过那个年代。在《调查表》中，九十四名死亡右派大部分死于三年灾害时期，其中四十岁至六十岁之间死亡的就有六十人。《调查表》这样评价姚平在教养期间的表现：“该分子经过改造教育对原罪错有认识，尚能服从管教，遵守纪律一般，对三面红旗表示拥护，能靠拢政府反映情况。劳动一般，能尽到力所及。”姚平因病死在医院，比起《调查表》里那些被炸药炸死、服毒自尽、触电自杀的右派难友，算是“幸运”的。君知否，归时可忆来时路？姚平迷失了回家的路。

　　对姚平的历史，《调查表》这样写道，“三八年在香港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四Ｏ年在川康绥靖公署作通讯工作。四四年任匪军委电影制片厂少校科员。四五年随新中国剧社到昆明、南京、上海、台湾等地。上海解放前在鼎元钱庄任职。五Ｏ年调中国青年出版社”。对姚平教养的理由，极为“充分”：“该人历史上曾与军统特务头子俞叔平、宣铁吾、陶一珊等人甚密。四四年充当匪中国电影厂宣传科少校科员时著文歌颂军统特务影片“忠党爱国、“井魂歌”。在青年出版社工作，表现不好，工作不负责任，三反时受降级处分。肃反时因历史不清被斗。大鸣大放时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划为右派。”

　　光荣的历史被一笔勾销，充斥纸面的是十恶不赦的反动罪行。这番从人到“鬼”的妖魔化过程是如何完成的，值得史家深入研究。把别人变成“鬼”的人，最后也沦为“牛鬼蛇神”，这样沉痛而深刻的教训，是不应该忘记的。

　　本文完成时，惊悉冯亦代先生于二ＯＯ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在京病逝，终年九十二岁。谨奉上此文，以为悼念。

　　载于二ＯＯ五年三月四日《文汇读书周报》

寻找消失的背影

·姚小平·

图一：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拍于洛阳：前排左四为梁漱溟，前排右一为张勖仁，前排左三为王靖波，前排左五为黄艮庸（一九三九年一月底，梁漱溟自重庆出发，途经陕、豫、皖、苏，至山东敌后巡视约八个月后，又返回洛阳时所照。王、黄二人均为同去山东敌后者。王靖波为军事参谋，黄艮庸为私人秘书，其它人叫不出姓名。此照片说明为梁培宽文字提供）。

图二：两人中左边个高的是张蕴新（一九六Ｏ年摄于北京三里屯）。

图三：年轻时的荆美英（照片时间、地点不详）。

图四：文革初期的荆美英在家读毛著。

图五：一九三四年一月末于山东邹平。这张照片是丹麦国际高等学校校长访问参观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后的合影，照片人物排列顺序如下：前排左一是梁漱溟；前排左二是Manniche，丹麦国际高等学校校长；前排左三是Carson，时任齐鲁大学教授；前排左四是孙廉泉，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前排左五是张勖仁，时任梁漱溟英文秘书；后排左一是董渭川，时任山东民众教育馆馆长，解放后任北师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后排左二是卢广绵，为工业合作运动专家；后排左三是徐树人，时任邹平县县长。（此照片说明为梁培宽文字提供）。


　　这是一张摄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的十三人合影黑白照片，梁漱溟收藏。其上题记：“二十八年由鲁南返抵洛阳豫省同学相约撮影纪念　梁漱溟九·一八”。此照片为一九三九年一月底，梁漱溟自重庆出发，途经陕、豫、皖、苏，至山东敌后巡视约八个月后，又返回洛阳时所照。前排左三为王靖波，前排左五为黄艮庸（王、黄二人均为同去山东敌后者。王靖波为军事参谋，黄艮庸为梁漱溟私人秘书—笔者）。合影者选择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这个特殊日子，大约有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含义。照片里中心人物是前排左四的梁漱溟，故事讲述的主人公是前排右一的那位，叫张勖仁，时任梁漱溟的英文秘书。

　　二ＯＯ二年三月九日，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淘到一本北京市公安局一九六三年七月汇编造册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以下简称《调查表》），收入九十四名死于该局所辖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及京郊清河农场、北苑农场的北京劳教右派。文艺评论家杜高曾历经右派劳教磨难，一九九八年，他的全套右派档案被学者李辉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这就是引起中国知识界震惊与关注的《杜高档案》。杜高据此回忆反思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写下十五万字的《又见昨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二ＯＯ四年三月出版）。杜高看到《调查表》后，发现里面有些熟悉的人，包括音乐家莫桂新、艺术家姚平。我把莫、姚俩人事迹纂集成文后发表在报刊上，既是纪念，也为历史存档。

　　二ＯＯ四年五月十九日，杜高给我打来电话，询问《调查表》里是否有张勖仁这个人。他说，一位叫张蕴新的中年人看了《又见昨天》，通过出版社找到他，希望了解父亲的情况。张蕴新的父亲张勖仁是劳教右派，一九六Ｏ年病逝于清河农场，杜高与他并不认识。放下电话，我翻检《调查表》，发现有张勖仁其人，粗糙发黄的纸上留下两页这样的记录：

　　姓名：张勖仁
　　性别：男
　　年龄：五十三
　　民族：汉
　　家庭出身：地主
　　藉贯：河北唐山
　　收养前有何疾病：/
　　本人成分：反动官吏
　　家庭住址：崇内鲜鱼巷十八号后院
　　收容前职业：北京编译社翻译员
　　是否保留公职：开除
　　收容日期：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原政治面目：/
　　案情性质：（历史）反（革命）兼右（派）
　　教养年限：/
　　家庭人口及经济状况：家中有妻、子等五口人，生活依（靠）其妻子工资为生。

　　简历：三八年任伪军委会指导员，上校秘书，政治教官，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社宣传科长（曾主编反动刊物“奋斗”半月刊）。四二年任重庆外事局英文翻译，伪外事局驻印办事处翻译，重庆、南京伪外交事员。追随梁漱溟多年。四一年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组织。

　　教养理由：污蔑合作社“搞糟了”、“农村干部无恶不作”、“现在农民太苦啦，他们连一分钱都花不到”。污蔑党不民主，比法西斯还厉害。替右派分子葛佩岐（琦）鸣冤。整风开始后，他提出向党进攻的“改革方案”，主张把社长送去学习，要取消业务组领导。并与右派分子黄子安等人结成反动小集团，经常密谋反党，策划参与反动的“经验交流会”以夺取社的领导权。反右开始后，他与社内右派分子订立攻守同盟，编造假交待（代），不认罪，抗拒交待（代）问题，对群众揭发出他的问题进行抵赖，并公开叫嚣威胁积极分子说：“你揭（发）我是陷害我，要反坐”。经多次教育无认罪的表现。

　　教养期间表现：在教养期间对罪恶认识差，对各项纪律制度还能遵守，对政府有抵触情绪，知道情况也不向政府反映，对（粮食）定量不满。

　　原教养场所：清河农场五八五分场
　　死亡日期：一九六Ｏ年十月十七日
　　死亡诊断：心脏病、风湿性关节炎、急性心力衰竭
　　通知家属情况：六Ｏ·十·十八通知妻荆美英
　　财务（物）处理情况：六Ｏ·十一·二寄十二·五元；六Ｏ·十一·十一寄衣物
　　坟墓标志：五八四公墓六排二十三号
　　是否办过保外手续：/
　　抚恤或补助：/
　　家属反映：/
　　是否摘帽子：/
　　备注：/

　　听说发现了父亲的死亡档案，张蕴新五月二十日即来找我。他一米八零的个儿，背微驼，身板儿单薄，头发略显花白，说话很客气，神情有些忧郁。我取出《调查表》，他便急切看起来，手不时微微抖动，看完后沉默好一会，然后徐徐长出一口气。张蕴新告诉我，他今年五十三，妹妹比他小三岁，母亲荆美英八十六了。一九五八年父亲被打成右派时，他还不到七岁。父亲出事后，家里与亲戚朋友断绝了往来，母亲把墙上挂的结婚照及与父亲有关的东西全部藏起来，从此不在儿女面前再提起父亲。文革初，抄家风起，母亲怕招来灾祸，亲手把父亲的衣服用剪刀绞碎灭迹，父亲的照片、毕业证、译着等也全被销毁。张蕴新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已经知道跟人说话要小心谨慎，察言观色。他虽然学习一直很好，却产生厌学情绪，因为右派子女很难上大学。“文革”开始后，他觉得“解放”了，为之欢欣，从此不再为上学焦虑。张蕴新回忆说，父亲爱唱京戏，性格开朗。平日父亲还常爱唱抗日歌曲《太行山上》，这也是自己人生中学会的第一首歌。在张蕴新的脑海里，父亲的面容已模糊不清，只记得高高的个子，走路时背有点斜，那是在抗日时期受风寒造成的。至今他仍记得与父亲最后分别时的情景：那天早晨天气很好，父亲穿一身旧呢大衣，我和母亲把父亲送到院子大门口。我拉着父亲的手问：“你去哪啊？”，父亲说：“我要出远门”，我说：“爸爸，你早点回来。”父亲点点头。母亲把行李放进三轮车，父亲坐上去，向家人挥手道别，然后转过身。三轮车载着父亲的背影越走越远……《调查表》记录下张勖仁被收容的日期：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张蕴新的回忆，让我了解到《调查表》以外的张勖仁：

　　张勖仁一九Ｏ七年出生在河北唐山开平镇。其父经商，是基督徒，在当地也算大户人家。张家富而重教，张勖仁和底下的四个弟弟妹妹都进入大学深造。他本人先后在天津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学习，一九三二年从清华毕业后，来到生活条件艰苦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与梁漱溟一起从事农村基层建设。他们力图通过实现“村民自治”推动农村发展，为国家法制化奠定基础。尽管实验无果而终，但其经验，对今日“新农村建设”无疑有着重要启示。张勖仁曾任梁漱溟英文秘书，两人坦诚相见，无所不谈。梁漱溟在《朝话》一书里说“求友要求有真志趣的朋友”他们就是这样一对志趣相投，友情延续二十余年的挚友。《调查表》里“追随梁漱溟多年”的记录是准确的，不过是另一种解读。一九三七年芦沟桥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张勖仁投笔从戎，参加了察哈尔抗战，而后又到华北参加抗日武装。在一次战斗中，队伍被日本人打散，他穿著军装逃出来，所幸碰到一位农民，把自己的衣服给他，化装成老百姓在山洞中藏身一天一夜，躲过鬼子的搜查，脱险后重新找到部队。这身衣服，作为他人生经历的特殊纪念，精心保存下来，直到文革被毁。一九三七年，张勖仁在晋绥军和八路军携手合作的平型关战役中参战，与鬼子面对面拼过刺刀。他还到过解放区，一一五师的杨勇曾想挽留他加入八路军。张勖仁后到武汉参加了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文化工作。孙立人的国民党新一军要和美国人一道打通滇缅公路，他被派到远征军给美国顾问当翻译，从国内最后一直到达印度的加尔各答。

　　荆美英一九五Ｏ年和张勖仁结婚。之前，张勖仁在老家结过婚，前妻家里殷实，文化不高。一九四七年前妻去世，留下一双小儿女，他是家里长子，只能辞职回家收拾局面。荆美英的父亲是北京教堂的牧师，家里不富裕。她从小受父母宠爱，养成刚强的性格。因为父亲的特殊身份，荆美英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最后上了齐鲁大学医学院的护理专业。在她的观念里，治病救人就是人生最高的追求。张勖仁和荆美英从认识到结婚并不浪漫，双方从未打听过对方的历史和政治倾向。虽然荆美英不懂政治，但她清楚：丈夫是好人，丈夫的朋友，都是正直的人。解放后，张勖仁在北京编译社从事翻译工作。张勖仁去世前，荆美英曾几次去清河农场看望他。据她后来对张蕴新讲述，张勖仁被送去劳改时，农场干部看了他的档案材料后对他说，“你这点言行，写个检查回去得了，别在这了。”张勖仁却说，“我不写检查，我没任何错误！我说的话全对。我不反党！更不是历史反革命。”他坚决不认帐，最后连饿带病死在清河农场。像张勖仁这样年龄的劳教右派，劳累加上饥饿，很难熬过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灾害时期。据《调查表》记录：全部九十四名死亡右派中，四十—六十岁死亡的有六十人；九十四人中有九十人死于三年困难时期，包括张勖仁。虽然《调查表》“死亡诊断”一栏，没有一个填写的是“饥饿致死”，但据当年因饥饿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杜高回忆，“三年灾害时期，很多所谓病死的右派，其实就是因饥饿导致浮肿死去的。”《调查表》说张勖仁“对（粮食）定量不满”，应是饿到极点后的愤激之举。我们无法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心底曾翻卷过怎样的波澜。

　　荆美英中年丧夫，拖儿带女，还戴着右派家属帽子，困难和压力可想而知。她在北京某医院当医生，对所有病人一视同仁。几十年来，荆美英每天早出晚归。在内科门诊，一上午最多时能看五十个病人，评先进却总没有她。直到退休，还是医师职称。1960年困难时期，干部精简下放，以她的情况，却未被下放，就是因为她业务能力强，长期任劳任怨，真是医院离不开的人。一九七九年，她从医院退休，卫生局负责人有一次见到他们医院的领导，问起荆美英这个人还在不在。院领导说已经退了，卫生局负责人当时就急了，“你怎么把她给放跑了，咱们这儿有几个这样的人啊!”

　　一九七九年的一天，张蕴新和母亲来到北京市公安局接待室领父亲的《右派改正书》。接待室的人对他们宣布：张勖仁有一些错误言论，但错误被夸大了，现在要改正过来。然后，拿出二百元钱作为补偿。母亲走出接待室后眼含泪水，悲愤地说：“一条人命难道就值二百块钱？！”

　　同一个张勖仁，《调查表》的记录与张蕴新的回忆，评价截然不同，事实也有出入和残缺。尽管如此，将二者拼缀比对，大致可梳理出张勖仁的历史和政治态度，有些言行，尤见性格。我曾百思不解：办案人员怎么会丧失基本的理智和判断，把一位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硬打成历史反革命兼右派。看了一些右派回忆录，恍然大悟：当法律与公正缺失时，诚信和良知必遭践踏。在革命的名义下，一些办案人员被训练成供人驱遣的“职业猎手”而不自知。他们以“捕兽”之法“捕人”，整别人越狠，自身就越安全，被诬者则百口莫辩，加上“众人拾柴火焰高”，不怕烧不出右派分子的“原形”。曾被打成右派的上海资深法官何济翔对此深有体会，他在所著《沪上法治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二ＯＯ一年二月版）一书中说：“反右与文革，我觉众人如中邪奔走，全无是非可言，批斗者说黑就是黑，而且一边倒，众口一词，无有杂音，这实是天下奇景。”为了把人“白漂黑”，光荣的历史可以视而不见，一笔勾销，“遵循的原则是一切为目的服务，与目的相悖的材料都可以弃之不用”（杜高语）。我在“《调查表》里的姚平”（二ＯＯ五年三月四日《文汇读书周报》）一文中这样写道: 这番从人到“鬼”的妖魔化过程是如何完成的，值得史家深入研究。把别人变成“鬼”的人，最后也沦为“牛鬼蛇神”，这样沉痛而深刻的教训，是不应该忘记的。

　　据张蕴新介绍，他产生寻找父亲照片的想法始于一九九Ｏ年。当时母亲刚做了大手术，他感到自己有责任在母亲在世时找到父亲的照片和有关资料，给她一个安慰。作为儿子，也应该了解自己的父亲。父亲与梁漱溟是多年的朋友，找到梁漱溟或他的家人，就有可能找到父亲的照片。其实，早在一九八五年，张蕴新曾有过一次极好机会，可惜错过了。当时梁漱溟还在世，住在部长级干部和高级民主人士居住的北京木樨地二十二号楼。一天，张蕴新到那里一个老同学家串门。从同学家出来下楼时，他发现有家门口贴着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写的一个条子，大意是：我的父亲梁漱溟今年已九十有二，身体不太好，请来客不要打扰。“对我父亲和梁漱溟的关系我早就知道，所以一看到那个条子非常兴奋。但转念一想，我要进去的话，一提起我父亲，万一人家身体非常虚弱，又怕造成刺激，当时真是犹豫再三，在他家门口徘徊了有十多分钟，最后还是选择了悄然离开。”张蕴新说，他之所以选择离开，是源于一种长期压抑环境下形成的凡事避让，处处谨慎小心的习惯。带着这种心理，他一拖再拖，直到九十年代初重寻故地。此时梁漱溟已于一九八八年去世，梁家也搬走了，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

　　这条线索中断后，他并不甘心，又千方百计到一些亲戚朋友那里去寻找，但毫无进展。张勖仁生前在北京编译社工作，该社后并入马列编译局。张蕴新找到编译局人事处，处里人说，张勖仁这个名字我们没听说过，可以给你查，但是你得给我们提供一下当年有谁和他在一起，看这些人能不能提供线索。张勖仁一九五六年才进入北京编译社，之前一直在家译书，是自由职业者。本身结识同事时间就短，单位后又被收编，况且经过几十年岁月，要找到能提供线索的人，真是太难了。张蕴新只好又去北京劳改局碰运气。二ＯＯ四年清明节前一天，他来到茶淀的清河农场，总值班室一位不到四十岁的中年人接待了他，巧的是，这个人对那段历史非常感兴趣，正收集研究有关资料。他对张蕴新说，“当年埋人的地方已不复旧貌，如果你家有关系，可以从北京市公安局调查他具体的安葬地点。至于档案，我可以帮你查一下。”过了两天，他给张蕴新打来电话，说已查到张勖仁的档案：只有一张死亡登记卡，没有照片，内容寥寥几行，记录从生到死。一个人精彩的生命过程，被浓缩得这样简单。直到二ＯＯ四年五月，张蕴新看到杜高的《又见昨天》，寻找之途才峰回路转。

　　发现死亡档案后，张蕴新隐约感到自己离找到梁培宽的日子不远了。一天，他在电视上偶然看到了梁培宽，更增强了寻找的信心。二ＯＯ四年九月初的一天，他给一个同学的姐夫打电话，让他打听了一下梁培宽的情况。此人是民盟中央机关一位处长，而梁漱溟当年曾是民盟成立的发起人和秘书长。当天下午，他就给回了电话，说已经找到了梁培宽爱人的单位。经一番周折，张蕴新终于与年近八旬的梁培宽通上了电话，心情十分激动，因为多年的寻找终于有了结果。当梁培宽听到他叙述一九八五年在梁家门口徘徊的那一幕时，特别遗憾地说：“哎呀，你的情况和别人不一样。解放后不但你父亲，还带着你母亲都来过我们家很多次。我爸爸当时要是知道你们家里的情况，他肯定会要找你。”那天，他们在电话里谈了很久……

　　九月二十日，张蕴新收到了梁培宽寄来的梁漱溟与张勖仁等人的两张合影照片。一张是前面提到的那张十三人合影；另外一张为一九三四年一月末摄于于山东邹平，是丹麦国际高等学校校长访问参观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后的合影。人物排列顺序为：前排左一是梁漱溟；前排左二是Manniche，是丹麦国际高等学校校长；前排左三是Carson，时任齐鲁大学教授；前排左四是孙廉泉，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前排左五是张勖仁，时任梁漱溟英文秘书；后排左一是董渭川，时任山东民众教育馆馆，解放后任北师大教授；后排左二是卢广绵，为工业合作运动专家；后排左三是徐树人，时任邹平县县长。此外，还有张勖仁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用英文撰写出版的一本专门介绍“乡村建设研究院”的著作复印件。书内夹纸一张，上有梁漱溟手迹：“此册出于故交张朂（“朂”通“勖”—笔者）仁手笔。张毕业于早期清华大学政治系，经友人介绍来邹平研究院任英文秘书。其后日寇入侵华北华东时曾与其它同人出生入死参加游击抗日工作云。　一九八五年三月追忆补识　九十又一老朽”，下钤“梁漱溟印”一方。梁先生历经九十一载风雨，偶翻老友旧著，往事奔涌眼前，斯人已逝，著作犹存，不禁感慨系之。张蕴新把那张十三人合影照拿给我，让我猜其中谁是他的父亲。我一眼就认出前排右一坐着的人就是张勖仁，因为张蕴新的眉眼、脸型、身材和他父亲太像了。我看到，此时的张蕴新一脸灿烂，完全没有了忧郁的神情。

　　张蕴新说，他后来把父亲的死亡档案和照片都给母亲看了。之前，他先把父亲的照片给母亲看，母亲表情出奇地平静，像在看一位陌生人。他感觉老太太对往事已看淡了，犹豫再三才小心翼翼地提起死亡档案的事儿，母亲说，“也挺有意思的，拿来我看看。”没想到看过后老太太勃然大怒，大声嚷道：“怎么能这么写呢？你爸爸做了很多好事情，这上写的一无是处。人死了还这么写，太过份了！”这份档案，激活了荆美英多年埋在心底压抑着的最痛苦的情感。

　　与右派幸存者相比，张勖仁是不幸的，他没有熬到“改正”的那一天。与许多死亡右派家属相比，张蕴新是“幸运”的，他找到了父亲的死亡档案和照片。尽管《调查表》评价不实，但毕竟提供了一些关键材料。张蕴新说，“这是我所看到有关记录父亲情况最多的一份文字资料。”而许多死亡右派家属，最后得到的仅是一纸简单的右派改正书。其亲人行迹，永远湮灭在历史烟云里。

　　二ＯＯ六年五月七日定稿于平雅居


　　后记：本文完成后，惊悉张勖仁的夫人荆美英女士因病于二ＯＯ六年五月十三日上午在北京回民医院去世，终年八十八岁。据其子张蕴新介绍，家属已将荆美英的骨灰与写有张勖仁名字的“招魂牌”安葬在北京西山公墓墓穴内，以示夫妻合聚之意。谨奉上此文，以为纪念——笔者


原载《老照片》第四十七辑。

 不该被遗忘的音乐家莫桂新

·姚小平·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一位普通的右派、年仅四十一岁的音乐家莫桂新因食物中毒死在遥远的兴凯湖农场。四十五年以后，如果不是当年造册的一本《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流入到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上，微不足道的莫桂新早已被世界所遗忘。

　　莫桂新死后被草草埋葬在一个土丘上，只插上了一块土牌，上面写着：“劳动教养分子莫桂新”。用不了多久连这块木牌也消失了。他身后只留下一块手表和一块蜡染的花土布，其中包含着一个音乐家对人间全部的爱，对生活全部的信念。


　　“调查表”里有莫桂新

　　二ＯＯ二年三月九日，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一本一九六三年七月造册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收有北京九十四名死于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和京郊清河农场、北苑农场的劳教右派。每人两页，文简字省却“五脏俱全”：姓名年龄、家庭住址、收容日期、案情性质、个人简历、教养理由、教养表现、死亡日期、死亡诊断及坟墓标志等逐一记录。曾历经右派劳教磨难的文艺评论家杜高先生看到这份“调查表”后认为，此物是从北京市公安局五处流出的。杜高发现，我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权的爱人莫桂新，也在其中。

　　杜高把莫桂新的死亡登记表复印后，转给莫桂新的小女儿莫燕。莫桂新一九五八年去世时，莫燕仅有五岁。看着父亲的死亡登记表，她沉默了许久……莫燕不愿回忆往事，她说，“那是揭开就会流血的伤疤。”

　　以“调查表”为基础，借助《张权纪念文集》等资料，我在采访了杜高以及北影导演巴鸿，北京人艺演员王宏韬、金昭夫妇等人后，莫桂新的影像方渐显清晰……


　　风雨中的伴侣

　　莫桂新从小在文化艺术气息浓厚的环境里受到熏陶，他兴趣广泛，喜欢画画、排球和唱歌，从南开中学毕业后，一九三六年考取了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图案系学习油画。由于他嗓音出色，被一位俄籍声乐教授发现，动员他同时学习声乐。一九一九年出生于江苏宜兴的张权与莫桂新同年进入杭州艺专，在声乐系学习，在这里他们相识相知。

　　一九四二年元旦，莫桂新和张权从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毕业后，走入了婚姻的殿堂。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五年，他们的女儿莫纪纲、莫纪岚相继出世。抗战胜利后，莫桂新举家北上，住在天津明华里。莫桂新在耀华中学当音乐老师，和一些音乐人共同组织了颇有影响的黄钟合唱团，经常在一起唱《黄河大合唱》等进步歌曲，其中罗忻祖、王秉锐、华正文和莫桂新等人，后均成为有造诣的音乐家。一九四七年六月，张权赴美进修声乐。

　　一九五Ｏ年四月，莫桂新进华北军政大学学习。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日，受周总理之邀，已在美国依斯特曼音乐学院研究院获硕士学位的张权毅然放弃优厚待遇，冲破重重阻挠启程回国，全家人重新聚在一起，在北京东城无量大人胡同十五号一个四合院里安了家，这是一段最温馨安宁的时期。一九五三年，随着小女儿莫燕的出生，家里更增添了欢乐气氛。莫桂新与张权先后被分到北京人艺，后又一起进入中央实验歌剧院。

　　莫桂新遇到麻烦，始于一九五五年的“肃反”。据“调查表”记：“（莫桂新）一九四一年重庆音乐院入国民党，与美蒋特分子发生联系，加入天主教。日降后在天津成为国民党文化界要人，国民党音乐节主席，宣传歌咏团团长。主持电台进行反革命宣传，唱反革命歌曲，诬蔑共产党八路军……解放后隐瞒历史参加工作。”凭着歪曲的事实和罗织的罪名，莫桂新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据“调查表”记：“整风开始，（莫桂新）亲自找艺术领导，质回肃反对他（的）处理问题，‘肃反依法进行搜查，根据是什么。’要求重查他的问题，进行翻案。”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了反右序幕。莫桂新“解放后隐瞒历史”，加上鸣放期间攻击肃反，妄图翻案，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兼右派”。从此踏上一条不归路。


　　莫桂新之死

　　一九五八年一月，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毛泽东亲手制定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其中规定，凡“攻击肃反斗争的”，一律划为右派，凡被划为右派的党团员一律开除出党出团，并把右派分子按不同程度分为六类。莫桂新被划为最严重的第一类：保留公职，劳动教养。

　　高墙电网环绕的北京劳动收容教养所位于宣武区半步桥（今自新路）。据“调查表”记，收容莫桂新的日期为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五日。收容所规定，当事人如不服可申诉。事实上，申诉的结果只能是自讨苦吃，罪上加罪。牢里的右派都想早点去劳改农场，希望通过自己的表现早日解除教养；此外还有个原因，收容所里吃不饱，这里每人一天定量三两六（十六两一斤的小两），上下午两顿饭，每顿一个窝头，一碗棒子面粥，外加咸菜或熬菜叶。

　　当张权最后一次去给莫桂新送衣物时，竟未被允许与丈夫见上一面。莫桂新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离开收容所的，目的地是黑龙江密山县兴凯湖农场。那天夜里，数辆押运犯人的带篷卡车停在收容所门口，车头上架着机枪，探照灯把院子照得贼亮，荷枪实弹的军人站立两旁。莫桂新和几百名右派扛着铺盖卷上了卡车，被直接押送到前门老火车站。

　　兴凯湖农场有条规矩：凡越狱逃犯被抓回来，不需要经法院批准，可就地枪决。莫桂新一行到达总场后，被分到七分场，七分场离总场约几十里地，几百平米的范围里，矗立着几排营房一样的平房。每组三十人，睡在对面两排大通炕的屋子里，组长与副组长分睡炕头炕尾，以便监督。

　　在农场，右派们主要干两种活：一是背草。在荒淀子里把打下来的草运往场部，准备冬天烧炕用。每天背草要走两个来回，约六十里路。背的多少，全靠自觉。莫桂新每次都尽力多背；二是挖排水沟。挖排水沟是为了把湖淀子的水弄出去，便于翻地。每人一天要用铁锹挖土八立方。一立方土三千斤，膀子都快累折儿了。大伙都拼命干，以此来减轻心理痛苦，净化心灵，争取早日“摘帽”，与家人团聚。当时还未到三年困难时期，主食随便吃，菜一人一盆，一个礼拜还能吃一次细粮（馒头或米饭）。莫桂新所在的组仅七八个右派，剩下的二十多个都是流氓、小偷和无业游民。右派中，打“同类”小报告，以求邀功赎罪的人并非少数。有的管教还利用刑事犯来整右派。在一次批斗右派的会上，一些流氓小偷在管教纵容下，竟把被斗的右派扔到了粪坑里。不过，莫桂新的威信很高，那些刑事犯倒没给他使过坏。他为人正直，劳动不惜力，待人和善，有时还会说上几句幽默的话来化解冲突。“调查表”对他的表现有如下记录：“该人来场后认罪认错。担任组长，主动搞好文艺活动，如教唱歌。劳动尽到主观努力，抬土抬双筐，遵守纪律较好。”

　　据王宏韬回忆：“八月的一天，因为下雨，大家没出工。那天食堂改善伙食，晚上吃馒头和炖猪肉。大约是肉收拾的不干净，第二天就开始有人肚痛，拉稀，根本止不住。病号也越来越多，最后达上百人。于是管教干脆在厕所旁搭了个草棚，重病号全住在里边。我和莫桂新也住在草棚里，我最多一天拉七十次，而他几乎是上百次。当时农场初创，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医疗条件更谈不上。七分场虽然有医疗室，但医生水平很低，这个病起初未引起重视，等到发现后吃药，已经控制不住了。大概也就两三天的工夫，就先后死了六七个病号。后来我处于半昏迷状态，莫桂新什么时候走的，就不知道了。我侥幸地逃过了这一关，听说莫桂新被送往总场医院，到那就死了。”“调查表”记录下莫桂新的死亡原因：一、急性肠炎，严重脱水，酸中毒；二、继发性痢疾。

　　当时总场文教队担负着一个特殊任务：每年四月到十月不上冻期，要预先在坟场挖好一排埋死人的坑，以备使用。据“调查表”记，莫桂新的死亡日期为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他的痛苦、屈辱、疑惑、无奈和希望，都随着生命的消逝划上了句号。

　　“调查表”记录下莫桂新的埋葬地点：“现为水泥碑标志，埋于太阳岗。”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王宏韬曾与巴鸿跑到太阳岗去寻找过莫桂新的墓地，只看见一块写着“劳动教养分子莫桂新”的木牌插在地上。后来，连那块牌子也没有了。莫桂新死后，农场把他的遗物退还给了家属，其中一块高级手表和一块蜡染花土布至今保留在他女儿那里。

　　五十年代初，姜德明曾听过莫桂新录制的歌颂藏民解放的唱片：“东方升起哟红太阳，高山顶上哟放红光。自从来了解放军，藏民生活变了样……”三十多年后，他写道：“如果我真的再听一遍的话，除了喜悦之外，我相信还会含有一点苦味在内。当然，这是歌者事先难以预料的。”


　　“我忘不了老莫……”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九日，张权以“摘帽右派”身份，在北京连续举办了十三场个人独唱音乐会。

　　在周总理亲自安排下，一九六二年三月张权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总理向张权详细了解了她在东北的工作生活情况。当张权说到莫桂新已去世时，总理的眼神突然呆滞了。

　　一九七八年，张权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莫桂新也获平反。

　　方掬芬曾问张权：“你的年龄并不大，怎么不考虑重新组织家庭生活？”张权说道：“我有音乐。再说，我忘不了老莫……”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六日，张权因肺癌在中日友好医院病逝，终年七十四岁。六月二十八日晨，北京西什库天主教北堂为张权和莫桂新举行追思已亡弥撒。他们的婚礼当年就是在教堂举行的。张权的遗体和莫桂新的遗物一起火化，合葬于颐和园后身的天主教墓地。


　　摘自《老照片》第三十七辑

 与二号墓墓主蔡恢的一面之交

·维一·

发掘者在动手剖析一座墓葬的时候，倘若发现自己和墓主在其生前竟然有过一面之交，这样的机缘恐怕连百万分之一的几率都不会有罢？然而，我在退隐江湖十多年之後重拾旧艺，却就这样发现了故交，尽管只是五十年前的一面之交。

　　此人是在《死亡右派份子情况调查表》中列为二号墓的墓主蔡恢。

　　在和姚君商定就《调查表》中的墓主逐案进行认真探讨的时候，我绝对没有想到，这份残存的《调查表》中九十四位墓主会与我个人有什么联系，因为大案发生的时候我尚不满七岁。

　　当年，无论家中父母是出了事的，还是幸免于难的，只要还能瞒过，子女很难从长辈的口中得知其中的端详。这里面当然是包含着父母对子女爱护的一片苦心，姚君描述张勖仁的妻子荆美英就是一个例子¹⁾。我的父母是逃过这一劫的，说噤若寒蝉也罢，说物伤其类也罢，从平素已经是守口如瓶的父亲那里唯一听说过的“右派份子”是个叫“蔡飞”的人，而且只听说过两次。

　　第一次是机关领导宣布这个蔡飞被定为右派，父亲回家之後小声和母亲在议论当天被划定的右派名单。因为父亲自调来北京之後就认定“远交近攻”的防身之道，从来不与部里的同事深交，也从来不把同事邀到家中作客，所以母亲并不认识其中的任何人。之所以谈到蔡飞而使全家悚然，是因为蔡飞给我画过的几张漫画眼下还贴在我的床头！父亲并不希望我知道其中的原委，只是吩咐母亲去我房间摘掉这些漫画。我当然不依，于是大声哭闹一阵，但以我的失败告终才算作罢。後来我躲在父母的房间外面，偷听到“蔡飞……右派……”这样莫名其妙的零星词句，才约略明白：如今天下发生了比漫画要重要得多的大事。

　　父亲与蔡飞平素并无交往。我和蔡飞的一面之交是在五七年旧历年的机关晚会上。当年每逢节下，总要举办一些联欢会。我已经记不得是大年初二，或是初三，总之那天邮电部的工会要举办一场京剧折子戏联欢，就由职工里的票友戏迷自己穿上行头装扮起来。正巧那年父亲把我的祖母从长沙接到京城来小住，而祖母偏是个戏迷，而且不论水平。梅兰芳，马连良当然可以，而末路票友也不妨事。为了讨老太太欢心，平素不参加这类活动的全家老小，这次却是倾巢出动，到机关大礼堂里看末流之外的演出。

　　想必是我还没有到上小学的年纪，对这类冗长的连出折子戏丝毫不发生兴趣，在座位上便不安份起来。为了不要扰了大家的兴致，临座的一位长者便抽出一张纸头，寥寥数笔，将舞台上的人物栩栩如生地画将下来，递给我看。小孩子见到这样稀罕的物什当然高兴，大概总使我一直稳定到全部演出完毕，让大人们终于舒了一口气。父母起身，连忙向这个“围魏救赵”的同事道谢。彼此打听了名姓，父亲才知道他叫“蔡飞”。

　　回到家里，我欢天喜地，将漫画贴到床头。父亲跟我说，那个跪在地上，就会一口一个“我不愿意呀，我的大老爷呀”演的是《三不愿意》里的崔丽英，而那两个摸黑打作一团的武生演的是《三岔口》里的任堂惠和刘利华。就是那次得到的人物漫画让我其後数年渐渐对京戏发生了兴趣。

　　而再次听说蔡飞这个名字是在我偷听到父母谈起他被定为右派，送去“劳改”的几年之後。这次父亲谈起蔡飞的神色更为阴沉，声音更为细小。这个时候已经是六一年初，全国都已经在饿肚皮，不但旧历年的演出根本谈不上，就连过节定量供应的二两芝麻酱和半斤猪肉都要打破头了。大约经过历次运动的磨炼，父亲懂得，越是这个时候越要谨慎小心。

　　我见父亲回家后脸色不大对，饭桌上一言不发，我就开始怀疑是我在学校淘气，老师又找到家长告状，所以装得格外乖巧。晚饭後，父母锁在自己的房间里小声谈话，我又重操旧技，躲在房门背后偷听。慢慢才知道，他们谈的并非我在学校的表现，而是给我画过漫画，後来被送去劳改的蔡飞死掉了。

　　最后听到的是父亲的一声长叹：“都多留心吧，不知哪天会轮到我们呢。……”

　　我那时已经读到小学三年级，多少懂得一点世事，那声长叹对我的震撼直到今天仍在发生作用。我依然认为，当年父亲对蔡飞之死所说的那番话是我心头一块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尽管父亲和他并没有什么交情，我和他也仅有一面之交。後来，真是一语成谶，父亲的命运终于应验在文化革命里头。

　　所以，当我打开《调查表》，无意间突然发现列在二号墓的墓主名叫“蔡恢”，原工作单位为邮电部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仔细往下看，并且连忙向姚小平询问详细情况。当我被告知：“蔡恢历史上曾为美术员，会画漫画”的时候，我就基本认定：这个蔡恢很可能是我记忆里的蔡飞。

　　据有人说，悟性高的人记性就坏；而记性好的人悟性就不行。当我服膺了这个论断之後，再读钱钟书先生“记忆是靠不住”的说法，就认为此乃钱先生这类悟性高人的感慨。我暗忖自己资质平平，故而对本人的记性颇为自得，譬如困难时期高价粮食的定价，黑市上兑换来亨鸡蛋所需粮票的行情等等，至今倒背如流。

　　然而为了确定蔡恢就是蔡飞其人，我还需要对记忆做几点确认。其一：为什么蔡恢被父亲称为蔡飞？

　　即便那次京戏联欢会上初次和蔡恢互通姓名，父亲可能有耳误，但宣布右派名单的时候，组织上对下属的姓名却不会说错。而且，既然蔡恢的遭遇给父亲造成了那么大的震动，事后也会去确认。

　　对此的解释是我的“耳误”。因为父亲是长沙人，长沙话（实际上许多南方话，以至于日语）的喉音“喝”与唇齿音“夫”很难区分。平素说话，根据上下文还不成问题，但倘若是人名地名，就需要确认，譬如“黄”“樊”不分就是很好的例子。

　　其二：记得父亲说过，蔡恢是送到东北劳改，为什么《调查表》中的记录却是死于京郊清河农场？

　　对此我请教了《调查表》的发现者姚小平，姚君转告了从专家那里得来的解释。原来兴凯湖劳改农场虽然位于黑龙江省边陲，但直属北京公安局五处（劳改处）。原先与苏联交好的时候，兴凯湖农场接近苏联的边境，将“反动份子”安置在那里十分安全。倘若劳改份子逃到苏联方面去，苏方会立时递解出境，交给中方。而且上级已经批准，凡是苏方交回的逃犯都作为“叛国”论罪，不必上报，可以立地处决。但是後来中苏交恶，那里的位置作为“劳改农场”就不安全了。所以兴凯湖劳改农场的右派劳改犯大都迁入京郊清河农场，最后整个农场移交黑龙江地方管理。父亲只知道蔡恢他们这批右派被押解到东北劳改，并不明了其後的变化。另一方面，这也从而解释了一个疑团：按说大量的劳改犯是死于三年大饥荒中的高潮六Ｏ、六一两年，为何《调查表》中兴凯湖劳改农场的墓葬只有五位死者，而且均死于五八、五九年（最晚去世的六十二号墓主，北京三十五中教员陈以和死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有了这番背景解释，我们就懂得其中的原委。再看《调查表》里清河、北苑农场两处墓地的多数墓主，就发现他们均死于这两年，与全国因饥荒而大量死亡的时间完全同步²⁾。

　　有了这两件事情的释疑，我可以认定：二号墓葬的墓主就是我幼时曾经有过一面之交的蔡恢。而且根据《调查表》大致可以将蔡恢从机关开除，关押到农场劳改，直至死亡，这两年十个多月的人生轨迹勾画如下：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六收容关押，後押解到黑龙江兴凯湖劳改农场，六Ｏ年後迁押到北京京郊清河农场继续劳改。最後于一九六Ｏ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凌晨五时十分死于劳改队病房，终年五十一岁。尸体葬在清河农场于家岭墓地，六排二号。

　　根据《调查表》的记载，十二月二十一日，蔡恢死亡当天，农场即通知了蔡恢的妻子蒋崇伦。蔡恢属于开除公职处理，按说与原单位已经没有瓜葛，农场即便立刻通知，我的父亲也肯定不会很快得知。从时间上说，这一点与我的记忆也相符合。

　　值得一提的是：《调查表》还有一栏里填有“因海外关系，未办理保外手续”的字样。我们知道，办理“保外手续”，大都是因牢犯病重而需要“保外就医”，实行人道救治。根据“死亡诊断”一栏的资料，蔡恢“历史上就患有心脏病，因心脏瓣膜病，肺结核，死亡”。参照其他墓主资料来看，同一栏目均没有填写“是否办理保外手续”这项内容，可见当时蔡恢的病情十分严重，或许有人曾经提出过“保外就医”的建议，但由于“海外关系”而被否定了。那个年代正是大饥荒的高潮，民间的饿莩尚且司空见惯，何况劳改农场的个把犯人。为了推卸责任，蔡恢的旧疾正好可以当作死亡原因的借口。然而当局或许没有想到，填写墓主资料上的细微差异却泄露了玄机：明知蔡恢患有严重疾病，却仅仅因为“海外关系”而不批准“保外就医”，最终造成墓主的死亡，同样也是难辞其咎。当然，这种“按下去葫芦浮起来瓢”的解释今天看来固然捉襟见肘，当年却完全是可以言之成理的。

　　最後我想提到《调查表》中蔡恢的“教养理由”一栏，其中的罪行里除了“支持储安平反党言论”的套话之外，还有这样的细节描述：“……，画了一张‘隔墙有影动，疑是故人来’的漫画，诬蔑党的反右斗争是捕风捉影”云云。

　　二十多年後，右派顷刻平反昭雪，档案销毁殆尽，只留得九十四名墓主的名姓造册流落坊间，差强几成孤本。如此看来，蔡恢当年倒是早有先见之明，只可惜为此枉送了一条性命。

　　这也再次证明了蔡恢具有漫画的才艺，肯定是我记忆里的那个蔡恢，那个和我只有一面之交的蔡恢。我的记忆没有错。

　　这个结果让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叹。喜的是我的记性居然依旧很好，五十年前的往事恍如昨日；叹的是，按照悟性与记性互补相关的规律，看来我的确是个悟性平平之人，对二号墓主蔡恢的剖析，也只有如此勉为其难的浅见与拙识了。

注释：
¹⁾ 姚小平：《寻找消失的背影》
²⁾ 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

 墓主死亡统计分布表

·茶淀文化考古工作队·

注：图中右下方蓝色区域为为兴凯湖，兴凯湖农场在湖的北岸，密山与虎林一线以南。兴凯湖南侧约三分之二面积在前苏联境内。

 兴凯湖农场卫星鸟瞰图

注：图中右下方蓝色区域为为兴凯湖，红色圆点周围地区为兴凯湖农场位置。 

兴凯湖农场


兴凯湖农场建于1955年，距密山市东南95公里处。土地总面积为114115.4公顷，其中耕地26939.23公顷，水域43506.07公顷,湿地696.07公顷。农场东、南隔松阿察河与俄罗斯相望，西靠大、小兴凯湖，北与八五六、八五七农场毗邻。

兴凯湖农场现有总人口21464人。农场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现已建成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商、运、建、贸兴旺发达；科、教、文、卫、体综合配套的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年实现粮豆总产量17.75万吨，其中水稻总产17.45万吨。生产总值34650万元；非国有经济总产值达到1.32亿元；畜牧增加值923万元。

兴凯湖农场四面环水，资源丰富，空气清新，加之无污染，土质肥沃，地表水有机质含量丰富，成为优质稻谷生产的最佳生态环境。

兴凯湖农场自然风景优美，大兴凯湖浩翰似海，小兴凯湖烟波如带。湖畔稀有树木林立，湖中盛产大白鱼，保护区内34万亩湿地成为天鹅、白鹭等珍贵鸟类繁衍生息的“王国”。湖光秀丽，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是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

农场地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小兴凯湖畔，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自然风光。为实现景色优美、环境整洁、地绿天蓝、山清水秀。近年来，农场十分重视抓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建设工作，特别是自二OO0年以来，在《兴凯湖农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建设规划》指导下，三年累计植树造林650多公顷（其中：退耕还林330公顷）。退耕还湿2000公顷。

同时，农场还以生态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生态经济理论为指导，建立了多层次、多功能的立体生态结构。实施一个基地（稳定的绿色食品生产基地）、两条产业（发展的稻米加工产业，先进的造纸工业产业）、三个良性循环（农业、米业、纸业主副产品循环综合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使农场经济步入了与自然经济相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快车道。


摘自《牡丹江农垦局》网站

 清河农场位置图

注：图中红色双环所标位置为清河农场 

清河农场卫星鸟瞰图

注：图中绿色箭头为北京，红色圆点为清河农场。 

 北苑农场位置图

注：图中红色双环位置为原北苑农场所在地 

 茶淀农场历史简述

天津农垦已有千年历史。早期农垦主要是军队屯田、开荒种地，以备粮饷，后又增加民屯。因战争或疏于管理，屯田时断时续，规模也不大。

北宋淳化四年（993），河北缘边屯田使何承矩调集兵丁修渠筑堤，垦种水田，其中包括现在天津的西部、南部、静海等部分地区。

元朝至元十一年到至大三年（1274—1310），元政府先后在武清、宝抵、静海、直沽海口等地进行屯田。

明朝万历二十六年（1598），天津海防巡抚汪应蛟率官兵在海河两岸开荒，两年内在葛沽、白塘口一带垦田五千亩，十分之四为水田，亩收四五石。

清代时天津屯垦得到了较大发展。康熙四十三年（1704），天津总兵蓝理率兵在天津城南一带开垦荒地1.5亩，种植水稻成功，康熙帝赐名“蓝田”。同治五年（1866），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军粮城一带开渠3道、分地成排，共56排，垦得水田5万亩，招民垦种，使海河东岸荒地得到开发。同治十年（1871），支隶总督李鸿章派准军提督周盛传率兵十八营进驻津南马厂练兵，修建马厂至新城大道，沿途设站。同治十三年，周盛传在新城附近督率士兵开渠设闸，按照南方水田设置开垦稻田。光绪元年（1875）周盛传留马队驻马厂，其余十四营移屯小站，督建营房，开挖自靳官屯经小站至大沽海口全长180里的马厂减河，引灌溉之水，历时六年，先后开垦稻田6万余亩，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驻军奉命开赴前线，所垦水田由政府接管。 清末，民族工业出现，屯田也由军屯、民屯逐渐向新式企业发展。光绪三十年（1904），曹嘉祥、郑翼之等七人集银54万两，创办天津福兴垦务有限公司，在天津、静海、沧州三县交界处购买荒地3万亩，从事种植、畜牧。

1917年，周学熙、朱启钤在宁河、茶淀一带购买土地4万余亩创办开源公司，改良碱地，种植水稻和杂粮。1935年该公司将土地委托给河北省棉产改进会经营，成为植棉基地。

1920年，天津开源垦殖公司创办，经营农垦、畜牧及土地抵当买卖。该公司有宁河后楼沽、军粮城、大兴南苑三个农场，土地近6万亩，设蒸汽抽水站排灌。

1926年4月改名为新开源垦殖公司。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天津后由华北垦业公司经营。

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天津后，为掠夺军粮，投入大量财力、物力收买民地和荒地，建立了136个使用电力机器灌溉的农场。日军在宁河县蓟运河西部强征民田5万亩开辟农场，从朝鲜招来4300名农民种植水稻作为军粮，当地群众称其为“高丽圈农场”。

1942年4月，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深入，为掠夺更多的军粮，在北平成立华北垦业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除接收河北省棉产改进会原开源公司土地外，在蓟运河及滦河流域大量收买盐碱地进行垦殖。除小站营田由伪河北省政府小站农田局管理外，其他各中日民营农场均由该公司控制。该公司采用电力机械，增强了灌溉效能。

1945午9月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接管了日伪时期的农场及其管理机构，虽作了几次调整，但农场规模没有扩大。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各农场及其管理机构。同年4月1日，津沽区农垦局成立，统一管理天津各农场。是时，津沽区农垦局对其所属农场，大体分三类进行管理：一是农区农场，其土地和水利设施为国有，场方负责技术指导，发放种子、肥料、柴油等农贷，农民负担劳力和部分农具、肥料，组织农民垦种或合作垦殖；二是直营农场，规模较小，如军粮城试验场、天津农牧场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均为国有，工人为国家职工；三是由国家投资建电力扬水站，发展水利灌溉，向受益的农民收取一定的水利费。津沽区农垦局成立后，因政策对头，领导管理得当，群众积极性高涨，生产连年发展。l949年各农场在普遍遭受水灾的不利情况下，当年粮食总产量6000万斤，比上年同面积增产180万斤；当年旱田改水田和垦熟荒地兵3.4万亩，增产粮食380万斤，两项合计增产粮食560万斤。

l950年2月，中央农业部决定将津沽区农垦局更名为渤海农垦局，隶属中央农业部。当年该局粮食总产1.14亿斤，比上年增加5404万斤。1951年粮食总产1.2亿斤，比上年增长18％。

5O一60年代，为增加粮食和副食品生产，安置城市失业人员，国家投资在津郊陆续开荒建立国营农场。先后新建了双林农场、东郊农场、青光农场、塘沽农场、工农联盟农场、赵庄农场、汉沟农场、刘安庄农场。1965年底，全市共有10个国营农场，由天津市农林局领导和管理。


摘自《中国农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