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过分在气节上求全生活在那个苦难时代的知识分子，都不免是为那个残暴的政权在作开脱。"《鲁迅的最后十年》，林贤治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第一版为鲁迅先生立传的人数以百千计，最得我心者，除了竹内好，便数林贤治。他人写鲁迅，将其当作客体，作者是...

这些当年的坏人如果不知忏悔，怙恶不悛，活到今天，会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所以有句话说得特别准确：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节。（网络图片）1966年6月，陈寅恪成为中山大学首批被揪出的牛鬼蛇神，红卫兵可以不分昼夜，随时闯入他的住宅抄家，在室内墙壁、床头张贴大字报，一边高呼口号，一边批斗。高音喇叭甚至整天对着陈寅恪夫妇卧室的窗户，喧嚣叫嚷，不绝于耳。到了1968年初，红卫兵已经不再...

1957年毛主席访问苏联和1960年少奇同志访问苏联，都不是以国家主席身份。……江青在上海也讲到出国穿戴的事。她对我说：“你在国外戴什么呀？衣服上不要戴别针，你看人家安娜·卡列尼娜，一身黑，不珠光宝气，多高雅。”江青当时是劝我不要戴别针，没说不要戴项链。“文化大革命”中批斗我，不知怎么的，造反派说江青要我别戴项链我不听，成了一条罪状。

当天夜里，汪篯打开家中备藏的杀虫剂“敌敌畏”喝了下去。未久，“敌敌畏”毒性发作，汪篯痛苦不已，开始在家中号叫并且以头撞击水泥墙壁。邻居于漆黑的夜幕中听到隔壁突然传出如此凄惨可怕的声音，于惶恐中急忙招呼众人前来施救。但汪篯显然是去意已决，早已反锁了家门，外人无法进入。当众人把门强行撞开时，发现他早已气绝身亡。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死时汪篯年仅50岁。

傅斯年在同毛的谈话过程中，发现其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的非常熟，而他正是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认为毛不过是“宋江一流”。1986年，钱穆在文章《新春看时局》中，依然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因为这国号代表“从此以下，中国不由中国人自己领导，需改由非中国人如马恩列史来领导”；他更直言，此国号与共产主义不除，两岸不能谈统一。

早年间，康生在写给赵万里的一封书信中提到了陈寅恪：赵万里先生：多日未见，闻大小忽雷已购到，未知传奇钞本亦购得否？兹有数事请教：王静安先生遗书久购未得，今书店送来一部，大概是三六年版本，印得还好，索价一百二十万。此书是否不易找到，价目是否贵些？记得似乎有一刊物说：陈寅恪先生对会真记...

他一面吃一面问学生：“你们每天都吃这样的饭菜吗？”同桌的学生回答：“一年四季都是这样。”蒋对随行官员说：“米质太差，菜里的肉太少，要设法改进。他们正处于长身体、长知识的阶段，不能亏了他们。”三扒两扒又吃完了，还把下饭的青菜、萝卜份菜吃了一大半。接着，蒋校长不知怎么想的，又到饭桶去盛了第三碗，把份菜倒进饭碗里，全都吃光了。时年57岁的国家元首蒋介石居然比学生还能吃，而且吃的是“八宝饭”，确实把学生都给镇住了，食堂学潮最终也平息了。

他，没有博士文凭，却与梁启超、王国维并称清华三巨头，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他，一生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晚年却遭遇史无前例的暴政，身家性命无处安顿。民国时期中国涌现出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师。按照一些书中的描述，他们是有风骨、好玩且学问深厚的人，对世事也常有惊世骇俗的作为。我们今天...

汪篯，文革爆发时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文科教授之一，成为北大第一个自杀的教授。（《百年真相》提供）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1966年6月10日，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文科教授之一汪篯，在北大朗润园十公寓的家中服杀虫剂敌敌畏自杀，年仅50岁。汪篯是文革爆发后，北大第一个自杀的教...

昨晚盛宴，清华校长兴奋得肾上腺素都要爆表了。看着那张泛着油光的迫切的脸，我知道他很想建世界一流大学。不必迫切，在朝廷看来，清华早就是世界一流了。虽然耶鲁培养出了三位诺贝尔物理学奖、五位诺贝尔化学奖、八位诺贝尔文学奖、八十位普利策新闻奖以及无数格莱美奖。但那些奖是没含金量的，它们毕竟没获过“鲁班奖”“五个一进步奖”“双拥建设奖”，连“精神文明奖”这么基本面的奖也未获过。

苏共将它的统治建立在无数人的鲜血和白骨上，中共也是这样。 靠杀人夺权，靠杀人立威，靠杀人补充能量，靠杀人制造恐惧，靠杀人维持极权统治，这便是中共“吞噬”民国大师们的根本原因。

劝说胡适留下的吴晗曾是著名的明史专家，也是胡适的得意门生。胡适曾多次对人说，吴晗可惜，走错了路。“新中国”成立后，吴晗焕然一新，以接收大员的身份掌控了北大、清华，一时意气风发时，越发认为胡适是典型的狗坐轿子，不识抬举，是真正的“走错了路”。文革期间，吴晗因《海瑞罢官》开始受到批斗，继而又挖掘出建国前他写给老师胡适的信，成为其投靠胡适的死证。1969年10月，吴晗被斗死。

1949年9月毛与程潜等民主人士同游天坛公园，幸福的日子没几年，这些人估计就笑不出来了，先挨整的，估计是穿长袍的。

1939年秋在香港。左起：陈小彭、陈寅恪、唐筼、陈美延（前小童）、陈流求。（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图）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前途未卜1945秋至1946年春，父亲在伦敦经英国著名眼科专家Sir Steward Duke-Elder诊治并主刀，做了两次手术，视力略有改善，但未能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