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解放"前夕，我的父母正在广州，父亲不肯跟着他们单位逃往海南岛，决心静等“"解放"”。全国“"解放"”后，他们回到武汉，父亲很快参加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我们全家正庆幸父亲成了民主人士，万万没有想到，这正是我们全家灾难的开始。我们哪里知道，早在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发过一个电报，谈到在革命胜利后要让民主党派离开政治舞台。斯大林复电，叫他不要着急。到了1957年，毛主席认为时机到了。
读者应留意令共产意识形态滋长的民族主义环境。 他写道：“对于登峰造极的罪行，列宁和斯大林，中国的毛泽东，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朝鲜的金家王朝等共产暴君，必须承担个人责任。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问题是：促使这些恶毒之人大规模的展开杀戮的理念，或者说，支持这些观点的民族主义的环境。” 最后，作者同样表达了忧虑：“共产主义的血腥世纪告一段落……而它的遗祸的方方面面仍然持续发酵、令人不安。” 是的，因为那还是一碗持续发酵的“毒鸡汤”！
1978年8月，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主办的“真理标准”全国讨论会上，我用“哲学幻想小说”的形式，以《宗教法庭·理性法庭·实践法庭》为题做了发言，在《光明日报》马沛文的帮助下，改成近2万字的文章，9月14日用三页全部版面一次刊出了这篇为天安门事件翻案的长篇文章，通过“跨时代旅行”，我访问了17世纪意大利审判伽利略的“宗教法庭”、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理性法庭”和未来中国“实践法庭”方式，全面肯定了1976年北京发生的四五天安门运动。两个月后的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宣布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
对于毛毒害王明的这段历史可信度究竟有多少？笔者认为，虽无其它证据佐证，但从王明的说明、列出的证据以及毛的狠毒、包括其后对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种种所为看，毛干出这样的事情并不令人奇怪，至于金茂岳后来的否认同样不足为凭。而毛之所以想尽办法毒死王明，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摆脱共产国际对自己的束缚，树立自己的毛思想，并掌控中共的最高权力。在这条通往权力顶峰的路上，任何障碍，毛都会想办法清除，无论是王明，还是高岗、刘少奇、彭德怀、林彪等。
毛式教育革命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谈到教育问题时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就在不到两年前的1964年过年期间，毛泽东还在中国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说：教育路线、方针是正确的，但方法不对，要改变。文革一开始，毛泽东索性推翻自己的说法，一棍子把教育界打成漆...
当时，江青不容许舞会这类活动。八月底时，她让毛不再组织舞会。 毛不久跟我说：“这下我做了和尚。” 自从停止舞会活动以后，毛没有了寻欢作乐的地方。短短数周后，他开始用人民大会堂的一一八厅作为他消遣的所在。如前所述，他在人民大会堂内，有一帮“女朋友”，即各个厅，如福建厅、江西厅等的女服务员，她们轮流来陪他。因此，外面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毛依然故我，过着帝王般优哉游哉的生活。
二十多年前，中国最杰出的青年学子大半都滚进战争的洪流，受到人类史上最入骨也最广泛的侮辱。他们变成流亡学生，变成青年军，变成政客运动下的牺牲品。他们不能忍受干枯的考证主义，于是摆脱了乾嘉学派，但是变成了激进主义的奴隶。他们煽动学潮，批评时政，反对贪官污吏，斥责奸商国贼，慨然以气魄“承当”天下。虽然，从政客的立场看，他们若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破坏者，即是为空想、空希望而勇往直前的敢死队。他们的爱国热忱变为笑柄，变为失败的借口，变为巩固私人权力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