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为捍卫应有权利的抗争有三条战线：街头、议会和国际。这半年来最恒常和牺牲最大的是街头，真正略有成果的也是街头。中大女生吴傲雪在选前受访表示，有一班手足，想由地区工作开始做起，她说会尊重他们的选择和参与区选；选后受访时她说选举是支线，主线仍然是街头抗争。

为什么说区选结果显示主流民意是“以暴制乱”呢？因为区选虽然选出来的议员只处理地区事务，但投票率推至这么高，是大多数市民不是因地区事务而投票，是为了时局，是对政府管治的极度不满，对政府和警谎极度愤怒。概括来说，就是要表明不是政府所说的什么“止暴制乱”，而是警察的“以暴制乱”。市民对“乱”不满，但认同“乱”是警察的“暴”造成的。

在专权体制中，权力一元化地来自上级，权力就是一切，是体制中每一个人唯一的存在感，在这种体制下，所有人固然唯命是从地执行上级指令，而当他向上级反映他所了解的社会或战时情况时，他都会同那个纳粹情报官一样，不会讲上级不喜欢听到的实况，而是讲上级想听的话。当制订政策者凭主观意愿而不是客观事实去掌握情况，作决策判断，效果就会适得其反。这是专权体制的致命弱点，这体制给所有掌权者带来道德缺陷的愚蠢。

有律师在网上说，被捕不是末日，五个月来，85%的被捕者都没有被起诉，剩下15%也未必告得成。不过，坏消息是：昨午有市民拍到理大附近铁路上，有警方将大量被捕人带上火车，未知原因为何，更不知会载他们到哪里。亦有网民影到，在深圳至少七架特警车前往皇岗途中，怀疑是去接收刚送上火车运载的被捕人士。

所有的抗争者，黑衣人，或香港的普通市民，都是制度暴力下的受害者。近日政论家长平在《德国之声》专栏中说，西方国家对中共政权的绥靖政策已经持续了30年，和这种绥靖政策配套的舆论，是“责备受害者”。“责备受害者”是一种社会心理防御机制，人们面对受害的弱者不能提供帮助的时候，既不愿意直面自己的怯懦和无能，又不愿意放弃公正的信念，于是就说“受害者也应该承担责任”。

在家安全吗？警察可以入屋。坐车安全吗？只要车中播放一首警察不高兴的歌，警察可以把车中人拉下车逮捕。警察安全了吧？如果安全，又何须蒙面执勤？何须申请法庭禁令不可透露个人及家人身份呢？特首、高官安全吗？林郑除了有许多场合不敢去，去哪里都要G4保护之外，她还要担心乌纱不保、权力不稳，更甚者会在中共的权力斗争中突然被莫名其妙地栽上“罪名”。

香港警队，目前处于一个完全没有制衡、什么坏事都可以做，而且还会在做了之后不停撒谎的状态。不受制衡的有牌烂仔，比苏联、东欧甚至中国的共产党警察统治更可怕。共产国家除公安外，还有武警、军队相互制约，香港警察不但没有制约，而且背后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独裁政权撑腰。

陈彦霖赤裸浮尸，吴傲雪遭港警性侵的证词，浸大学生记者邓泽旻被扣留时遭便衣警出言威吓鸡奸，黑警闻周梓乐死讯说要“开香槟庆祝”，加上无数靓女靓仔被压制在地暴打和侮辱的影像，都使人不能不相信警察已经上下一心要与香港年轻人为敌，所有网上流传的警署内的性侵、硬迫口交等等劣行都大大增加在公众中传播的可信度。

倘若面对完全不讲道理，说7.21不是白衣人施暴，而是“互殴”，说几个警察对已经被制服的人仍然暴打不是过份暴力，或者对绝大部份的传媒报道和公正的民意调查拒绝相信，那么也不必愤怒，不妨微笑请他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哲学家罗素说：“如果某个人硬要说二加二等于五，你只会感到怜悯而不是愤怒。”

专权政治的体制优势就是高职低能的趋势。如今年初大陆网文“2019年谶言”所指：“志大才疏，外强中干，掩耳盗铃，缘木求鱼。自高自大，自欺欺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折腾无方，折磨有术，丑态毕露，笑话百出……”香港若与这种“体制优势”连在一起，发挥互害效应，相信物极必反指日可待。

专权政治一步步走向暴政，人民开始不相信政府，政府也不相信人民，居于政府与人民中介位置的传媒就是主要征象。尤其在今天，传媒已经不是有经营能力的人所能操控，大量的网上媒体、社交媒体，使真相无法掩盖。黑警无底线的暴力，几乎所有传媒都不能不据实报道。警方在丑态被不断揭露的情况下唯有“发老脾”，自暴其短。与传媒关系恶化是堕落标志。

现实是：警队不可能崩溃，反而因为获得政府和背后中共给予有史以来最大权力，和一张张禁制令让他们对付示威者更加肆无忌惮；社会上大部份资本家、财团，始终站在有权者一方；国际媒体对香港的关注，已很难得，但不可能长期维持每天都高度关注；几乎肯定政府已组织秘密警察或政治警察；接管港台、废除公共广播改为类似中央台的喉舌角色，对电视及新闻出版加以限制，看来日子都不远了。

以德国神学家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的话来解释：“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道德缺陷包括只重权力，没有正义与原则；只看一时的权力得失，不看稍远一点的利害；只是一味迎合上级，完全不考虑尽一点规劝言责。实际上这种只有从上而下的单一领导、而没有其他制衡或智囊献言的体制，就是极权政体永远只考量利害、却永远走自残之路的原因。

由梁振英到林郑的港共政权对香港人权益的侵蚀，已经到了市民忍无可忍的地步，这是导致退无可退的香港人大团结的根本原因。在退无可退的情势下，面对实力百倍于香港人的强权，年轻人带头的“揽炒”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利器。“揽炒”就是以死相搏，也就是只问是非对错、不问成败得失的一往无前。

非“致命暴力”就是自卫或针对“物体”的暴力。美国政界的“提醒”，是因为美国企业界会影响政界取向。彭斯说：“北京利用企业的贪婪，试图影响公众意见，胁迫美国企业。有太多美国跨国企业在中国金钱和市场的引诱之下叩头，不仅限制对中共的批评，也不积极表达美国的价值观。”他说：“中国不仅向美国外销大笔金额的不公平贸易商品，近期还外销审查制度。”这是演讲中的金句。香港人对中国外销审查制度已经很熟悉了。

陈彦霖妈妈上TVB为彦霖的死作解释，反而增加市民许多疑团：没有经过精神科医生诊断，怎么知道她患“思觉失调”？如何可以断言她是自杀而不是被杀？警方重案组不是正在调查此事吗？电视访问是否在代替执法？接下来数日，就有“假陈彦霖”“假陈妈妈”甚至是“假CCTV影片”的传言流播。

苏联工人不是真的准备上吊，中国留学生也不是真的要为共产主义献身，都是说说而已。但他们也不是有意说谎，他们只是被集体主义的意识绑架，很自然就说出符合集体意念的话。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来看，是言不由衷，是虚伪，但从集体主义的角度去看，是个人服从集体的一种自然反应。但并不意味他会实行。在西方价值观念长大的人，对这种集体主义观念很难理解。

电视机司法无助案件的澄清，反而增加对案件的怀疑以及对掩盖真相的反感。电视机司法不考虑观众是否相信，因为其实只是当权者的自慰。电视机司法不是司法制度的破损，而是自我证明司法制度根本不存在。向电视机司法看齐，意味着向专权制度看齐，新闻媒体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倘如此，就毋须送中条例，香港已经是“中”矣。

中大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自修例以来所作的第五轮民意调查，在10月8日至14日进行，调查结果对香港警察零信任的比例，从9月的48.3%上升到51.5%。而第一轮即6月初的调查，对警察零信任的只有6.5%。回答当大型和平示威活动都未能令政府回应，示威者有激烈行动...

使毛泽东沉思的1976年世上罕见的陨石雨，这一年有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大中共建政巨头相继死亡；7月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9月9日毛死后即在10月6日发生宫廷政变，中央逮捕「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政坛出现翻天覆地变动。大陆有网文指，1976年和上周五的陨石都落在中国吉林，中国地图似公鸡，而吉林正是鸡头，因此凶兆都落在「头」上，不是一般的「死人」，而是有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