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指导下，广西两派群众组织“联指”(保皇派)和“4.22”(造反派)斗的你死我活，“联指”在军队的支持下，以革命的名义屠杀 “4.22”成员、同情者以及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和他们的家属至十余万人。杀人方法以原始手段、冷兵器和现代火器结合，或用刀枪棍棒击打戳割，或用步枪击 毙，或用机枪扫射，或用炸药爆破，或推下矿井山洞，或驱赶河湖淹溺;生前死后或剖腹取肝、割肉挖眼、切乳剜阴、斩首示众;腥风血雨，直如人间地狱。

周恩来是一个深得厚黑精髓的人物，为人处事总是手腕非常圆通，善于左右逢源，执两用中，用他自己的自夸的话说，就是“天性富于调和”，善于在各种矛盾的对立冲突中保持自身的平衡，还得了一个“不倒翁”的名号。他在努力说服自己在政治上跟毛泽东走的同时，又有意无意地把他自己摆在一种“跟不上”的位置上，小心翼翼地同毛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在贯彻毛的意图，充当文革执行者的同时，又尽力支撑危局，扮演了文革补救者的角色，对毛的极端，文革的狂暴起到了某种缓冲制衡的作用。

毛泽东之所以那样“癞子打伞——无法无天”——不经过国家法律程序，甚至不经过党内组织程序，竟然一个人说了算，就随心所欲地轻而易举地把国家主席刘少奇打倒，不正是因为刘少奇当年大树特树毛泽东的个人威信，极力制造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使毛泽东成为超然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神而造成的“恶报”么？刘少奇正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块“石头”，就是他曾经热烈鼓吹和极力制造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在获知林彪乘飞机外逃苏联时，还不全信，他叫总理(周恩来)再了解进一步情况。等到林彪乘飞机外逃已四个多小时，警卫部队找不到林彪后，总理作第三次报告时，毛泽东还半信半疑，对在场的政治局委员说：“他(林彪)会害怕我不能容留他，要走人。”毛仰望着天花板长叹一口气，说：“高，高超!我被他骗了，骗了二十二年。你们都被骗了!不要做事后诸葛亮!”毛泽东还指着周恩来、江青责骂道：“一个总理，一个我老婆，都把副主席抬得天一样高，我也受你们的骗了。”

1981年，王洪文预想的那一天来了，作为“四人帮”的主犯，被最高法院判处终身监禁，被囚禁在秦城监狱。令她意外的是，崔根娣带着子女过来看他了，面对领导的谈话，她表示不管王洪文怎么样，都不离婚，要等着他。此后每逢国庆，她都会带着子女去探监。 王洪文的子女有三...

搞到1968年10月13日中国共产党8届12中全会召开时，本应出席会议的应当有195名中央委员和侯补委员，实到的仅59人。没能出席的163个人里面，除去10个已经去了火葬场的，剩下的都是被整死打倒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改造成“七无”社会，这个七无是：无产、无知、无情、无法、无德、无美、无赖。

文革期间，被投入监狱的上层人物，大多由周恩来下令逮捕。包括贺龙、王光美、杨成武、余力金、傅崇碧等。最后中共中央专案组罗织罪名要求处王光美于死刑，都有周恩来的批准签字。1968年9月25日，周恩来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在刘少奇“罪证材料”上批道：“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一贯谨慎的叶剑英之所以能够拂逆毛泽东的意愿，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此时的毛泽东虽雄心不已却也力有难及。不但江青等人无法取得军队的领导权，毛也没有实现他限制叶剑英的愿望。毛是否真的向叶“托孤”、“后主”究竟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毛已经看出，在他身后，叶将是最有力的人物。

那个死者面对着楼房，背对着我们。耳朵里流出的血已经干枯，在脸上划出不规则的血痕。地上头周围的一摊血已经发黑渗到泥里。许多苍蝇围着他的头飞来飞去，有的停在他的头上脸上。那个不认识的大人走过来，用手里拿着的一根粗树枝去拨弄死者的头，使得那头转向我们。让我永远难以忘记的是那个脸好像在笑，鼻子里也流出很多的血。

提起“文革”，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在这人妖颠倒的十年里，那些风光无限、狂飙突进、充满暴力、横扫一切的红卫兵形象，并为这些无知无畏的年轻人扼腕悲叹。然而，人们往往忽视对红卫兵这一团体进行性别区分，待人们猛然意识到女红卫兵群体的独特性存在时，审视她们的所作所为...

按照中共的说法，参与南昌暴动的主要领导人有：贺龙、叶挺、朱德、周恩来、恽代英、林彪、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担任军事总指挥的是贺龙。这些人中除恽代英被国民党杀死，叶挺死于飞机失事外，其他人都活到了中共建政，但极少人得到了善终。

江青最后以自杀告终，有点出人意料。关于江青自杀的消息，是由新华社发布的，全文如下：新华社（1991年）6月4日电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

时下正值串联高峰，成千上万名红卫兵在这里汇集成汹涌的人潮，我夹在其中，脚不沾地身不由己地随着人潮涌动，涌入站台，涌向天桥。这天桥是日军侵华时的旧物，木质结构，且已发朽。人上多了就摇摇晃晃，吱吱作响，偏偏那头的门又是琐住的，上去的人走不掉，这边的人还打着号子拼命往上涌，片刻工夫，桥上的人挤的爆满有人开始尖叫、嚎哭。当时我刚刚踩上这边的阶梯，猛见得那头的门轰然断裂，有数百人从断裂处翻滚坠落下去，形成一道人的瀑布，带着惨烈的哀号，桥下顿时堆起了一座人山。人潮停止了涌动，人们被自己制造的惨象吓呆了……

60年代初期的3年困难时期，十四级以上干部都有一张内部供应卡可以到内部商店购买一定数量的香烟、黄豆、白糖和糕点。在细粮、肉禽蛋奶供应数量上，高干们更是比老百姓要优惠得多。当时总参机关事务管理局还经常组织警卫战士到内蒙草原用机枪打草原黄羊（由于数量逐年下降，已经成为稀有物种。），回来后按级别分给各级领导。

在林彪事件之前的中共党内斗争，虽然也有幕后密谋，但最后总要拿到台前正面交锋后，失败一方作公开检讨，下台走人。林彪事件却采取不照面、打暗拳的方式。如果说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还带有路线和思想之争的话，毛林之争就完全是围绕权力的一场较量，因为林彪至死也没有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

文革中，有人揭发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不轨搞女人等问题，林彪为之辩曰：“要注意政治大节，不要纠缠于生活小节。”因此，周恩来称邱会作是最好的后勤部长，这也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本博秦全耀年轻时曾在总后系统工作过十多年，听到邱会作的风流韵事特别多。但有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党中央的一致看法，这种维护通奸特权的理论不但官员说得出来，奇怪的是广大人民还能接受。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国度，洗脑居然能把马洗成牛......老秦的一个在总后工作的街坊王大贞就因为贴了邱会作耍流氓的大字报，被隔离办学习班活活打杀。

自杀是天大的事，平常日子，家中如若有人想不开，家人发现苗头，都要百般劝说并严加防范的。但文革时期，家中有人想自杀却很容易引起共鸣，你不想活了，我也不想活了，不如大家一起死算了。这种高度一致的协议很容易就达成了，这也叫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啊！文革中有无数夫妻、家人一起赴死的例子。比如著名翻译家傅雷夫妻，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夫妻等等都是夫唱妻随，共赴黄泉路。顾圣婴心肠比闻捷狠，薛寿虎又比顾圣婴心肠狠，有没有人比薛寿虎的心肠还要狠？有啊！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郭兴福。

文革并未远去。对于持续十年之久、毁灭民族文化、扭曲几代人灵魂、颠倒黑白、泯灭良知的恶浪，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看明真相、汲取教训。在那场浩劫中，到底发生了哪些丑剧、悲剧，留下了怎样的深刻教训？在恶意的挑动下，群众斗争群众，阵地和角色不断变换，今天的整人者，就是明天的被害者。揭发批斗，周而复始，“乐此不疲”。

几十年来，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中共老干部，都对文革深恶痛绝，口诛笔伐，而对于三年大饥荒，大部分干部缄默不语，讳莫如深，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文革是毛泽东一个人整全党的干部、折腾全国的老百姓，大家可以把责任推到毛泽东一个人的身上。而大饥荒是全党干部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坑害全国的老百姓，各级干部几乎人人有责，人人有罪

1945年7月在莫斯科，林琳（左）、孙维世（中）、林利（右）合影。（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会见史达林，孙维世担任代表团的翻译组长，一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做机要工作。但是，孙维世不会想到，正是这次工作经历，多年以后竟成了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