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共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文革”期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关单监长达八年。他透露，“文革”期间，秦城共关了502人，高层干部有一半多，死在里面的近三十人，被打伤致残的二十多人，得精神病的近六十人。图为秦城监狱大门。（网络图片） 原中共中组...

现在已有证据说明，周恩来文革中收容贺龙，又代表毛宣示贺的问题，亲自将贺送去隔离审查，完全不是当局说被林彪派人抓走。

我们吃过忆苦饭，那是由糠和烂菜叶子混合而成的窝窝，还听老工人、老贫农上台控诉旧社会，但每次控诉都是老一套，所以不生动、也不感人，尽管大家口号震天，但除了几个特别爱表现的同学痛哭流涕外，其他人好像无动于衷。尤其是忆苦饭，有的同学因为家境困苦，天天吃窝头加盐水，而且还吃不饱，所以也没觉得苦到哪里去。那时有一句话很流行，叫“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好像泡在了蜜罐里”，可有的同学就说还从来没吃过蜜呢。

我一生也干了两件事。一个是牺牲自己，为四万多中国人争取到了定居澳洲。不似中国人，胜似中国人！另一个是发起并成功抵制了澳洲颂毛音乐会。两件事都成功了！

在毛泽东时代，许多所谓“有历史问题”随时会被打入深渊的人往往表现比“历史清白”的人更左更激进，甘心作毛泽东绞肉机一个杀人齿轮，以残酷打击迫害比自己境况更不如的人来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以求自保。

十年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由领导人错误发动的一场最大的人间浩劫。有一位哲人曾比喻说：毛泽东在当时把被中国人禁锢了几千年的妖魔鬼怪放了出来，让他们在人间合法地横行无阻。看看下面这个悲剧，正是在当年领导人口号指引下发生的……

黄赤波在任期间，每次毛泽东、江青到上海，他都是鞍前马后为其安全操碎了心。然而，在文革后的1968年2月，他却被以对毛、江搞窃听的罪名关押进北京监狱，饱受折磨和摧残，导致在1975年出狱时，十根肋骨折断，一身是病，1978年过早死去。

文革结束后成立的“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武斗事件调查组”，于1978年6月-1979年8月，经向当事人了解情况、经整理相关材料、复核有关资料后统计出：从1966年至1975年间，向当地革命委员会、政法部门、军管会(组)报案、备案，伤亡10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57227件，其中伤亡100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9790件，地方驻军奉命介入的事件有2355件;申报、报案亲属失踪的有227300多人。

没有人对全家11口人的死亡表示哀悼，更没有追查过打人的凶手，没有追查抄家时物资的流失，没有追查极左分子逼死人命的任何责任。打人抄家时，成百上千的英雄；落实所谓政策时，没有一个责任人。冤无头，债无主。领导说是“四人帮”干的，告诉他们要正确对待。正确对待的意思说白了就是：人死了，就死了，不要有恨气；抄的东西抄了，就抄了，不要有怨气；当年批了你、斗了你、打了你就算了，不要有怒气。不仅不应有气，还要感谢他们为你平了反，给了你第二次生命。

文革时，筷子头上有枪声，到处都是阶级斗争。一家工厂生产一种东方红牌鞋油，一天，人们突然联想到“东方红”装的却是黑鞋油，这不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嘛。于是根据这样的逻辑，浙江省又抓出了三款反革命香烟，向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献礼。

东陵盗墓事件另有玄机。这个玄机是什么呢?就是孙只盗了清东陵15座陵墓中的两座，除顺治皇帝的孝陵外，其余的12座都是共产党“冀东军区第十五军分区”盗掘的。对这一惊天动地的盗陵事件，1949年后 的中国史学界一直未有文章刊载，知情者也都三缄其口。只有台湾的中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才轻描淡写地记了一笔：(中华民国 三十五年)12月5日：共军曹志福开始盗东陵，康熙、咸丰、同治三陵(12月25日毕)。

年初北京著名的老卞仲耘红卫兵宋彬彬突然召集了一个文革道歉会，向她的母校北师大女附中在文革中遭受暴力迫害的教师们道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议论，从该校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女教师案，到整个文革的反思、对共产党、毛泽东的评说，尤其在网络上达到罕见的热烈程度。冲...

【刘伯勤，文物保护工作者。1952年出生，“文革”中曾下乡插队、在济南火车站做工，1978年入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82年毕业，先后在济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济南市文化局从事文物保护、管理工作。2007年退居二线，参与地方文献整理。2012...

像卞仲耘这样的学校领导，昔日在一般学生心目中是党的化身，现在虽被当作“黑帮”揪出，但那种敬畏之感一下子恐怕还去不掉，至少是不敢对他们大打出手朝死里整。只有那些高干子女，仗着自己父母的显赫权势，过去就不把区区中学校长放在眼里，尽管这些学校领导过去对他们恩宠有加，但是，当他们发现在这些学校领导身上滥施淫威最足以显示他们革命小将的的优越，他们就毫不留情地把这些学校领导当作了自己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批祭品。

孟爽，文工团孔雀公主，1966年9月晚演出归来摸黑开台灯时不小心碰碎毛主席石膏像，在偷埋碎片时被人发现。文工团设立专案小组对她暴力审讯42天，吊打、大头钉扎脚、烟头烫腿肚、挨饿、强奸、灌屎尿致其昏死，要她承认“对毛主席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熬刑不过的她用一块垫床脚砖头砸裂脑袋而死。

1966年8月红卫兵发布通告，命令北京私房主上缴房产证，拒绝者被抄家、殴打，甚至被活活打死。在这种恐怖中，北京有52万间私房被没收，有十万人被剥夺了全部财产驱逐出北京城，一个人只准带一个锅一个碗下放外地农村。与此同时，上海市没收私房124万多平方米，天津市没收私房近5万间......当年很多私房主本身就是普通的市民，是靠几代人的辛苦积攒才置下房产!即使是地主老财就可以非法剥夺他们的合法财产?当年很多参与查没私产的人，现在自己也遭受到强拆等侵害私权的暴行欲哭无泪，何等的讽刺和悲哀!

胡适当时被称为“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作为胡适的儿子，胡思杜背负着与生俱来的罪孽。但他急切的想要融入新的社会，想要被新的政权肯定。他写了一份思想报告《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叛》，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胡思杜在文章里有些话是很伤人的，直接将父亲胡适斥为国民党的“忠实走狗”；说胡适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并开列了这位“战犯”的种种罪状，如“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利益密切的结合”、“甘心为美国服务”等。

马思聪的出逃株连了马家亲戚朋友数十人。马思聪的岳母、侄女、厨师被迫害致死；大哥的两个儿子被判处十二年和七年徒刑；另一个侄子被打致残；妻弟王恒、王友刚、弟媳何琼被判刑、管制。马思聪的二哥、上海外语学院教师马思武不堪折磨，跳楼自杀。消息传至美国，马思聪在日记里悲愤地写到：“国内人民何辜？遭此大劫。我家人何罪，也不免于家散人亡。”

中宣部一直是负责把握舆论导向，坚持新闻媒体为党服务的一个部门。1966年文革初期，毛泽东指出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副部长姚臻、大笔杆子刘克林和王宗一同年被逼自杀，中宣部两百多工作人员被下放宁夏贺兰山脚下的“五七干校”，统统成了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