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屹立不倒〞的厚黑功夫 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天起，周恩来就是党员。从一九二七年开始，他一直处于中共党政军最高决策机构。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直至一九七六年去世为止。在将近六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亲身经历无数次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

从上海传来了一个让宋庆龄五脏俱焚的消息：上海万国公墓被上海红卫兵视为埋葬旧社会资产阶级的坟墓而惨遭破坏，被埋葬于此的宋庆龄的双亲宋嘉树、倪桂珍的坟墓也没能逃脱厄运，被红卫兵连棺木都翻捣了出来，还来了个扬尸抛骨。《宋庆龄传》如此记述道：“墓地遭破坏的照片从上海寄到北京时，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看到她精神上支持不住而痛哭起来。”

《炎黄春秋》二○○九年曾发表杨尚昆一九八六年应「张闻天选集组」请求作的一次谈话，最近有人将杨尚昆讲话放上网广为流传。杨这篇讲话披露中共党内许多内情，对毛泽东批得很厉害，他指责毛泽东反复无常，一会这样说，一会那样说，让人不知所措，颠三倒四的「折腾」干部。

“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摧残文化的“革命”，大量文物古迹被破坏。旅游胜地香山、碧云寺、卧佛寺、潭柘寺等古迹，被加上封资修的罪名，肆意破坏了。1300多年的古刹戒台寺，数以千计的小佛和大佛，全都被砸了。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全市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被毁掉，各类文物53万8千件被毁掉。这些都是永不再生的国宝!

曾山解释说，他在新四军军部当组织部长的时候，按照延安党中央的指示，确实和日本方面的人员有过接触，但这是抗日活动的组成部分(祝春亭注：滑天下之大稽，与日本秘密接触和睦相处，竟然是抗日活动的组成部分?)，整个活动安排都及时用电报向中共中央作了请示，并得到批准。

全公社的贫下中农推荐，就变成公社书记一人推荐。书记推荐谁，就看谁与书记关系最亲，就看谁的贿赂最有档次了。在能否上大学上，潜规则如此起作用，也是史无前例的。所以，“文革”期间，在上大学一事上，两种意义上的“史无前例”都有典型表现。若从性别上区分，则有男女之别。男知青要上大学，要以钱物通关，女知青则有时不免要献上身体。当然不只是上大学。下乡知青要上调回城，要请假回家，甚至仅仅是为免受刁难、欺侮，男也要献物，女也要献身。“文革”期间，被当地干部“潜规则”过的女知青，不知凡几。

令人惊奇的是：假话讲得多了，便习惯成自然起来。不会产生任何的不安和痛苦感。有时，还会陷入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中——例如：虽然我心中对经常饿肚子的日子多有怨言，但是，当听到老师告诉我们：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还没有〝解放〞，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牛马不如〞的痛苦生活……这时，我顿时忘记了自己经常饿肚子的尴尬，心中产生出一种无比的〝幸福〞感来

从未想到要坐共产党自己的大牢吴法宪在林彪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两周被捕，一九八一年一月以“反革命集团主犯”罪。在回忆录中，他说：“我十五岁起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毛泽东，几十年的枪林弹雨，拼命工作，什么样的危险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后果都想到过，也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而献身。但是唯独没有想过，要为党的事业这样‘献身’，要坐共产党自己的大牢。要做一个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大坏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这样的折磨!”

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带着其夫人、儿子、女儿，在新州登上了新州渔轮厂的电动拖船“002号”。这次偷渡的组织者为广州一街道服务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号”拖船的司机何炳权，船是他们偷出来的，乘坐者共5户13人。

在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时代背景下，梁效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也是险恶的，对于文革浩劫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文革之后，由于官方并未认真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梁效的阴魂常常游荡在神州大地。这是中国当代史也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个奇特悲剧性的人文事件。梁效“忠诚”祖国和民族，狂热地卷入了宫廷内斗之中，认定党内国内还有很多坏人恶人，而只有他们才是真理的化身！

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是文革的受害者，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往往是矛盾和吊诡的。在中共多年的政治运动中，中共党内的受害者并不只有单一的身份，他们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识形态上，和迫害者并没有任何不同。王光美无疑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但是她又同时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

在政治话语取得绝对霸权的社会里，留给个人的仅有一条狭窄的宣泄渠道，就是谈性和性交，于是这条渠道便汹涌澎湃，一泄千里，不可收拾。这部分的恶性膨胀势必挤占了伦理道德升华的空间。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朝代、一种机制能把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场所变成群体性的娱乐场所，而且在这种场所中如果正常谈论社会、时事、人生、友情，甚至自我发挥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都可能有“传播小道消息”、“拉帮结派”、“散布反动言论”、“诋毁毛泽东思想”之嫌而招来麻烦，只有谈论性交最安全。越下流就离政治越远、越保险。

其实，毛泽东自己从不讳言、更自傲于他自己的非理性行为。例如，在“文革”中他曾公开自喻为，“我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2] 作为20世纪最大的独裁者，他的种种非理性行为导致了中华民族甚至是整个当代世界史上最大的灾难。显然，对毛泽东的研究，非常有必要从理性层面的思考，拓展到非理性层面的辨析。本文是笔者在这方面的一个初步尝试。

一位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赴京履职仅仅半年，未经任何正式的中央会议，连下达一份中央文件的简单程序都被忽略掉的情况下，被毛泽东在家庭宴会上说的一句话，就被蛮横地打倒了。 文革中被打倒的人多不胜数，“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杨余傅”“打倒王关戚”都...

沿着巴黎公社的轨迹，后来发生了一些革命，包括十月革命，波尔布特的革命，实际上是走进了人类文明的岔道。权力更集中，更不受制约，还造成大量的血腥屠杀和灾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大倒退。我们不能罔顾这些事实，还去留恋巴黎公社。

大概“文化大革命”所有的帽子都给我戴遍了。我成了北京大学集戴帽子之大成的显赫人物!

1989年离我们并不远。28年前，我也曾是个大学生，我有幸活到了今天，成为社会精英，当年又是多少未来的精英走不到今天，他们惨死在坦克车无情的铁皮下，多少白发人在过去这28年来魂牵梦系他们的孩子──究竟都到哪去了？

邓拓：1912年生，福建闽侯人。1930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等职。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5月16日，戚本禹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拓，称邓拓“是一个叛徒”;5月17日晚，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

我不知道骆驼何时会被压垮，但我知道骆驼一定会垮。所以，我把自己当做一棵稻草，愤怒的压在骆驼身上。不要问骆驼怎么还没垮，因为你还没有压上，他还没有压上，更多的人还没有压上。一棵稻草虽然微不足道，但是，当无数的稻草云集，那就是天地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