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毛泽东病重期间，周恩来的精神压力比任何人都大，也更槽。因此后来当毛一度昏厥时，闻讯赶来的周氏心情紧张到了极点，以至当场大小便失禁，许久下不了车。

1956年，土改、镇反、工商改造完成，毛觉得江山坐稳了，想显示皇恩浩荡，提出言者无罪。可知识分子猜不透毛的心思，你给我根竿子，我就往上爬。于是大胆进谏，甚至提出要搞民主。毛被激怒了，开始反右。他怕别人骂他出尔反尔，称这一招叫引蛇出洞。所以，他们说啥都别信。信它一成，死因不明。

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和美女翻译吴莉莉打得火热，引发贺子珍大闹窑洞，惊动中共高层。此后贺远赴苏联，而吴莉莉则下嫁国民党军人张研田，中共建政后随夫去了台湾。

为林彪翻案——是好多年的一个话题，对此，我一直兴趣不大。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案发的巨大震撼，至今历历在目。林彪的叛逃和那份“五七一工程纪要”、对文革的否定、神话的破产，客观上是无法想象的贡献。但是，林彪作为我们曾经天天祝他“永远健康”的毛的头号帮凶，把...

周恩来的日记里对自己和深爱着的学弟分离难过得要死要活，他和同性老师的隐讳关系及后来与在中国的同性恋“国际友人”之间周旋有详细叙述。他的南开同学曾说他极度厌倦女性，在学校演出戏剧时最常扮演的角色是女性，而且演得惟妙惟肖。和邓颖超的新婚之夜拒绝进洞房，及后来其非正常的夫妻关系和生活细节等，都明显看出周是位同性恋。

很多中共党员其实都没有后来的中共教科书说的那样英勇无畏。象后来的向忠发就是这样。甚至毛泽东也曾经被捕过，并很可能因此而导致另一领导人被抓，但他自己一直对被捕后如何逃脱的情形轻轻带过，讳莫如深。而周恩来脱党的“伍豪事件”，毛和周本人都极端重视。

周恩来比林彪更早一些介入了毛泽东的文革运动，且周恩来在文革时期一系列重大事件上发挥了比林彪更重要的作用。周恩来介入文革的时间比林彪更长，林彪只趟了5年文革浑水，可周却趟了几近10年。林彪文革中的作用基本上局限在军队内部，“三支两军”后军队开始介入地方的文化革命运动，但林彪涉及并不多，而周恩来在文革的作用则更广泛、更深入、更持久。周恩来在文革中从未提出过任何大政方针，也不敢公开抵制江青为首的“上海帮”，而林彪则敢于反“上海帮”，坚决有效地抵制了江青试图插手军权的企图。

事实证明，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期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互相尊重与支持，且持有基本一致的治国理念，这层关系实际上一直持续倒“913事件”的前夜。现在中共将周恩来与林彪关系解释为周恩来与林彪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一说法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是无视事实和有意误导视听，无非就是想人为地区分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一方面拔高周恩来的伟人形象，另一方面则继续抹黑林彪，让林彪充当毛泽东文革罪孽的替罪羊。

文革中周恩来在毛泽东允许的范围内保护了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党外人士，还有一些毛并不想彻底打倒的人，如邓小平等，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通融照顾。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泽东决定，周恩来执行。毛泽东不决定，周恩来不敢也不能去做，重要干部他不能决定。反之也一样，毛泽东坚决打倒的人，周不会伸以援手予以保护。大陆党史学界有意用所谓周恩来保护了一些老干部来掩盖周恩来的确参与迫害老干部之事，这无非还是为尊者讳，将迫害老干部的罪名转嫁到林彪的头上，希图掩盖历史事实罢了。

周恩来是一个深得厚黑精髓的人物，为人处事总是手腕非常圆通，善于左右逢源，执两用中，用他自己的自夸的话说，就是“天性富于调和”，善于在各种矛盾的对立冲突中保持自身的平衡，还得了一个“不倒翁”的名号。他在努力说服自己在政治上跟毛泽东走的同时，又有意无意地把他自己摆在一种“跟不上”的位置上，小心翼翼地同毛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在贯彻毛的意图，充当文革执行者的同时，又尽力支撑危局，扮演了文革补救者的角色，对毛的极端，文革的狂暴起到了某种缓冲制衡的作用。

“闻天反对大吃大喝，说宴请要简单些，这就同周总理有矛盾。周总理觉得中国是大国，要吃得好，要吃鱼翅海参，每次宴会都要上茅台，表示中国的气派。在这个问题上，闻天和周总理两个人不合拍。总理就是好排场，这同他的官僚出身有关。当年他就要我带头穿绸缎。“

在文革开展这段时期内，无论是周恩来还是林彪，都不可能自外于这场运动，也不可能公开表示对文革的异议或反对，但对比周恩来与林彪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显然，周恩来更像一个谨小慎微的小媳妇忠心耿耿地侍奉毛江这对恶婆婆，而林彪则不大买江青和中央文革的账，对江青插手军队之事处处提防。

国内的学者们无论怎样为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言行辩护，都无法抹杀一个事实，即周恩来的的确确积极参与和推动了“文革”的发展。众所周知，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大管家，毛泽东的许多设想最后都是通过周恩来具体操办予以实现，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谋事在毛，成事在周”。

从德国的经验来看三峡水库投入运行后，大坝下游洪水传播时间明显缩短，宜昌至石首的洪水总传播时间由天然洪水的30小时左右缩短为6小时，直接威胁长江防洪安全。这是程海云等学者想告诉大家的：三峡工程泄洪猛于虎也。

对没有参加八一暴动的中共独裁者毛泽东，这一直是他心中一根刺。毛认为，他在该年搞的一个湖南秋收农民暴动才是中共的第一支武装，对八一建军节是很不服气的，发动文化大革命后，正好以打倒贺龙否定了八一南昌暴动的意义，然后篡改历史，号称他自己才是中共武装起义的首始人。贺龙向当年拉他入中共为中共卖命的周恩来求救，但周恩来为了自保，将逃到他家的贺龙交了出去，并亲自在逮捕贺龙的文件上签名批准。

文革期间，被投入监狱的上层人物，大多由周恩来下令逮捕。包括贺龙、王光美、杨成武、余力金、傅崇碧等。最后中共中央专案组罗织罪名要求处王光美于死刑，都有周恩来的批准签字。1968年9月25日，周恩来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在刘少奇“罪证材料”上批道：“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习仲勋是被用“宣传高岗”的名义搞垮的，因此高岗与习仲勋的关系自然也就是重中之重。应该说，打倒习仲勋是毛泽东、刘少奇在政治上的最后一次“合作”，但几年以后，刘少奇就成了他口口声声批判的“彭、高、习”的“总后台”。

康生（1898-1975）是文革期间中共极为重要的核心领导层成员，同时，也是一个至今尚未研究透彻的人物。 一九八〇年十月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如此评价康生： “康生，一八九八年生，一九七五年病死。山东省胶南县人。...

一个历史时期走到末路时，统治集团内部一定会出现种种乱象，像晚明时所谓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大疑案，搞得明朝末年统治集团内一片乱象，为明朝的崩溃埋下了伏笔。文革后期，中国政坛上也出现了中共三位重要官员离奇死亡的事件。当时社会上传言纷纷，老百姓演绎出许多...

任务完成后，周恩来冷漠地望了望赵容，像是在跟他说话，但又像是跟自己说话似的，自言自语地讲：“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万不得已，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今后历史将怎样看待我们呢？”大概讲了这句话后才可以稍微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一九三一年在甘斯东路爱棠村、新闸路、武定路等地挖掘这些尸体时，共挖出叁、四十具，都是周恩来领导下的这个“锄奸”的战果。当时哄动了整个上海。